浅析阿伦特理想的公民美德

时间:2022-05-26 08:33:25

【摘要】本文在理解公民美德含义基础上,重点探讨了阿伦特理想公民美德的基础与内容。

【关键词】阿伦特;公民精神;公共领域

【中图分类号】B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2-0124-1.5

所谓公民美德,是指“任何人公共事务的关切,以及参与公共事务,并由此所表现的‘卓越’之言行”。而判断“公民美德”的基本的标准在于,公民言行之践履是否具有“伟大”的品质。它作为社会或国家之公民的个体在其遵循或履行社会公共伦理规范的实践中,逐渐养成的具有公共普世意义的美德,是通过内心激发而得以生成,并通过自我的表现即追求共同体给予的认同得以彰显。而阿伦特意义上的公民美德更注重公民本体意义,是建立在公民个体的个性化反思与判断上的。笔者试图从基础与内容两个方面更好地理解阿伦特理想的公民美德

一、理想公民美德的基础:公共领域

古典时代,相对于丰富多彩的公共生活,私人生活实际上蕴含着一种“被剥夺感”。私人生活的贫乏在于他人的缺席,以致私人无法显现,从而他存在就如同不存在一样。因而公民就需要有一个公共领域作为他们彰显品质和美德的平台。在这里,公民“以抵御个人生活的空虚,为有死之人保留了相对的持久性。”最终,如果没有对不朽的追求和超越,那就没有政治,严格来说也就没有共同世界和公共领域,由此公共领域和不朽的公民行动和公民美德相互依存。

公共领域特征在于最大程度上的公开,意味着它为我们所共有。公开性就是我们在此被各自看到和听到的情形下构成存在的“实在”,且只有这些能够被看到和听到的东西才能够在此公共领域中存在。公共领域的共有,表明是组成公共领域的平等和自由的公民共同拥有这样的公共领域,没有人可以独占公共领域,而一旦脱离公共领域,也就意味着不再拥有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所展现出的共有世界是一种“介于之间”的东西,“在世界上一起生活,根本上意味着一个事物世界存在于共同拥有它们的人们中间,仿佛一张桌子置于围桌而坐的人们之间。”

因此,阿伦特渴望创设了持久稳定的宪法,以乡镇为平台,围绕乡镇公共事务,每个公民可以对公民事务实现完全的参与,实现了真正意义上公民行动的公共领域的创设。而不能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没有能够创设完善的公共领域和制度架构,使得本身有着无限发展可能和无限能量的革命行动一发而不可收拾,任其横行无阻,最后吞噬了整个世界。

二、理想公民美德的内容

公共领域的架构是基础性的条件,其维系是与公民行动密不可分的。但有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形式并非意味着公民美德即将来临。那么,到底什么才是阿伦特完整意义上的公民美德呢?

(一)作为公民美德的勇气及其限度

对公民个体而言,离开家庭(最初是为了从事某个冒险和光荣的事业,后来纯粹是为了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城邦事务)需要勇气,因为只有在家庭中,一个人首要考虑自己的生命存亡。因而勇气是首要的政治德性,只有拥有它的人才被允许进入一个在内容和目的上都是政治性的伙伴团体。在阿伦特看来,进入公共领域需要作为公民美德的公民勇气,但是把控公共领域不受生命需求、社会问题的困扰,即坚决维护公私领域的界限,需要更为崇高的公民勇气。勇气是自由人在公共领域中言行的公民行动所表现出来的,一旦“勇气”过度而蕴含暴力或以某种支配为基础,它就悄悄地从公共领域溜走了。

(二)与公民美德同一的公民行动及其补救

作为言行而彰显的公民行动乃是人类活动的最高形式,是在公共领域中复数人中间展开的活动。公民在自我彰显、呈现自我、追求卓越、追求不朽的过程中,公民美德不断呈现。因此,公民行动和公民美德是同一的。首先作为公民美德彰显的基础性条件―公共领域同时也是公民行动的基本前提和发生的场域。其次,通过公民行动不仅回答了“我是谁”,而且充分展露了我们的个性。尽管公民的个性是极其难以控制,包括自己在内,甚至连自己在很多情景下都是在公共领域中自然表露的,这样的表露显然是自我难以把控的,但是在公共领域中却可能被其他的公民轻易捕捉。再次,公民美德与公民行动是难以定义的、不确定的,都是通过故事的形式,在公共领域的公民网络关系之间被讲述。

公民行动本身蕴含着美德性,并不意味着公民行动总是积极向上、毫无瑕疵的。因而通过作为公民美德的宽恕和信守承诺来补救行动的不可逆性和不确定性。约束性的承诺和宽恕在很多时候恰恰可能开启新的创造性行动的可能性,即以承诺契约之举,开创新的公共领域。

(三)思考的功能与政治意义

思考是无处不在的,是人人都可以也应该具有的能力,而且思考不仅与存在同在,同时也是人的现实感、共同感和经验的来源。尽管思考可能因刨根问底而颠覆一切既定的价值评判、道德准则,但是普遍无思,会缺乏是非曲直的判断能力,进而导致道德沦丧。

政治实践或政治行动与人的思维活动之间并非直接的沟通,要通过判断力作为中介进行连接。思维活动是本我的活动,是寄予良知和道德品行的活动,但是思维不能直接带来政治的行动,只能作为反思性判断为的前提。反思性判断是行动者在公共领域里审议和讨论公共事务议题,以及形成“公共意见”的枢纽。它是基于特殊,又能够上升为普遍性的规律或论断的能力。而反思性判断可以推己及人,将私人性的判断推及他人并放到公共领域中加以公开审视,也在于判断总是祈求他人的认同,即说服的过程,这就直接导向了行动本身。

【参考文献】

[1]蔡英文.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2]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收稿日期】2011年1月18日

【作者简介】陈云虎(1986- ),男,山东曲阜人,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2009级,研究方向:政治哲学。郭太龙(1984- ),男,山东临沂人,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09级,研究方向:政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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