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乡土建筑研究理论

1研究历程概述

这个时期，建筑是作为初民社会物质文化研究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并非研究的主体，也很少有建筑师参与其中。

西方乡土建筑研究的多学科参与，也与学科本身的发展进程有关。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学者们开始关注快速消失的传统乡村和传统工艺，出现了对西方本土的乡土建筑的记录研究。20世纪下半叶，乡土建筑引起了广泛关注。此时考古学、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都趋于成熟，对社会、历史、工艺等相关背景的研究积累了扎实的基础。因此，各个学科从不同角度切入乡土建筑的研究，并逐步走向多元化、综合化的趋势也就顺理成章了。而在我国，乡土建筑研究的开端伴随着连绵的战火，进展缓慢。建国后，各地建筑院校和研究机构开展了扎实的民居调查，但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发展却相对滞后，建筑学仍然是乡土建筑研究的主要学科。建筑学在我国是一个工程性学科，因此这阶段的研究主要是对形式、空间、材料、结构等物质层面的研究，对历史、文化、行为等非物质层面关注较少；加上20世纪60、70年代的动乱，这批研究成果大多在80年代才陆续整理出版并产生广泛的影响。80年代后期，建筑学才开始引入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也开始逐渐涉及建筑研究。相对而言，我国乡土建筑研究的多学科局面尚在形成当中。

2乡土建筑的术语和概念

西方的建筑学和建筑师职业虽然历史悠久，但是长期以来建筑学的主要关注对象都是象征权力和财富的建筑，比如宫殿、寺庙、教堂、剧院等等，而建筑师也是作为一个精英职业而存在。由居住者和当地工匠建造的住宅等日常建筑虽然构成了建成环境的主体，却长期为建筑师和学者们所忽视，在很长时间内，对这类建筑的称谓纷繁多样，没有形成被广泛认可的专有名词。这些称谓包括：primitivearchitecture，这个词往往与civilized相对而含有价值贬低的含义；shelter，强调了基本动机但多指简陋的构筑物；indigenousarchitecture，无法涵盖随人群迁徙或受到外来影响形成的建筑；anonymous/spontaneousarchitecture，与精英建筑师的建筑相对而带有价值判断的色彩；peasant/ruralarchitecture，定义过于狭窄；traditionalarchitecture，也同时被广泛用于纪念性建筑和建筑师建筑；folkarchitecture，只在美国流行。直到20世纪50年代，vernaculararchitecture才成为广泛使用的主要术语。[1]

vernacular一词17世纪早期来源于拉丁语的vernaculus，意思是domestic,native，原常用于语言学。其词义与本土的，日常的，普遍的这些意思密切相关。关于“vernaculararchitecture”的概念，建筑史学家保罗·奥利弗[1]和罗纳德·布鲁斯基尔[1]都进行过讨论2)，目前公认的定义和标准则是来自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乡土遗产保护》（CharterontheBuiltVernacularHeritage），其中“乡土建造”（vernacularbuilding）的定义是“社群居民为自己建造居所的传统、自然的方式3）”，乡土建筑的辨识有6条标准：

a.社群共享的建造方式（Amannerofbuildingsharedbythecommunity）；

b.与环境相呼应的、可识别的地方或地域特色（Arecognizablelocalorregionalcharacterresponsivetotheenvironment）；

c.风格、形式、外观与传统建筑类型之使用方式的一致性（Coherenceofstyle,formandappearance,ortheuseoftraditionallyestablishedbuildingtypes）；

d.通过非正式途径传承的传统设计与建造技艺（Traditionalexpertiseindesignandconstructionwhichistransmittedinformally）；

e.对功能，以及社会与环境的限制有效的应答（Aneffectiveresponsetofunctional,socialandenvironmentalconstraints）；

f.对传统建造系统和工艺的有效应用（Theeffectiveapplicationoftraditionalconstructionsystemsandcrafts）。

在具体的研究中，不同国家的研究范畴又有所不同。在英国等一些欧洲国家，学界普遍以铁路的修建作为乡土传统（vernaculartradition）终结的标志：当材料可以自由流通，建筑的本土性便失去了。铁路在欧洲各国的普及大多在20世纪中叶，这样的概念划定基本上把这些国家的乡土建筑研究的对象时期限定在了20世纪60年代之前。而各学科蓬勃发展并广泛关注乡土建筑领域则是在60年代后，因此，英国等欧洲国家对自身文化内部的乡土建筑研究实际上错过了对形成机制进行活态研究的最佳时期，因而多偏向于历史研究和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等方面。而美国学界则把视野扩展到了当代社会的日常建筑，如居民的自建住宅、零售商店等等，乡土建筑不再仅仅是特定历史时期的遗存，而是紧密地与常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这种从静止转向动态的历史观，以及将传统视为一个连续前行之概念的观点，形成了乡土建筑的研究在当代的生长点，使研究得以随时代不断前行。因此，这种观念下的乡土建筑研究不再限于历史，而是与当下的人与社会、生活和行为密切相关。

3建筑学与乡土建筑研究

建筑学在西方虽然历史悠久，但传统建筑学关注的主要是纪念性的宏大建筑与精英建筑师的作品。直到19世纪末，郊区建设扩张，工匠技艺被机器设备取代，乡土建筑在城市化中快速消失，对乡土建筑的研究才伴随着怀旧情绪陆续开始。从19世纪后半叶持续到20世纪前半叶的工艺美术运动，从不列颠诸岛扩展到欧洲和北美，使建筑师们开始关注日常建筑和传统手工艺，也对乡土建筑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到20世纪中叶，对乡土建筑实体与空间的记录分析已经比较完善了4）。这个阶段的研究，多是对某个地区乡土建筑的历史、形式、空间以及结构、工艺等进行记录、描述和梳理，主要关注建筑本身，对建筑所处的语境尚未深入探讨。

1964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展览“没有建筑师的建筑”（ArchitectureWithoutArchitects）。虽然这场展览及此后的同名著作以艺术性为主，并未追求学术深度，但是却极大地引起了人们对乡土建筑的关注。在那之后，涌现出了众多乡土建筑的研究著作。

一方面，地区性研究的完善为综合性著作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这里必须提及的一位作者是保罗·奥利弗，他是推动20世纪乡土建筑研究的先锋学者，著作丰富。他主编的《乡土建筑百科全书》，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巨著，其贡献不仅在于结合文化、气候、地理建立了全球性的地区框架，为后人提供了系统、丰富、实用的乡土建筑资料库，更重要的是，全书组织材料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纲领。研究者可以从中了解不同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知晓已有研究之源流、思考未来研究之去向。这部百科全书代表了一种在更广泛的多文化范围内比较和思考乡土建筑的趋向，类似的综合性著作还有理查德·布兰顿的《家屋比较研究》（HousesandHouseholds:AComparativeStudy），约翰·梅的《手工艺建筑》（HandmadeHouses&OtherBuildings）等等。

另一方面，正如拉普普特所言，随着对乡土建筑的一般性研究基本完善，研究工作进入了更加综合化、理论化的“问题导向性阶段”[3]。对乡土建筑应用实践的研究就是其中一个方向。例如，建筑师哈桑·法赛通过分析埃及乡土建筑在形式、材料处理等方面的经验，总结出了在干热气候中调节和控制光、热、风、湿度，形成良好微气候环境的一系列措施。许多建筑师也十分关注乡土建筑，现代建筑师格罗皮乌斯就是“没有建筑师的建筑”这项研究获得资助的重要推荐人之一，阿道夫·路斯、弗兰克·赖特、路易斯·巴拉干等人也对乡土建筑褒扬有加。乡土建筑应对需求、适应环境、注重实用功能、强调资源和材料利用的经济性，这似乎与许多现代建筑师的观点不谋而合。

乡土建筑的保护也也是应用性研究的重要主题。以英国为例，保护工作除了宏观层面的思考外，还包括许多具体、切实的研究。例如，杰克·鲍耶针对乡土建筑修复中标准模糊、材料难以寻找、信息资源分散等问题，对各个部位的修复技术做法进行了探讨，并将相关的标准条例以及材料供应商、工匠和专家机构的信息汇总到一起，形成了对实际工作有切实参考价值的技术手册[4]，这些工作是我国乡土建筑研究中相对缺乏的。

4人类学与乡土建筑研究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从初民社会（primitivesociety）开始，逐步扩展到农民社会和城市生活。在长期的学科实践中，人类学发展出了一套系统的田野调查方法，十分适合于了解乡土建筑及其所在的乡土社会。保罗·奥利弗就认为，建筑学与人类学结合为主、并借鉴历史学和地理学，可能是最适合乡土建筑的研究方法[5]。事实上，人类学也是最早参与乡土建筑研究的学科之一。

多样化的建筑的成因一直是人类学建筑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路易斯·亨利·摩根早在19世纪对印第安人的研究中，就把他们的房屋描绘为其习俗、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在物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指出了社会形态是建筑形式的一个重要成因[6]。另一位著名的作者是阿莫斯·拉普普特，他根据建筑所处的社会形态，尤其是建造过程中的分工程度和角色关系，把建筑分为了原始建筑（primitivearchitecture），风土建筑（vernaculararchitecture）和风雅建筑（high-stylearchitecture）三个阶段；他认为，物理和经济因素提供了解决需求的建筑形式可能的范围，而文化最终决定了人们在其中的选择[7]。因此，建筑不仅是物质材料的集合体，更是特定文化背景下人类行为的产物。拉普普特这种将建筑与行为以及行为中的人际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思想，与学者诺德·埃根特与霍华德·戴维斯的观点是相近的：前者主张把建筑看成是建造行为的连续体，以建筑人类学的视角构建一个人性、包容的理论框架；后者则将建筑视为建造过程中不同角色的社会关系及其行为的产物，从而消除了“architecture”和“building”之间的意义断裂，使构成建成环境主体的日常建筑成为了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8]。

建筑中的符号与象征意义是另一个重要的主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塞尔·格里奥雷对道根人建筑的研究：他详细地描述了道根人复杂的宇宙观和创世神话是如何体现在其村庄结构、院落布局、单体形式以及建筑构件上的。在这里，建筑是描绘宇宙秩序的文本；建筑环境与习俗、仪式一起，勾画出了当地人对世界的理解[9]。此外，拉瑟对爪哇建筑的研究、卡宁汉对阿托尼建筑的研究、布迪厄对柏伯建筑的研究等，也是象征研究方面的代表作。在这些研究中，建筑往往包含着神圣/世俗、洁净/污秽、内/外、男/女等象征意义，反映了当地的文化观念。

5地理学与乡土建筑研究

建筑作为文化景观的基本元素之一，反映了人类聚落的历史遗存、当代需求与物质环境的特征，其重要性一直为人文地理学家们所强调。早在20世纪初，乡土建筑与聚落就出现在了人文地理学著作中5）。早期的研究把建筑与聚落看作物质环境的组成部分，关注它们与环境的呼应关系：人们如何应对气候、地形、材料、资源而建造居所，这些因素又是如何与生产、运输等活动相协调的。

之后，地理学家们开始引入历史的视角：建筑类型、聚落形态、土地使用情况等都是随着生活方式的构建逐步形成的，它们都是历史的载体。人们为了满足生理、社会和精神的需求对环境进行组织和改造，建筑和聚落就是这些需求和行为的物质记录，不论是过去还是当下。弗雷德·尼芬的研究是这一思路的代表作。在美国建国不久、各个文化群体还保持相对独立性的背景下，他以乡土建筑为线索，研究文化的传播过程。通过对美国各地乡土建筑的分析归类，并且将建筑形式的流行时间与西部开发、人口迁徙的时间进行比对，他梳理出了新英格兰（NewEngland）、中亚特兰大（MiddleAtlantic）、低切萨匹克（LowerChesapeake）三支传统向西传播的路径。这一传播途径与美国方言地图和社会组织的分布情况相互匹配，有力地支持了其方法和结论的可靠性，也证明了乡土建筑的确是文化的重要表征[10]。

相较于文化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的视角更加宏观，注重普遍性，因而也比建筑学更关注日常的建筑与聚落。建筑作为空间系统、文化的产物和价值观的体现，处在一个广大的环境之中；建筑与自然、社会的各个因素不是彼此孤立或单向映射的关系，而是一个复杂网络中相互影响的组成部分。例如，地理学家阿伦·诺贝尔的《传统建筑：对结构形式和文化功能的全球性调查》（Traditionalbuildings:AGlobalSurveyofStructuralFormsandCulturalFunctions）就是一部杰出的综合性著作，他既强调空间的整体性语境，也注重形式生成与历史变迁，他倡导广泛的案例与信息搜集，试图寻找乡土建筑的深层通则。

而因诸多的中国建筑研究为人熟知的罗纳德·纳普则在整体性的思想下关注了更多样化的尺度与对象，包括聚落景观、建筑形式、建造仪式与文化、象征符号与信仰等等，涉及了从宏观到微观、物质到非物质的各个方面。他的研究已经带有人文地理与人类学、建筑学结合的趋向。

6结语

总体来说，建筑学为乡土建筑研究提供了最基础、最关键的知识，建筑学的记录方法可以详尽地描绘建筑的物质形态，并根据专业判断，将研究深入到结构与构造的尺度。人类学和地理学则分别在文化维度和空间维度上扩展、丰富了乡土建筑的研究：从物质实体扩展到社会文化语境，从单体扩展到聚落甚至更为广阔的大地景观。而且，这两个学科都意识到了历史视角的重要性，对建筑与聚落动态的源流变迁给予了关注。这些研究补充了建筑图纸上无法读出的行为活动、历史变迁、象征意义以及乡土建筑的自然和社会背景。随着研究的发展，这些学科不断地相互借鉴、渗透与融合，逐步构建起综合性的研究框架，乡土建筑研究正在多学科的工作中被不断完善。

作者：潘曦 单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