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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中旬，经过“革命小将”半年多“浴血奋战”，对学校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教师和数量极其有限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斗再也找不到新意。教研室、教室被毁坏得七零八落，图书馆、实验室洗劫一空，便感到校园里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命”可革，气氛也就没那么狂热了。我们几个“非农业”学生帮附近生产队推水车浇麦田，教师们在校园里弄菜园。这时，“革命大串联”一阵风刮进校园――乘车吃饭不花钱、各地都有红卫兵接待站。我们四男三女一拍即合，打起背包，扎紧“武装带”，背上行军水壶，揣着红卫兵介绍信，踏上“革命串联”征途。

我们一行7人步行到县城，坐汽车达商丘，随即“爬进”上海达西安的红卫兵专列。那种由蒸气机拖动、吭吭唧唧半天挪不动的火车，拥挤的情形当代年轻人难以想象――座椅底下、椅背上、行李架上，角角落落都是人。更难忍受的是饥渴，出发带的几个窝窝头早已吃光，就连厕所都没一滴水。在渭南一个站停车时，看见有几个人，我急忙递上几只塘瓷缸借点自来水喝。不料那人接过瓷缸子一拐弯，到开车时也没见踪影。车厢里歌声却此起彼伏，谈笑声彻夜不断，豪情满怀的革命小将都忘记了饥渴。

抵西安我们住进十四中学。第二天，“串联”的第一个目标是西北工业大学。所谓的红卫兵串联其实没有任何制约，任凭四处窜。我对西北工大情有独钟，因为喜爱理工科，高考志愿书首选也是西北工大。校园里的钢结构专栏上、墙壁上、柏油道路上都贴满各种颜色的大字报。三五结帮来此串联的学生四处游荡，耳边是不同声音的电喇叭响，著名高校那种庄严、幽深、静谧的景象完全消失殆尽。七八个剃着阴阳头或剃光了脑袋，胸前挂着不同罪名的男女教师“牛鬼蛇神”“反动权威”正躬着身躯扫地，教学楼里散落着缺脚断腿的桌椅，让我们几个所谓的革命小将目瞪口呆。我们转了一圈，便完成了西北工大的串联。接下几天，我们便动物园、古城墙、大雁塔什么的闲逛。听说步行延安每人补贴4元钱，我们当场表示都去，每人领到4元钱。钱领到手大家一合计，去延安往返要10余天，几个窑洞没啥看头，还是赴京看重要。就打点回郑州，等待进北京的机会。去北京的专列一时等不来，我们就住进铁路中学，到处打探达北京火车的消息。一天，我们三个男生从火车站南墙爬进去侦察，恰好一列直达上海“红专列”停站，车厢里塞满了男女红卫兵。三人中王学书的爸爸是上海造纸厂技术员，我们就更想去上海，就眼巴巴的站在车窗下观望。车上几位女战友非常热情地说：“上来，一块去嘛！”我们三人相视了一下，往车窗爬，车上战友用力拉，转眼3个“裸兵”便头下脚上地进了车厢。上车后就发现问题了，我们的背包还在铁中。半途中发现站台售货亭有一种铁皮罐头在卖，每个4角钱，吃完了内装不就有水罐了，每人买了一个。打开来吃，南方那种咸甜风味酱，很难下咽，我们干脆倒掉，只要包装盒。

抵上海我们被安排到上港八区。八区处浦东，宽阔无边的大货场到处都是忙碌的平板电瓶车，岸边锚着一艘艘认不清国籍的庞大轮船，上上下下很多外国船员。住处是铺着木板空旷的货仓，每人两条粗棉毯，再也不惦记扔在郑州的背包了。吃饭在港口餐厅，付钱买票。第一次我们买了两天定量，后来谎说没有钱，还有一些串联任务没完成，能否“借”些饭票。殊不知拙劣的谎言竟瞒过了精明的上海人，当即就借给我们两天的饭票。后来，我们借着吃，吃完了再借。进出市区靠轮渡，吃过饭就出货港登客轮，在船上翻开地图找目标。南京路、复旦大学、西郊公园、大观园、江南造船厂、虹桥机场、闽行等，一处一处地“串联”，还一块去了学书爸爸的造纸厂。冬天港口路边的水笼头挂着一尺长的冰凌，我们仍穿着单衣、球鞋，只有学书穿上了棉袄。在凛冽的海风抽打下，我们冻得直缩头跺脚，回来就跳进港口大澡塘里猛烫，然后钻进棉毯里聊天、打扑克睡觉。来自南方的一些学生则赤脚走在冰冷的马路上。

这时，中央小组已下达停止串联、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被誉为“革命旗手”、“中央首长”的讲话却说：“待春暖花开时，你们还可以串联嘛。”我们也明白，那个情势下复课根本不可能。大上海“串联”得差不多啦，冷得受不了，打算回校。乘坐的火车是直达北京的，与普通旅客混装，不是“红专列”。途中我们一商量，“接受检阅”的事还没做，再冷也不能退却。况且，怀里尚有两个“借”来的面包，车达济南转身北上。不料到天津站遭遇“劝阻”进京串联学生，我们被撵下车。我们不甘心，转身又钻进另一车厢。

北京照样接待，我们住进北海中学。正赶上战士组织红卫兵进行接受检阅训练，我们遂被编入列，并借给每人1件军绿大衣。四天后，接受检阅的红卫兵凌晨起床、吃饭、列队，步行天安门广场。这一天是11月26日，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他请来的客人十万红卫兵。在黑压压一片攒动的人头、拼命挥舞的手臂、大大小小的旗帜缝隙，一瞬间，我恍惚看见挥手。待乘座的敞蓬车快速闪过那一刻，能看到的只是全场疯狂跳跃地人影。

几天后，在北京火车站拥挤的人潮中，我惊喜地远远的看见了失联的同伴一男三女。我连忙呼叫、挥手，他们没有听到，只顾往前拥。到兖州站，我们3个裸兵首先下车，在站台寻找等待。在人群的末尾，才看见他们艰难地下车。

年末，串联的红卫兵从四面八方陆续返校，增长了见识的红卫兵给寂寞了一些日子的校园带来新的能量和变化。首先是兴奋不已地争相叙说串联见闻和感慨。接着，就各自实践学习得来的组织模式、批斗手段。――“遵义革命造反司令部”、“井冈山革命造反联合兵团”、“八一八敢死队”、“鲁西南革命造反游击大队”等五花八门的新红卫兵组织纷纷建立。今天，这个司令部召开批斗会；明天，那个兵团游行示威；后天，又有什么指挥部举行“最新指示”讲心得。“牛鬼蛇神”、“走资派”等批斗对象就更难熬，上午被揪上批判台，说不定下午又被押着游街，晚上还得请罪汇报。为了标榜本组织的造反精神和彻底性，批斗手段也大都抛弃了过去都熟悉的“大弯腰”、“跪砖块”之类静态动作，变成“耳光”、“揪头发”、“拳打脚踢”。校园游行不过瘾，就呼叫着到刘岗村串游。但是，被贫困和饥饿困扰的小村一点反应也没有。孙校长外出躲避几天，回校一进门，就遭到一顿暴打。高三语文教师，不带教课书逐句逐字讲解“离骚”、“出师表”，说话慢声细语的刘老师见此，喝下半瓶“1059”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一起串联的那些人，并没有加入同一个组织。另外我们十几个立场接近的同学一串通，宣布退出原来的组织，成立了“卫东革命造反团”。既避开了原来红卫兵“官办”、“保皇”的嫌疑，也不染指“否定一切”四处狂呼乱叫的极“左”。我们也批判“反动路线”、“罪行”，但不打骂任何人。组织多了，组织间关系就复杂，或相互利用、或针锋相对、或联合、或分裂背叛，愈演愈烈，乃至互动拳脚，对革命对象的斗争遂为派性争斗取代。

1967年春天，我们记起“旗手”关于还可以串联的讲话。火车串联叫停，倡导步行串联，就象当年红军走长征。我们“造反团”一商量，选定南京，立即行动。我们五男三女又背上背包，捧着地图册，曹县、商丘、蚌埠，或土路、或铁路，朝着南京方向走。三、五十里就有一处接待站，没有了免费餐，却有饮水和稻草地铺。这使我们很欣慰，实在比在校园里搞“窝里斗”有意思。我们昼行夜宿，不紧不慢地往前走。两三天后，有的同学脚上起了泡，两腿累得不能打弯，但都不叫停。距南京还有二三十公里，一行人沿火车道艰难行走。一列货车正待启动。我恳求后尾工作车师傅让我们搭一程。那位师傅好像一个人挺无聊的，便爽快地答应。我们几个喜出望外，立即从小铁梯登上宽敞的工作车。有两个同学坚决不上车，像什么都没发生那样，低头弯腰一步一步固执地继续走路。直待第二天傍晚，我们才在江边渡口等到了那两位同学。

在南京我们住进鸡鸣寺，那是居市中的一座古寺庙，空荡荡的殿堂里铺着稻草，是我们歇脚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满城转，雨花台、中山陵、古城门、紫金山天文台、莫愁湖……，但没去一处学校。在雨花台纪念碑前，我们留了一张合影。一周后，激情殆尽，我们决定返回。来时过足了步行瘾，返程时大家便一致同意买火车票。

连续数年，“反逆流”、“反复辟”、“联合夺权”、“批林批孔”等浪潮一个接连一个，不但学校动乱不堪，而且漫延到城乡各个角落，那场面远比前一时期“秀才造反”震憾得多。各地公安都先后抓捕了一些骨干，有学生，也有工人、农民。结果，“公检法”立即成了攻击对象，动乱反而更甚。历经半年多的大串联结束了，但是，乘着大卡车、大街游行、异地声援、拦、扒火车进京上访、告状等，转换了形式的串联仍在继续。我也参与了两三次。到1968年4、5月，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才一起悻悻地离开学校，算是毕业了。反反复复号召的“复课”，到底是何年何月实现的实在说不清。推荐的新生虽然入校，但教育内容仍然是“”，与应该进行的课程格格不入。

作者/鲍华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