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在检察执法中的引入

摘 要：在检察执法中引入协商既是顺应现代检察执法民主化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也是检察机关能否灵活应变日益复杂的现实社会、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关键。作为一种检察执法方式，协商应当贯穿整个检察执法过程。为此，应当树立和谐执法理念，并在协商程序、立法以及制约机制等方面作进一步的努力。

关键词：检察执法；民主；协商；和解

中图分类号：D91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7-0070-05

一、在检察执法中引入协商的正当性

协商是自由权利的基本方面，在从私法领域向公法领域的扩展中，协商的民主属性得到充分发挥。刑事司法中的协商之所以具备正当性，在于其满足了诉讼公平、诉讼文明、诉讼效率的基本要求。在刑事司法的运行过程中，协商还是修复当事人主体性缺失的良方。德国社会学者哈贝马斯提出了现代社会法律共同体的民主法治国理想，即现代社会作为“一个高度人为的共同体，更确切些说，是由平等而自由的法律同伴所结成的联合体，他们之间结合的基础既是外部制裁的威胁，同时也是一种合力推动的同意的支持”［1］。就检察执法而言，这里的“合力推动”的形式和过程就是检察协商。

检察协商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谐社会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多元化，强调相互协调，动态平衡。现代社会里，“法律不再是基于者的意志，而是通过讨论、沟通等对话过程所得到的‘理性的意见一致’，也就是代表公众的共识”［2］。检察协商就是以沟通协商方式解决现代社会矛盾，达致社会和谐的有效进路。通过检察协商，检察机关和利害关系人及公众在相互对话和理性协商中，对法律事件的处理达成一致，从而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所以，检察协商是一种新型的“协商型正义”。在“协商型正义”中，唯一确定的是规则形成的沟通程序和这个程序的正义性，即协商过程的正义性。在所有的法律事件中，只有遵循“协商型正义”才能获得全部参与者的认同，才能在充分吸收公共舆论或意见的基础上保持正义，才能推动实体法律制度在全部参与者的协商中日趋完善。［3］

检察协商与法律的强制性与权威性似乎相悖。其实不然，法律的规定相对于实践操作而言是抽象的，不会指明某些具体细节，而且检察机关作为执法者，在履行法律赋予的职权时，都会融入了许多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事实认识。法律抽象与检察自由裁量权，为协商机制在刑法框架下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基础。司法实践中检察协商机制的存在已是一个客观事实，也是现代社会的客观需要。检察机关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当事人的个人利益之间的可交换性，为协商与和解在检察执法中的引入提供了关键性的条件。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是一种既冲突又一致的关系，为检察机关让度宽松执法、当事人牺牲或收获利益提供了前提。利益关系是人们之间为了追求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而结成的一种社会关系，对抗或合作是利益关系的两种形式。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关系也不例外。一方面，两者表现为一种冲突关系，需要法律来调整，而如何对这种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就是法律的功能之一；另一方面，两者具有一致性，公共利益从个人利益中分离出来，就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个人利益，调节各社会成员占有的个人利益，促进个人利益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是削弱或牺牲个人利益。因此，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总体上是相统一的，它们可以互相转化、相互依赖、相互包容，这种统一性为检察机关与当事人进行协商与和解提供了条件。

不仅如此，检察协商还将带来平等理念的弘扬与资源配置的优化。科斯认为：“如果各方达成一有效协议，且其偏好不具有财富效应，那么，他们所同意的创造价值的活动将不取决于各方的谈判力量，也不取决于谈判开始时各方所拥有的资产。只有效率决定着活动的选择。”［4］检察协商的适用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家权力的强制性，而更加注意平等当事人之间的商谈、对话，检察官则主要司职于商谈程序的引导以及矛盾纠纷的调停，以实现纠纷解决的效率与资源配置的最优。因此，本质上，检察对话协商作为社会资源再分配的一种模式，是契约自由和意思自治的理念在矛盾纠纷解决问题上的延伸与拓展，由此产生的是对平等理念的尊重与合意结果的信守，进而推动全社会的效率改进，实现社会正义。

二、作为检察执法方式的协商

法律的实施是执法者与守法者互动的产物，执法不能与执法侵权是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在民主理念、服务理念、契约理念等的支配下，检察权能嬗变，满足群众诉讼与现实需要已经成为其责无旁贷的义务，其本质是对群众真实需求以及满足此需求的方法的记载和表达。检察执法中，检察机关作为公法的执行者与私人利益代表者的当事人之间，有时需要通过协商达到利益最大化。当前，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检察机关已经不能单纯的就案办案，而应该在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矛盾化解等方面发挥其应有作用，于是，检察协商成了检察机关必不可少的执法方式。

1.刑事诉讼中的和解

刑事诉讼和解是司法实践中实用主义的产物。检察协商性制度的建立在程序分流、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缓解诉讼危机的效果。协商性司法以对话取代对抗、以理性的沟通取代策略的运用、以合意取代决定、以对话的正义取代分配的正义的特征，是对司法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刑事诉讼和解契合了以交往理性为核心的商谈伦理学理论内核。［5］根据商谈伦理学的核心思想，只有当所有的人为了每个人利益而愿意遵守某项规范且愿意接受由此而带来的不利后果时，该规范才能主张具有普遍的有效性。通过检察协商，当事人刑罚权的划定形成合意，从而不仅获得有利犯罪嫌疑人的后果，而且使法律规范的权威在双方对结果的遵守中得以实现和延续。

随着社会的发展，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遭受犯罪或者违法行为侵害的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单凭法律的制裁无法得到弥补，为了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需要检察机关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救治或矫正。刑事诉讼中的和解，为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检察机关在切实保障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的同时，通过做好当事人双方的调解工作，解决案件当事人双方的矛盾冲突，协调两者利益关系，最终案结事了，实现了由犯罪惩罚向犯罪矫正的转变，修复了被损害的社会关系，实现了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调解有机地协调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