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交通肇事案谈自首认定问题

作者简介：李宁（1989―），女，山东沂水人，2012级贵州大学刑法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摘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若干意见》中载有“交通肇事后报警不能认定为自首”的相关规定，该规定引起广大媒体以及学术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质疑。交通肇事后报警并保护现场能否成立自首问题成为现实中和理论界亟待解决和探讨的问题。从案例出发对交通肇事案中自首认定问题进行探讨，从而肯定交通肇事后报警可以成立自首这一论断。

关键词：交通肇事；自首；司法实践交通肇事类案件是近年来我国发生的众多案件中发案率较高的案件种类之一， 2009年8月26日浙江省高院公布了《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材料，对全省范围内的各级法院在处理交通肇事案中有关自首的认定，缓刑的适用，无能力赔偿等相关问题作出指导性意见。该《意见》中载有“交通肇事后报警不能认定为自首”的相关规定，并明确强调：“交通肇事后报警以及保护现场，是肇事司机的法定义务。人民法院不应该将该行为重复评价成自动投案，进而认定肇事者自首。该类案件中仅当肇事者逃逸后又向有关机关投案，并如实陈述犯罪事实的，才可以认定为自首情节。”[1]该规定引起了理论学术界司法实务界和广大民众的广泛关注与质疑。

一． 杭州交通肇事案案情梗概

2009年8月4日晚，被告人魏志刚驾驶浙A892E9号保时捷凯宴牌小型越野客车于21时26分由南向北行驶至莫干山路111号附近人行横道南侧约10米处路段时，因超速行驶，将自西向东横过马路的被害人马芳芳撞伤。马芳芳被撞至引擎盖并与挡风玻璃相撞后弹离，导致身体大量出血。魏志刚见状立即让与他同行的范某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在现场等候处理，并未有任何逃逸情节。马芳芳送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2时40分因颅脑损伤死亡。经查实，魏志刚饮酒后超速驾驶，对本起事故负主要责任。

庭审中，控辩双方针对被告人魏志刚是否构成自首，是否可以适用缓刑等焦点进行辩论。辩护人认为其当事人魏志刚虽在事故中负有主要责任，但事故发生后主动让同行人员叫救护车，并保护现场等待警察和救助被害人，未有任何逃逸情形，属自首情节。法院认为，被告人魏志刚于事故后保护现场并等待警察处理这一行为是在履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义务，其行为并不能认定为自首情节。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作出一审判决。

二．对8.4交通肇事案的案例焦点分析

（一）本案争议焦点的提出

就本案的定罪而言，定交通肇事罪似乎找不出任何争议之处，但自首认定问题在本案中却显得较为棘手，特别是当年在浙江省高院公布了《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若干意见》这一大背景下，将该问题的研讨推向高潮。再加之北京重庆等部分地区依旧将交通肇事后报警行为认定为自首情节，使这一情节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不同的评价标准，引人深思。

（二）本案中自首认定问题分析

有部分学者提出因交通肇事罪属于过失犯罪的一种，从而行为人不可能满足自首的情形，这一观点是缺少在事实上和理论上依据的。在我国的刑法以及具体司法解释当中，从来没有否认过作为过失犯罪的交通肇事罪存在自首这一说法，而且交通肇事罪存在自首情形有着充分的法理和事实依据：

1.自首作为一种量刑上指导性的制度被规定在我国刑法总论中，有着极其深厚的理论背景，若非特殊条文的特别规定，自首制度可以适用于刑法中所涉及的任何个罪。在我国的刑法总则中，没有针对使用自首的犯罪种类作任何的限制，刑法分则也没有规定交通肇事罪不能适用自首。[2]所以，交通肇事罪完全具备存在自首情形的可能。对于交通肇事罪而言，行为人在事故发生以后立即报警并保护现场等待警方的处理，是完全符合自首情形的。

2.自首与表现行为人主观要件的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一样，都是行为人主观心理的表征，其最大不同之处是：故意犯罪或是过失犯罪这一主观要件表现是行为人在犯罪事实前的心理态度，而自首则是行为人犯罪之后的主观心理态度。“自首指的是犯罪嫌疑人在自己的意愿之下将自己主动交付于国家追诉，这当中表现出犯罪嫌疑人具有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自觉性，进而体现出一定的认罪或悔罪态度以及其人身危险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减弱”[3]赵秉志教授曾对自首进行这样的表述。倘若认为行为人唯有在故意犯罪后才有自首的可能，而在过失犯罪后不会有自首的可能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缺乏理论支撑的。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应当视为自首。其解释并未对交通肇事罪等过失犯罪成立自首问题做相关禁止性规定。

三．对交通肇事能否成立自首问题的思考

对交通肇事后驾驶员积极抢救伤员，打电话报警后留在现场等待处理的情形，笔者支持该情形成立自首。从立法本意角度分析，倘若现阶段有分歧的解释理解为肇事后无法直接认定肇事者自首，仅将其行为当做法定义务加以评价，唯有在肇事者逃逸后才能认定自首的情形是违背立法本意的。更何况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解释从未否认过该情形下肇事者成立自首的情形，并未违背我国现行法律。

从司法实践角度分析，对此类发案率极高的案件，交通事故发生后的伤员只有在肇事者积极抢救下才可能获得更大的抢救空间和时间。倘若事故发生后抢救伤员不成立自首，逃逸后再回来反而成立自首的情形下，肇事者将没有任何抢救伤员的积极性，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即使从人文关怀角度出发，为了鼓励肇事者积极抢救伤员，也应该肯定肇事后报警可能成立自首这一论断。

从刑事政策角度分析，在交通肇事案件中探讨自首的成立问题，是自首制度实现的最低要求，有利于自首制度的立法本意的实现，能够从源头上促进社会和谐和减少犯罪，更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法律适用中“宽”的体现，[4]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法律解释和司法实践中画出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综上探讨，交通肇事后肇事者报警可以成立自首这一论断经得起立法本意司法实践和刑事政策的多重推敲，在交通事故频发的当今社会，可以发挥其减少犯罪和促进社会和谐的根本作用，值得肯定。

参考文献

[1]陈荣飞交通肇事后报警并保护事故现场的行为不应认定为自首[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0（3）

[2]李文峰交通肇事罪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

[3]赵秉志刑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4]曾艳敏探析交通肇事罪的自首问题[J]消费导刊•理论版，20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