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情结”对推广共同语的负面作用

国家的独立、统一和现代化需要语言文字的统一。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团结统一，既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也取决于这个国家的语言、文字、宗教、文化等状况。统一的语言和文字，是促进民族团结、加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一个国家的共同语得不到普及，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就是不完整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国家来说，国家共同语指的就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就是普通话，它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说过：“随着文化的发展，人们的交际日益频繁，他们会通过某种默契选出一种现存的方言使之成为与整个民族有关的一切事务的传达工具。选择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有时选中文化最先进地区的方言，有时选中政治领导权和中央政权所在地的方言。”众所周知，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个形成过程中，北京话有着特殊的地位。公元1153年，金迁都燕京（今北京），以后元、明、清三个朝代，除明初一个短暂时期建都金陵（今南京）外，都建都北京，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前后历时八百多年，因此，以北京为中心、以广大的北方地区为基础，形成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这个共同语，是所有方言环绕的中心，不仅高于其他非基础方言，也高于基础方言。当然，普通话还有一个更高层次，对于国内其他民族和世界各国的语言来说，它又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语，是国家共同语。

然而在当前强劲的普通话大潮中，仍存在着一股逆势而上的暗流，这就是陈原先生曾提到的语言运用中的一种现象。他说，一个民族、部落、地区、方言区，一方面“在不流行他的父母语的社会环境中，强烈地感到要用他的父母语彼此交际”；另一方面，“虽则能掌握另外一个社会集团所使用的语言，在一般情况下他总归认为只有使用他的父母语对话，最能够表达感情”。这里，我们可以借用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个术语“情结”来指称这种现象，称之为“方言情结”。具体来说，是指操某种方言的人自发地认为自己的方言亲切、优越，并且歧视、排斥其他方言乃至民族共同语的社会心理现象。这种情况若在政治尚未统一、经济有欠发达的状态下还不会凸显其负面作用，而在民族统一、社会安定、经济日趋一体化、人们迫切要求使用统一的共同语来进行交际活动和协调彼此行为的今天，越来越成为推广民族共同语过程中的不和谐音。

民族共同语是整个民族的母语，理所当然地处于中心的、支配的地位，其他方言要服从它，向它靠拢。关于这一点，斯大林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除此之外，还有方言、土语，但是部落或民族统一的共同的语言占着主导地位，并使这些方言、土语服从自己。”又说：“马克思承认必须有统一的民族语言作为高级形式，作为低级形式的方言则服从于高级形式。”而“方言情结”正好是这种规律的反向运动。在我国大力推广普通话的今天，某些方言（尤其是处于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地区的所谓“强势方言”）却借助着本地区特有的某种优势，顽固地坚守固有阵地，抵抗普通话的推进。吴方言和粤方言在这点上尤显突出。

吴方言分布的区域包括江苏省长江以南镇江以东部分、江北沿岸三县和南通东部、上海市、浙江大部分地区和江西少数地区，使用人口据1982年普查资料约为七千万人左右。典型的吴方言以苏州话为代表，从现在的影响上来看应以上海话为代表。这一地区无论历史上还是目前都是人口密集、经济发达、文化先进的区域，伴随而来的就是这里的人们普遍有一种方言优越感，以说方言为荣，强烈地排斥其他方言、甚至普通话。以上海为例，上海在一百多年来始终立于我国工商、金融等行业的潮头之上；进入新世纪，更是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大步迈向世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都市。种种因素造成了上海人排外的心理特质，极度膨胀了他们的地域优越感，从上海人把所有上海以外的人统称为“乡下人”这一点就可以体会得到。有这样一则传闻，一个北京人出差到上海，约见某公司老板。公司秘书通报：“老板，有个乡下人求见。”北京人急忙纠正：“我是北京人。”秘书更正：“有个北京来的乡下人求见。”北京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地区。所以说，在这样的环境中，在“方言情结”如此牢固的地区内，推广共同语的重点恐怕就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是观念的转变了。

再如粤方言。历史上岭南这一地区并无太多优越之处，相反却多作遭贬官吏的谪戍之地，坡就曾发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样无可奈何的喟叹。改革开放后，广东沿海地区得风气之先，占政策之便，经济取得空前繁荣和发展。这里濒临港、澳，可以说是国家走向外部世界的前哨；港澳华人也多以粤方言作为日常交际工具。这些原因使得当地人普遍存在的“方言情结”得到强化。另外，由于广东经济高速发展，吸引了其他方言区的人纷纷涌入，成为浩浩荡荡的“南下大军”，客观上也怂恿了粤方言的优越感，普通话反倒退居其次，以致于当地许多用人单位的招聘条件都赫然印着“会说粤语”，甚至还专门出版了供外地人学习的粤方言与普通话对照的工具书，可谓“言以地贵”。粤方言挟这股凌厉之势大举北上，攻城掠地，进而侵蚀普通话的领地。例如，广东人因终年不见冰雪，言及冰雪的词语常混淆不清，凡普通话以“冰”为语素的词大都以“雪”代之，如“冰棍儿”是“雪条”，“冰水”是“雪水”，“冰箱”是“雪柜”，“溜冰鞋”是“雪屐”，现在连北京人也将“冰淇淋”称作“雪糕”了。许多源自粤方言的词语，如“埋单”、“炒鱿鱼”、“大排档”、“发廊”、“收银台”、“跳楼价”等等早已成为全民词语。对于这些现象，许嘉璐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比如，这些年来广东一些人的‘粤语优越感’，其实也是民族感情的离心感。又如，1997年、1999年香港、澳门回归。如果内地方言依旧，港澳同胞就会缺乏认同感。”

“方言情结”严重阻碍了推广共同语的进程。为了加强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从而团结整个民族，为了顺利地进行民族的各项事业，古今中外，无论哪个民族都非常重视共同语的规范与推广。从秦始皇的“书同文”到建国后的推广普通话，从一百多年前日本大力推广日本语到1928年土耳其集体转用拉丁字母书写的新土耳其文，民族共同语从口头到书面都经历了从阻隔到提倡、从排斥到接纳这样一个艰难的历程。规范和推广共同语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首先，国家制定科学的语言规范标准，在法制、行政、新闻出版和文化教育方面采用强制推动力，新闻媒体在语言标准化方面发挥良好的导向作用；其次，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对语言的统一产生了强烈的社会需求，学习共同语成为广大国民生产生活、沟通交流、文化娱乐的客观需要，让共同语的普及推广成为大势所趋。

语言是维系民族感情的无形纽带。在一个统一的社会中，“方言情结”会干扰人们的社会交际和经济生活，久而久之就会影响全民族之间的感情融洽。《圣经・旧约》第八章“巴别城”的寓言告诉人们，人类彼此间最根本的隔绝是语言的隔绝，那是因为冒犯上帝而招致的惩罚。因此，语言的隔阂和原罪一样，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重负。人类的得救，一定包括拆掉语言的高墙，填平语言的鸿沟。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公认自己的方言是同一母语的地域分支，并且有着超方言的、共同的书面语；公认我们有着共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共同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公认我们生活在统一的社会之中而且有维护这种统一的义务和责任。在强大的政治法律推动力量和经济社会必然需求双重作用下，“方言情结”将会日渐收敛、消解，共同语的普及推广将大大加快。

（作者单位：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