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调查报告范文

方言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呼和浩特城区方言；“θ”；“niα”；流失

一、引言

方言承载着中国古老的历史文化，是不同地域文化的标志，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方言不仅对于人们的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王玉梅在《从文化学视角看方言的当代意义》中谈到，“各地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方言”是地域文化的形成、记载和传播的载体。王玉梅认为“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蕴藏着丰富的、不可再生资源，是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语境中，对维护地域文化认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这也正是当今方言研究的意义所在。

二、研究目的和内容

1、研究目的

呼和浩特市作为内蒙古的首府，城区发展势头迅猛，普通话普及范围和程度日趋加深，城区方言受到强烈冲击。那么呼和浩特城区居民对方言的使用是否存在萎缩现象。笔者认为，呼和浩特城区方言存在萎缩现象，并且正在消失。基于这一假设，调查小组成员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言语社区、家庭、同侪压力和语言态度这七个方面入手，对呼和浩特城区方言中的典型字“”“ni”使用的熙现象以及斟方言的使用状况叫了瘦统计分析收咂谕ü敬蔚鞑檠芯浚芄惶岣呷嗣嵌杂诤艉秃铺胤窖缘闹厥佣龋俳嗣嵌杂诜窖缘氖褂谩⒈；び氪小？

2、研究内容

本文的研究主要是以“”、“ni”沃析了呼和浩特方言使用情况1对茵呼市方言字“”、“ni”惜的七个社会影响因素的程度叫分析贸隽撕艉秃铺胤窖哉谙У慕崧邸！琛薄i”是呼和浩特方言的典型错诤羰芯用袢粘I詈脱杂锝患手校饬礁龇窖宰钟凶胖匾挠镉眉壑怠？

呼和浩特人常用“”雌自己｀当于普通话中的“我”。“”在呼市方言中有两层意思b两层意思可以以其慎的变恍侵薄琛倍廖ド保湟庖褰鱿抻诙宰约旱拇疲浮拔摇钡囊馑肌5逼涠廖羝绞保庖逅淙晕谝蝗顺拼省拔摇保涓星樯食鱿至吮浠祷叭送薪竞幔源蟮那楦幸蛩兀湟庖逵胱钥涫弊猿莆耙薄袄献印毕嗟薄！i”在呼和浩特方言中H可以雌自己2可以雌怂谔囟ǖ那楦谢肪持惺褂谩S美创谱约菏保巳鼋俊⑶钻堑母星樯省6扑嗽蛎挥刑厥獾母星樯试谄渲校皇枪哂枚选R蛭琛薄i”是呼和浩特城怯民罅渴褂玫娜顺拼剩源舜蔚鞑榘颜饬礁龃首魑艉秃铺爻乔窖允褂米纯龅鞑榈闹饕韵蟆M北收咦⒁獾剑艉秃铺爻乔用穸杂凇琛弊值氖褂靡逊⑸舯洹！琛痹诒A粼瓷鞯耐保钟胁糠志用癜选琛倍磷鳌椤薄S捎凇琛弊种皇巧鞅浠渲复庖宀⒚挥斜浠员疚墓赜诤艉秃铺爻乔窖粤魇ё纯龅牡鞑椴⑽窗哑湟舯淞腥肟疾斓姆冻搿？

三、研究方法

此次研究以呼和浩特方言中的“”、“ni”西倚究对象K用了问卷调查法、重点调查法、典型调查法、访谈记录法、分层抽穴和统计分析法等方法谖示硖钚唇崾蟛捎梅锰傅姆绞剑晕示砟谌萁辛瞬钩涫降牧私猓佣袢×艘恍钚次示硭薹ǖ玫降男畔M保氐愕鞑榉ㄓ氲湫偷鞑榉ㄏ嘟岷希氐愕鞑榱撕艉秃铺厮拇蟪乔用竦暮艉秃铺胤窖浴琛薄i”的使用状况杂谖示矸⒎疟壤奈侍猓颐遣捎梅植愠檠姆椒ǎ葱员稹⒛炅洹⒊乔植悖⒅匮玖康木庑浴T诤笃诘难芯恐校颐遣捎昧送臣品治龇ǘ允萁辛送臣品治觯贸隽说鞑榻崧邸？

四、数据分析

呼和浩特市城区方言字“”、“ni”的使用状况瘦统

1、按性别变项分析

会说呼市方言所占人数的百分比为66.1%，会说一点或完全不会说呼市方言所占人数的百分比总和达38.98%，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可以说明，呼市方言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消失。男性会说呼市方言所占人数百分比为75.8%，占调查对象总人数的大多数；而女性为53.8%，仅达半数。从而可以看出，呼市方言在女性中消失程度较男性更为明显。

2、按年龄变项分析

该变项调查结果显示，20岁以上“完全会说”方言人数比率均超半数，且除60岁以上人口，“会说方言”人数所占百分比随年龄增加而升高。20岁以下“完全不会说”呼市方言人数所占百分比已高达33.33%，较20―60岁两个年龄段的人高出一倍以上，可见呼市方言确实存在消失现象。

3、按文化程度变项分析

根据调查，不同文化程度，由小学至大学本科或大专，会说呼市方言的调查对象所占人数的百分比（50.00%、80.00%、62.50%、52.63%）总体为递减趋势，但在初中阶段有所上升。在“”、“ni”吨的使用上＞不使用“”字的人始百分比f着文惶度的提慑出现上慎势P间有一定波浴i”字的使用＞不使用的人舒着文惶度的提沈出现下降趋势J褂煤团级褂谜舛值娜耸嫖幕潭鹊奶嵘氏肿芴逑陆档那魇疲浼淙杂胁ǘ？

4、按言语社区变项分析

呼和浩特玉泉区为旧城区，发展历史最为悠久，回民区为原先的回族聚居区，新城区为原满族聚居区，赛罕区前身为呼市郊区，2000年6月正式定名为赛罕区，建立时间最晚。近年来四区不断扩大，很多周边村镇均已纳入城区范围，各区人口流动性、交融性大大增强。

“言语社区”是一种符合社会学定义的“社区”，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同时又是一种具有语言特性的社区。言语社区所阐释的言语社区的同一性是一种概率模式。言语社区的内部社会结构十分复杂，个体之间必然存在差异。”

5、按家庭因素变项分析

该变项可较为直观看出典型词汇“”、“ni”的流失状况。

被调查员的父辈同辈间典型词汇“”、“ni“的使用率分别达担.61%、51.52%，均过半数，使用率较高。同时，“”的使用率在祖辈、父辈、夫妻间的使用率都疫于“ni”的使用率坏鞑樵钡母副泊蠖嗉杏？5―75这个年龄段间，而这个年龄段是呼市方言的主力军。同辈夫妻间的使用率则较低。

六、结论

呼市方言是呼和浩特多民族、多地域融合的产物，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此次调查显示，呼市方言在呼市城区市民中使用依旧比较广泛，会说呼市方言的人数超过半数，但基本不使用“”、“ni”这两个方言字的人视津达到半试上

参考文献：

[1]刘英，徐大明.移民城市语言变异的本土化―以包头昆都仑区鼻韵尾变异为例[J].语言研究，2012（1）：92―100.

[2]刘洪泉.唐书哲.汉语水平与翻译能力的关系――长江大学英语专业学生汉语水平调查报告[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3]王立.语言成长与汉族中小学生的语言选择[J].中国社会科学，2008（2）：52―58.

[4]孙曼均.汉字使用情况的调查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8（2）：25―35.

[5]明湖.呼和浩特方言略说[J].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0，（4）

[6]王玉梅.从文化学视角看方言的当代意义[J].黑河学刊，2011，（10）.

方言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方言学；研究；教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2)07-142-03

一、方言学课程教学实践的重要意义

方言学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著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重要课程。方言学的主要内容，所有开设现代汉语课程的专业都会涉及。这说明，这门课程是重要和必要的。然而，作为研究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它不仅需要一定的学科支持，更需要实践环节的保证。

教学实践活动是一定要有相关的研究实践作为保证的。暨南大学的方言研究享誉全国，其方言学科建设在全国居领先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广东省社会科学“七五规划”、“八五规划”、“九五规划”的支持下，完成了许多在广东方言研究史上具有突破性意义的重大研究成果，如接连出版的五卷约700万字的广东方言调查报告，包括《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三卷)、《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等，分别获得省社科、国家教委等的优秀成果奖。而作为省社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成果、全面总结十多年来广东省粤语调查研究成果的《广东粤方言概要》，在2002年出版以后，更获得了2005年开始实施的首届广东省人民政府社科成果奖(1999—2003)一等奖，这是获得一等奖的唯一一部语言学著作，也是当届暨南大学社科获评的唯一一部一等奖著作。暨南大学作为我国南方实力最强的汉语方言研究中心，与北京的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方言室并列为南北两大汉语方言研究重要基地。2008年，暨南大学方言研究中心通过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评审，使得暨南大学的方言研究再上了一个台阶，为今后的教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坚实的研究、教学的平台。

赵元任先生认为：“精通一个汉语方言，是了解全部汉语的准备。”(《北京口语语法》，从《国语入门》Mandarin Primer 1948节译，李荣1952)方言学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方言学不仅是暨南大学汉语研究的品牌，同时在教学上也应该是本校汉语言文学的特色和优势课程。这一课程由浅入深，注重启发同学的兴趣，注重围绕方言实例进行教学和研究。方言学课程总体的教学目标及教学要求是，了解汉语方言的概况，掌握汉语方言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学会汉语方言调查的基本技能与方法，学会撰写汉语方言的相关论文。在教学实践中先行讲授以下内容：汉语方言的特征和方言的定义；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及判定方法；语言差异与方言差异；社会历史和语言本身发展的不平衡是方言差异形成的两个原因；关于方言学方法论的分类和研究内容的分类等理论问题与基础阶段的教学紧密配合。

方言学课程的重点和难点，首先是记音工具的掌握和应用，其次是能记录一种不熟悉的方言或语言，最后就是能写出相应的调查报告以及分析文章。因此，从介绍汉语方言的概况人手，引起学生对于汉语丰富的方言资源的热爱，进而以教授、训练国际音标作为工具，对一个方言进行调查和描写，最终能完成一篇方言学研究论文。这些内容都必须通过足够多的教学实践活动才能巩固并且形成相应的技能。

只有在实地调查一种鲜活的方言之后，对汉语方言调查的历史发展、汉语方言分区的原则和依据、汉语方言分区的语言条件、汉语方言分区的历史和现状、汉语七大方言的分布及其主要语音特点，才会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具体分析七大方言的分布情况、语言特点和其研究成果，就更容易让学生接受。通过实地调查，学生对汉语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汇等调查的有关方法和程序有了清晰而透彻的了解，为他们进一步进行田野调查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方言学课程教学实践的经过

经过多年的探索，我们认识到，一个成功的教学实践要求对整个调查实践进行精心设计、周密安排，根据学生的实际的水平和学习兴趣进行分组，同时充分注意不同学生的特点，将水平高的学生与水平一般的学生搭配。

1.语音组

语音组主要调查一种方言的语音概貌，包括语音系统、语音变化等。语音组由两位有一定经验的学生担任组长和副组长。对于语音组来说，音系记录工作从第二天才真正开始。语音组邀请到的发音人最好是男性，年龄在50岁左右，对自己的方言有理性认识，发音清晰，并能够配合组员的工作。由于学生组员专业知识和记音能力参差不齐，经常要求重新发音和比较朗读等，因此，需要发音合作人有足够的耐心。在老师的帮助下，音系组最好能在半天左右的时间里完成音系的初步整理工作。记录一种方言的音系是方言调查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除了用笔记录发音合作人的语音，组员还要用相关的语音调查、采集、分析设备，请发音人将材料分别朗读，进行分析、存档，以便进一步整理和后续工作。

通过多次田野调查，学生加深了对方言学知识的了解和掌握，提高了专业技能，对不同方言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已经基本上能够记录一种方言的音系了。

2.词汇组

词汇组主要调查一种方言的常用词语的情况，包括语音、词汇的结构和意义等。词汇组由精通所调查的目标方言的学生担任组长，由一两位学生担任副组长，协助解决记录过程中的问题。词汇组记录3000条词汇，一般需要4—6天，调查工作是十分紧张的，因此，组织工作一定要充实而有序。紧张是因为工作量确实相当大，词汇小组的每名成员都时刻保持着积极而振奋的工作状态；有序是因为行程计划紧凑。担任词汇组组长的学生，不但要统筹好全局，还要带领该组成员按时按量完成好本组的工作任务。

方言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切韵》;等韵;开合口

中图分类号:H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2)04-0116-06

一、引言

众所周知,《切韵》作为一本韵书,本身只有单纯的韵类,后人对它的研究往往是把它放在等韵的框架内进行的,从而使得众多韵类都被赋予了摄、等、开合的特点。尤其是音韵学进入现代时期以来,学术界对《切韵》的研究更是离不开等韵这个参照系。有了等韵作参照,就等于有了一个坐标,这自然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很大的便利。那么,当前通行的等韵体系中摄、等、开合这些音韵名目分别来自哪里呢?学术界似乎不太关注这个问题。或许有人会想当然地认为是来自《韵镜》、《七音略》之类的早期韵图,不过,稍加考察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以《切韵》东、冬、钟、鱼、虞这几韵的开合口为例,请看表1:

表1所列是永禄本《韵镜》、元至治本《七音略》、李荣的《切韵音系》以及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编写的《方言调查字表》对这几韵开合口的描述。这几韵在《切韵音系》里都是独韵,在《方言调查字表》里都是合口,这实际上也是当前学术界通行的两种描写方式。但在早期韵图里,无论是《韵镜》还是《七音略》都表明东韵和冬钟韵、鱼韵和虞韵所属的开合是明显不同的。冬韵、钟韵和虞韵,《韵镜》均标注为“开合”,现代学者疑其有误,认为本应为“合”。即便如此,东韵和冬钟韵,鱼韵和虞韵所属的开合仍然是对立的。这说明,当前通行的等韵体系中开合口的术语系统并不是直接来自早期韵图,而是另有来源。

本文拟对当前通行的等韵体系中开合口的来源进行考察。我们期待通过本文的讨论,能够使大家对这一问题有较为理性的认识。

二、当前通行的两套术语体系

在等韵的框架内描写《切韵》音系的开合系统,目前学术界通行两种表述方式。以当前通行的几种音韵学著作或工具书而论,《切韵音系》和《切韵研究》是一种表述方式,《方言调查字表》、《汉语音韵讲义》、《古今字音对照手册》、《汉语方音字汇》等是另一种表述方式。为了说明两种表述方式的异同,下面以《切韵音系》和《方言调查字表》为例,做成表2。《切韵音系》和《方言调查字表》采用的韵目系统虽然不同,前者195个韵目,后者206个韵目,但是二者反映的实际韵类数是一致的,所以并不妨碍它们之间的比较。表格以摄为单位排列各韵,各摄的顺序没有讲究,韵目举平以赅上去人,《切韵音系》和《方言调查字表》分别简称为《音系》和《字表》。

从列表能够看出,对《切韵》韵类开合的表述,《切韵音系》用的是“开口、合口、独韵”,《方言调查字表》用的“开口、合口”。具体说来,止、蟹、臻、山、果、宕、假、曾、梗九摄韵类的开合,二者的表述是一致的。通、江、遇、效、流、深、成七摄韵类的开合,二者的表述存在差异:《切韵音系》把这七摄定为独韵,而不言具体属开口还是合口;《方言调查字表》则明确把这七摄的韵类定为开口或合口中的一类,通、遇两摄及咸摄里的凡韵是合口,其余的是开口。

三、两套术语体系的来源

用两套术语描写《切韵》韵类的开合系统,其来源是不一样的。关于“开口、合口、独韵”的来源,从李荣《切韵音系》的相关论述可知,“开口、合口、独韵”的术语来自《切韵指掌图》和《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以下简称《切韵指南》)。关于这两种韵图开合系统的具体情形,现根据《切韵音系》转录如下,表中数字表示原来列图的次序:

再看“开口、合口”的来源。《方言调查字表》制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之后出版的几种常用工具书如《汉语音韵讲义》、《古今字音对照手册》、《汉语方音字汇》等都是以它所定的开合系统为依据的。关于这一点,这几种著作都在相应的地方作了说明。《汉语音韵讲义·前言》说:“所谓古音是指《切韵》、《广韵》所代表的语音系统,也就是《方言调查字表》的语音系统。”《古今字音对照手册·例言》第一条说:“手册里所依据的古音是广韵所代表的中古音系统。”又在第六条说:“关于古音的摄、开合口、等、声调、韵部和声母,手册依据方言调查字表所定的系统。”《汉语方音字汇·凡例》第五条说:“本书参照《方言调查字表》的处理来确定字音的声韵及所属等呼。”

那么,《方言调查字表》的开合系统是依据什么制定的呢?我们查找了不少相关的背景材料,但未能找到明确的答案。游汝杰在《汉语方言学导论》中说目前通行的《方言调查字表》是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制定的方言字音调查表格的基础上增补修改而成的。当时制定的调查表格是什么样的,目前已不容易见到。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当时由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的一系列方言调查报告来了解其大致的面貌。笔者查阅了以下几种调查报告:罗常培《厦门音系》(1931年)、赵元任《钟祥方言记》(1939年)、赵元任、杨时逢等《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年)。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这几种调查报告对中古韵类开合的描述与《方言调查字表》也是一致的,这就意味着《方言调查字表》的“开口、合口”系统还可以追溯得更早,至迟在1930年代就已经是这种面貌了。但是这几种调查报告也都没有明确指出各韵类的开合具体是依据什么确定的。不过,如果把这个开合系统和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的开合系统进行比较,就会发现除了江韵之外它们的描述实际是一致的。表4所列是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开合系统的具体情形,韵目举平以赅上去入:

方言调查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现代汉语 调查法 主动学习

现代汉语课程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该课程除要求学生掌握必要的基础性知识外，还必须培养学生具有初步的观察、分析和解释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现象的能力。

近几年来，现代汉语教材建设不断出现新成果，先后出版了一批既新又实用的教材，如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二版、增订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胡欲树主编《现代汉语》（重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张斌主编的《新编现代汉语》（复旦大学出版社）；钱乃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江苏教育出版社）；邵敬编的《现代汉语通论》（上海教育出版社）等。相对于现代汉语教材的建设和发展步伐，现代汉语的教学方法却是基本停滞不前、一成不变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普遍对语言学课程的兴趣不及文学类课程，究其原因，一是语言学理论色彩浓重，学生不易掌握运用；其次是教学内容枯燥乏味，学生的学习兴趣不浓；其三是教学方法滞后，没有探索出行之有效的方法将乏味的理论演绎地生动。如何将教材更好地通过教学途径，使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有效地掌握现代汉语这门专业基础课，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1 将现代汉语教学最大限度地延伸到课堂之外

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对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以及文字等知识的系统讲授，使学生了解语言规范化的基本要求，培养学生观察和分析现代汉语的能力，学会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地正确使用语言，为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和科学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但目前高等院校的现代汉语课程计划周时数一般是3：3或3：2，对这一门既要讲授基础知识，又要培养基本技能的课程来说，课时远远不够。一般教师们只能根据经验侧重重点、难点教学，忽视语言学基础理论学习的系统性和周密性，基本技能的训练只能停留在可数的几次作业上，即使是讲解作业也常常以贴答案或精选典型实例讲解草草解决。即便如此，课程经常还处在赶进度状态（如词汇和语法部分），学生们也只能囫囵吞枣，对概念、定义似懂非懂，基础不扎实，一触及具体语言实例分析，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不知如何下手或应付了事，这样不仅不利于基础知识的学习，更不利于技能的培养，特别是学生对现代汉语课程容易产生畏难心理，经常处在半知半解的状态下，而汉语的自身的结构特点决定汉语的学习经常是一环扣一环的，这样造成的不良循环，使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的、任务难以较好完成，还影响学生对语言学后续课程的学习。

目前，现代汉语的教学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讲授为主，辅之以练习，通过分析练习达到巩固课堂讲授内容的目的，课堂讲授一般要占总课时量的70%-90%。这种方法使用较为普遍。一种则是只讲授基本原因，布置大量的练习，让学生在练习中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从而达到对原理的学习。这种教学方法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地实践又促进学生提高这种能力。后一种方法更为先进，但它是建立在学生具有一定的语言分析思辨能力的基础上，这对现在刚从中学走入大学的大多数大一学生来说是有困难的，也易使他们产生厌烦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前一种就显得稳妥得多。总的来看，目前这两种方法都还是很好地完成了现代汉语的课堂教学任务，但对课堂之外的空间都重视不够。

我们认为，除了紧张的课堂学习，大学生课后的语言学习也是很关键的。相对于广泛的文学阅读而言，大学生课余主动学习或关注语言学的时间是很少的。往往一个学期可以阅读几本或十几本文学作品，却很难看完一部语言学专著，图书馆中语言学方面的杂志、报刊也少有人问津。即使有些愿意学习的，也只是通过课余语言学专著和语言学类期刊杂志了解语言学的发展动态，很少参与实践活动，或者说不知道如何去关注身边的语言现象，可以说除了课后布置的练习外，学生几乎没有实践能力的机会，而且这种课后练习往往还处在被动的应付之中，即为了完成作业才上图书馆查阅一些资料。

2 将调查法应用于现代汉语课程教学之中

调查法是对某一社会现象通过访问、座谈、测验或发放问卷等方式获得调查指标，以达到分析、研究的目的。调查法在汉语言文字学科中应用的比较成功的是在汉语方言研究方面。自1924年北京大学成立语言调查会，开始运用现代汉语言调查方法进行方言调查，至今已有80个年头了。这期间从1928年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方言调查著作――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出版以来，陆续出版了一系列调查研究汉语方言的专著，如《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云南方言调查报告》（1968）、《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974）、《四川方言调查报告》（1984）、《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三卷（1987、1988、1990）、《云南方言志》（1989）、《闽语研究》（1991）等，乃至一些只是记录、描写一县一市一村一镇方言土语的研究专著。调查法在汉语方言研究中的成果是引人注目的。

近几年来，调查法的应用已不局限在汉语方言语音上，还涉及方言词汇、语法；其次，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数理统计语言学等新兴语言学科的兴起，为调查法在汉语文字学研究中的广泛运用打开了大门。我们认为将调查法应用于现代汉语教学，是提高现代汉语教学效率的有效途径。

首先，无论是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调查法在汉语言学研究中都已成熟，完全适宜而且能够为现代汉语的课堂教学提供丰富语料。其次，调查法运用在现代汉语教学中，只是一种研究性学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它可以为今后的科学研究提供经验和素材，其本质还是一种学习方式，这种方式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从社会语言现象中选择和确定研究专题目、或是教师有目的地设置调查研究专题，让学生在调查研究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在活动中学生学会选择、判断解释和应用，从而激发学生的探索和求知的积极欲望。这种学习方式能使学生更接近生活实际，让生活中活生生的语料去激发学生分析研究的兴趣，促使他们主动地、积极地基础知识，以满足分析和解决语言问题的需要，从而提高实践能力。这时这种学习方法也有利于学生边探索边学习边积累，弥补现代汉语课堂教学的不足，以课外促课内，提高学习效率。

3 现代汉语教学如何应用调查法

3.1 注意与方言调查的区别

应用于现代汉语教学的调查法，其调查的目的、范围，都不同于方言调查。方言调查的目的是对某一地区或民族的语言进行诘音、词汇、语法全方面的记录，达到描写、分析和比较目的。其调查的范围一般设定为某一特定的地域，和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文化层次的人群。而应用于现代汉语教学的调查法，则是以收集语料，应用课堂所学去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达到更好地消化课堂教学内容为目的的，对大一的学生来说更重要的是能够发现问题，其调查范围会随着调查的目的、内容的不同而不同，有时甚至可以是自己身边的一些同学、家长，对调查对象的选择没有很高的要求。

3.2 注意把握语言调查的原则

对于刚入学不久的大学生而言，他们的语言学习理论很薄弱，自主的调查分析有一定的难度，一般无法自己设计调查的内容，也缺乏调查所应具备的理论知识，这就需要先讲清现代汉语中的一些基本原理，讲深讲透。课堂中的练习是十分必要的，是调查的实战培训。这种练习也可以先从同学之间的相互调查开始，先使他们有所发现，进而引导他们进行一些简单讨论或是写一些评论性的总结，几句话或是体会都可以，主要是激励他们去发现问题，有问题才会有解决问题的需要，才会将问题带入课堂，引发学生对课堂学习的兴趣。同时，那些亲身体会也可以作为课堂例证的有力补充，基础知识的学习又能很快地应用到实践中，让他们领略现代汉语课程学以致用的实质。因而调查的原则应把握：①重过程，即重在学习过程而非研究成果。调查法在现代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其本质是让学生主动地参与并获取知识，积累语料；②重体验，即让学生自主参与调查分析研究活动，获得亲身体验，逐渐形成在日常生活中乐于观察、捕捉，并分析和研究语言现象的学习习惯，激发探索和创新的积极欲望；③重参与，即强调学生集中参与，相互探讨、相互促进；④重思考，即注重学生对语言现象的分析和研究，培养思考的习惯，在思考中发现自方言语法使用调查、自身知识体系的不足，从而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3.3 注意语言调查形式的多样化

语言调查的内容可以涉及现代汉语的语音、文字、词汇、语示等方面，也可以从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学生们关注的角度入手，如规范用字调查、语音规范调查、方言词汇使用调查，招牌店名用字调查、中小学生错别字调查等。调查的时间主要是利用课堂外的时间，周末或节假日，可以组织3-5人的小组，分区调查，如进行招牌店名的用字调查时分成若干个小组，对城区、近郊、远郊、县城的不同情况，各小组讨论后写出总结报告；也可以个人进行家族内方言词汇使用情况的调查等等。调查报告的设计要简洁，一般分为两个部分，调查内容和调查总结。调查内容必须详细记录调查的时间、地点、被调查人的具体情况；调查总结包括调查的心得、遇到的问题、自己已经能够解决的问题，今后学习方向。对指导教师而言，应强调调查的科学性、真实性、理论性，防止学生将之作为个人调查；在学生需要时给予适当的建议，引导他们认真细致地完成调查。当然对于那些基础比较好的学生，可以让他们自主设计调查内容，调查报告以小论文的形式完成。

总之，调查法旨在让学生在活动中获得亲身参与研究探索的体验，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会分享与合作，培养科学的态度和科学道德。在他们丰富的感性认识下，主动构建起对现代汉语课程的基本认识，并把认识应用到本学科和语言学后续课程的学习中，提高学习兴趣和效率，并为将来从事语言学教学和研究积累丰富的材料。课外的语言调查既能培养兴趣又能培养基本技能，变课堂的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同时，又能很好地达到教学目的，弥补教学中的不足。

参考文献

[1]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 2002.

[2] 邵敬敏. 现代汉语通论[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3]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 现代汉语(重排本)[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2004.

[4] 游汝杰. 汉语方言学导论[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方言调查报告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个旧方言；语音系统

Abstract：This is a first-hand material on the phonetic system of Gejiu dialect， which can be used for the study of southwest Mandarin and its several dialects.

Key words：Gejiu dialect， phonetic system

第一部分引言

1.个旧概况

个旧位于云南省南部，境跨东经102°54′至103°25′、北纬23°01′至23°36′之间，面积1587平方公里，人口45.3万，少数民族人口约16万，世居民族有彝、回、壮、苗、傣、哈尼、汉七个。“个旧”是由彝语“果作”的音译演化而来，意即种荞子、吃荞饭的地方。个旧是以生产锡为主的冶金工业城市，中外闻名的“锡都”。

2.语言使用情况

个旧市除汉族外，尚有21种少数民族，其人口占总人口数约35%，属典型的多民族杂居地区。区域内语言使用情况较为复杂：汉语为主要语言，是全区各民族交际的共同语；部分汉族通晓少数民族语言；彝语、壮语是除汉语以外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多数少数民族能使用汉语。由于长期共存，汉语同各少数民族语之间相互渗透，少数民族语之间也相互影响。

3. 个旧方言的形成及类属

个旧因其富有锡矿从清代始大规模开发，从而大量汉族人口迁至此地。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在个旧设厂，称“个旧厂”，专收锡、银课税。光绪十一年（1885），设个旧厅，建立衙署，专管矿务。因此，矿业的开采对个旧方言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分区，个旧方言属西南官话贵昆片。其在汉语方言中的系属可表示为：现代汉语方言北方方言西南官话云南次方言贵昆方言片。杨时逢（1969）将个旧等地域昆明等地的方言划为“第一区”。吴积才（1989）认为个旧方言属滇南小片。滇南方言确有不同与西南官话其他方言的特点，路伟（2003）认为可将其划为一个独立小片。

第二部分语音系统②

1. 声母

个旧方言共有24个声母，按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排列如下③：

声母说明：

（1）双唇清塞音p和ph不与y、iou、ou、ue、ua相拼；双唇浊鼻音m不与y、ue、u相拼。

（2）唇齿清擦音f不与i、y、iao、iou、ao、ue、ua、uo相拼，唇齿浊擦音v只与e、、u相拼。

（3）舌尖前音ts、ts和s只与i、e、、u、ao、ai、uo相拼。

（4）舌尖中塞音t和th不与单韵母y、相拼，与复韵母ao相拼；舌尖中鼻音n只与i、a相拼；舌尖中边音l与i、e、a、、、ao相拼。

（5）舌叶不送气塞擦音t只与i、o、uo相拼，舌叶送气塞擦音th只与i、ou相拼；舌叶清擦音只与i、ue相拼，舌叶浊擦音只与a、i、e相拼。

（6）舌面音t和只与i、、o、iou、ao相拼，th只与i、相拼。半元音j只与、相拼。

（7）舌面后不送气塞音k与e、o、、u、ai、ao、ou、ue相拼，舌面后送气塞音kh与e、o、、u、ou、ua相拼。舌面后浊鼻音只作韵尾，舌面后清擦音x只作韵头。

2. 韵母

个旧方言共有17个韵母④。

单元音韵母9个：i e a o u y

复元音韵母8个：iaoiouaiaoouueuauo

3. 声调

个旧方言有5个声调：55 33 212 51 21

4. 音节结构类型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

参考文献：

[1]戴庆厦. 语言调查教程[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红河州个旧市人民政府[EB/OL].[2014-06-16]. http：///mlgj.htm

[3]方国瑜.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M]. 北京：中华书局. 1987.

[4]路伟. 滇南方言的特点和范围[J]. 红河学院学报（创刊号），2003，5：61-64.

[5]路伟. 云南个旧方言谓词的体范畴[J]. 中国语文，2006，1：26-30.

[6]吴积才. 汉语方言志（云南省志卷五十八）[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7]杨时逢. 云南方言调查报告[M].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9：595-610.

注解：

①调查对象基本情况：海**，女，汉族，25岁，居于云南省个旧市，2008年迁至北京上学并工作至今。调查方式为实地调查。

②本语音调查以《方言词汇调查表》为蓝本，共调查了399个日常词汇，并按声母、韵母分别校对，详见附录一、附录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时间所限，调查词汇数量较少，所归纳的语音系统或存在遗漏，有待日后扩大调查规模进一步修正。另因学生无音韵学基础，故未能作历史演化分析，待完善。

③在声母调查中，我注意到发音人或受普通话影响，已出现舌叶音t、th、、，并有向普通话舌尖后音t、th、、发展的趋势，而参考《云南方言调查报告》中却无舌叶音和舌尖音。在记音时这两类音都有出现，整理音系时统一记为舌叶音。

方言调查报告范文第6篇

一、湘西苗歌研究的简要回顾

关于湘西苗歌的调查与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33年春夏间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凌纯声与芮逸夫对湘西苗族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调查,并于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书中对所搜集的44首苗歌歌词用国际音标进行了记音。此次调查得到了当时湘西众多苗族人士如石启贵、吴良佐、吴文祥等人的协助。在凌、芮离开湘西后,石启贵被当时的中央研究院聘请为“补充调查员”,又深入苗区,历时数载,搜集了大量资料。经整理研究,于1940年编写成《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1951年又写成《湘西兄弟民族介绍》。1982年,原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与石启贵先生从事民族科研工作的子女根据这两部手稿重新整理成《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并于1986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从局内人的视角对湘西苗歌歌词进行了记录与分析。以上两本民族学专著已成为学者们研究湘西苗族历史与文化的必读文献。1956年,中国音乐研究所的一批专家对包括湘西苗族音乐在内的湖南民间音乐进行了普查,并于1960由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湖南音乐普查报告》,该书至今仍是研究湘西苗族音乐文化的重要文献。同年,湖南文艺出版社也出版了《湘西民间歌曲选》。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湘西自治州州委宣传部选编的《湘西土家族苗族歌曲乐曲选》,共收录了18首苗歌。1994年,由中国ISBN中心出版的大型辞书《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南卷》一书收录了19首湘西苗歌,并对湖南苗族的民歌作了简要概述。1996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概述》(杜亚雄编著)以语系为框架把苗、瑶诸民族作为一章节对苗族音乐进行了阐述,其中也有关于湘西苗歌的论述。2001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上、下)(田联韬主编)在苗族音乐一章中重点对贵州苗族音乐部分作了较为深入的阐释与研究。在学理性的文论中,蒲亨强的《苗族民歌研究》(刊于1988年《中国音乐学》第1期)、《苗族婚礼歌》(刊于《中国音乐》1988年第1期)等均有关于湘西苗歌的分析论述。而湘西本土音乐学者黄意声的《湘西苗族民歌音乐浅析》(刊于《人民音乐》1985年第7期)、花老虎的《湘西苗歌研究》(刊于《音乐研究》1994第1期)等也对湘西苗族的部分苗歌进行了一定的分析。近年来,还有部分年轻学者从苗歌的演唱、衬词的运用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总之,关于湘西苗歌的研究,前辈的学术成果作了重要的基础工作,当代学人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令人欣慰。但随着国内外学者对苗族历史、语言、服饰、习俗、信仰等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各种学术成果和研究理念与方法的不断涌现,已有的湘西苗歌研究所存在的一些缺失也逐渐显现出来。

二、湘西苗歌研究的当代缺失

笔者的母语为苗语湘西方言的西部次方言的一种土语,从童年时听自己土语的苗歌,到成年后听其他土语的苗歌,再到认真地学习与研究其他的苗语土语和苗歌,经历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通过十余年来对湘西苗歌不断的田野调查,觉得近些年来的苗歌研究尚存在以下缺失,希望能引起苗族音乐文化研究学者、研究机构和各级文化管理部门的思考。

第一,忽略了苗歌与方言土语的所属关系。民歌与语言的依存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在依然使用自己母语来交流的少数民族中,他们的民歌因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土语来演唱而使这类民歌具有强烈的地域性,这对于用复杂的方言土语来唱的苗歌来说,尤其如此。某一土语的苗民,只演唱自己土语的苗歌,其他土语的苗歌不听,也不唱。他们的回答很简单――因为听不懂。然而在已有的苗歌研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苗歌与方言土语的所属关系。例如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南卷》的湘西苗歌部分,由于当时参与民歌集成的仅为音乐学者,缺乏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相关学者的共同参与,人们除了仅能获得这首苗歌的歌谱外,对其所属支系、用苗语的哪个方言中的哪个土语演唱、该土语的地理分布、该土语与相应苗歌结合后所形成的地域风格等等,均不知晓。研究视角的单一,也就把鲜活的民歌文本的诸多信息遗漏了,委实可惜。虽然记谱是重要的基础,但欲深入研究这些曲谱与歌词背后的苗族文化,研究它们与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如湘西苗族迁徙歌中所提到的苗族与汉族之间发生的各种事件等,仅有曲谱是远远不够的。“集成”中虽然把所收集的苗歌都已注明到“县”这一级行政区划,问题是历史上形成的苗族支系及其方言土语的分布,与现在的省、县、乡等行政区划往往不一致,于是所注明的县级行政区划不仅失去了意义甚至产生了误导。一个没到过湘西苗族聚居区进行实地调查的研究者若按图索骥地找寻“集成”中所收录的苗歌,一是不易找到,二是即使找到了又会发现临近的其它各县也有。这无疑给后来研究者的学习与研究带来了不便,也给普通的音乐爱好者了解、认识湘西苗歌带来了困惑。

第二,忽略了湘西苗语东部次方言的苗歌研究。苗语湘西方言分为东部和西部两个次方言,各次方言下又分为若干土语。明清时期,统治者曾因为“开疆拓土”而在湘西所修筑的“苗疆边墙”(即现今部分人所说的南方长城),对湘西苗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苗族音乐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致使讲湘西苗语东部次方言的苗族被人为地划到“边墙”以外,这部分苗族因接触汉文化较多而被称为“熟苗”,其苗语和苗歌均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如苗语中夹杂有更多的汉语成分,所唱的苗歌有一部分用苗语演唱,有一部分又用汉语演唱。自1956年以来的湘西苗歌的调查与研究,事实上主要是对苗语湘西方言的西部次方言一部分土语的苗歌进行研究,对东部次方言各土语的苗歌研究相当少。这与历史地形成的学术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1933年凌纯声、芮逸夫对湘西苗族的实地调查,其范围主要是现今湘西自治州的凤凰、花垣、吉首三县(市),准确地说,仅仅是对原来“苗疆边墙”以西的接触汉文化相对较少的湘西苗族进行调查,而对“边墙”以东的苗族涉及很少。凌、芮两位前辈当时选择这样的调查范围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认为“边墙”以东的这部分族群为仡佬族而非苗族,这在他们后来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说得很明白。也许是受这样的影响,1956年的湖南民间音乐进行普查,在对湘西苗族民间音乐普查时,主要也是对湘西苗语西部次方言的苗族民间音乐进行普查,这些也都反映在1960年出版的《湖南音乐普查报告》上。湘西苗语东部次方言的苗族,历史上曾称为仡佬苗,主要聚居在今吉首、泸溪、古丈交界一带,在1956年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与语言调查中,经从事民族识别工作专家们的鉴定是苗族。据笔者近年来的实地调查,其苗歌一样是非常丰富的,并且有二声部的多声现象,极具自己的个性。直至20世纪80年代的民歌“集成”工作,大家才开始注意到这一支苗族的民歌,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南卷》的湘西苗歌部分收录了两首,但仅为单声部。而《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一书中苗族音乐的苗族民歌部分,虽然对湘西苗歌有所涉及,但绝大部分是对苗语黔东南方言和川黔滇方言的苗歌进行研究,苗语湘西方言中各土语的很多优秀苗歌却没有收录进去。仅收录的一首情歌《怎么舍得离开你》,也只是湘西苗语方言中一个土语的一种苗歌音调,很缺乏代表性。而众多优秀的湘西苗歌均未收录,当然也就不存在论述。至于湘西苗语东部次方言各个土语的苗歌更是没有任何文本描述了。这些都给人们从整体上了解、认识和把握我国苗族民歌的全貌造成了相当困难,也给后学者造成误解。湘西苗歌研究几十年来所形成的学术传统,已无形间把湘西苗语东部次方言的苗歌边缘化。然而,苗歌的生存价值远胜于音乐本身的意义,因此,不论从人文关怀的角度还是从学术的角度,我们均不应遗漏这一支苗族的音乐文化。

第三,忽略了近古史上从湘西迁出去的苗族的苗歌研究。1795年(乾隆六十年)春,在湘黔边爆发了震惊当时朝廷的“乾嘉苗民起义”,战争持续了整整两年,而起义余波则持续了十余年。清朝廷先后集结十余万重兵进行征剿,众多苗寨被焚烧,众多苗民被杀戮,致使起义失败后湘西苗族的苗寨和苗族人口骤然减少,一部分湘西苗族因此而被迫迁往贵州望谟和紫云、广西南丹、湖北宣恩等地。对于这些迁走的湘西苗族,二百多年来他们的苗语与苗歌必然发生了变迁。但它是怎么变迁的?现状如何?世人不得而知。因此,对乾嘉苗民起义失败后被迫外迁的湘西苗族后裔的民歌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人们从另一个侧面去认识湘西的苗族民歌,而且对研究明清以来湘西苗族的历史、语言、习俗、宗教及其音乐文化的变迁都有着相当深远的意义。然而多年来我们在苗族音乐研究和苗语研究上均关注不够、研究不够。

第四,来自本土学者的研究太少。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湘西苗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可谓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但湘西高层次的研究型音乐理论人才的成长还是太少,我们很难看到湘西本土学者从主位的视角对湘西苗族的音乐文化进行阐释与研究的文论――尽管近年来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中学界已越来越关注来自主位的话语。本土学者研究上的失语,其原因固然很多,但却也不得不让我们去思考和追问我国现行的各级各类音乐教育所存在的某些问题,如艺术教育的公平性问题,历史地形成的区域差异问题,等等。令人振奋的是,为培养我国高层次的研究型音乐理论人才,国内几家音乐学院从2009年起特向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招收若干名硕士和博士,并给予政策上的倾斜,这必将不断推进我国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

三、应提倡对湘西苗歌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

存在以上问题,本身说明我国苗族民歌研究之不易。苗族因历史上的种种原因而跨地域、跨省区乃至跨国界居住,在国内则形成了湘西、黔东和川黔滇三大方言区,居住上的大分散、小聚居,又形成了众多的支系乃至亚支系,并由此形成了各地复杂的土语。但也正是这复杂的苗语土语,才使得苗族民歌在我国少数民族民歌中显得这么瑰丽多姿!同时也由于绝大多数苗歌研究者都非湘西苗族,不懂苗语,做田野调查时在当地难以较长时间地停留,对各地苗族支系的语言、习俗、服饰、信仰、民族心理等势必缺乏深入了解。或研究者虽为当地苗族,但由于时代和知识结构等多方面的局限,致使研究难以广泛、深入和细致。尤其是用于祭祀仪式的苗族古歌,因其用相当成分的古苗语演唱而使研究者不得不驻足。因此,欲对湘西苗歌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就迫切需要音乐人类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等不同知识结构的学者――尤其是懂当地苗语和民俗的音乐学者和语言学者的共同加入,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笔者认为,对湘西苗歌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湘西苗歌的现状、种类、所属支系的地理分布及其相关民间歌手进行全面的调查与统计,理清家底。并从服饰、次方言、土语、习俗、信仰来理清相关苗歌与苗语土语的对应关系,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实证依据。二是以土语(亚支系)为单元,对湘西苗歌的音乐形态、演唱特点进行音乐学层面的客观描述与分析,把握每一个土语苗歌的个性特征,探究其“族性音调”。同时对各个土语不同种类苗歌的使用场景、功能价值进行学理性的分析研究,透过苗歌去理解苗族人民的精神世界。三是对整个湘西苗族民歌进行共时与历时的综合研究,深入阐释湘西苗族民歌在这一族群长达几千年的迁徙中与汉族及周边少数民族进行交流、融合的渊源关系。四是利用现代多媒体手段,以土语(亚支系)为单元建立湘西苗歌音像数据库,为音乐人类学及其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一份真实的湘西苗歌文本。

跨学科综和研究的积极意义是深远的:第一,明确地把湘西苗歌与其所属土语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找出其内部各自的对应关系,既有利于我们从宏观上对其有一个全面而清晰的把握,也有利于我们从微观上准确地认识某一首具体的苗歌。第二,为维护我国苗族众多支系及其亚支系音乐文化的多样性,为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提供必要的学术支持,有利于在多元文化语境下进一步增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促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第三,为当代人提供一份翔实可靠的湘西苗歌文本,为苗族音乐文化的科研、教育和管理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信息需求。第四,这样的一种研究视角、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可以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其他地域的苗族民歌提供某些具体经验与参考,不断推进我国的苗族民歌研究。

湘西苗歌研究,在资料搜集的层面还远未完善,而欲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研究者除了应具备扎实的音乐基本功之外,应当广泛涉猎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其它人文学科,尤其是应注重对湘西苗族地方性知识体系的学习与梳理。同时它迫切需要不同知识结构的学者来共同关注。湘西苗歌研究,既任重道远,更呼唤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田联韬《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上、下),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3]石启贵《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增订本),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中国音乐研究所《湖南音乐普查报告》,北京:音乐出版社1960年版。

[5]伍新福《中国苗族通史》(上、下),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6]杨再彪《苗语东部方言土语比较》,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编委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南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4年。

[本文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08YBB122)阶段成果]

方言调查报告范文第7篇

关键词：阳新 方言 综述

阳新县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的南岸，东北与蕲春县、武穴市隔江相望，东南紧邻江西省瑞昌市，西南接通山县和江西省武宁县，西北连咸宁市、大冶市。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独特的语言状况。

阳新县现隶属湖北省黄石市，但在历史行政区划上长期隶属江西，居民祖籍也绝大多数是江西，因此在方言区划分上一般将阳新方言归为赣方言区。但由于离西南官话的武汉、江淮官话的黄冈较近，受邻近方言的影响较大，各乡镇方言差异大，语音复杂，以至阳新方言又有“九板十三腔”之称。它在汉语方言，尤其是湖北方言的调查研究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本文主要介绍阳新方言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成果，进而分析其不足并提出建议，希望为以后的阳新方言研究提供借鉴。

一、阳新方言语音研究

最早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对阳新方言进行科学调查研究的是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1936年，赵元任带着助手丁声树、杨时逢等到湖北省调查湖北方言，阳新也是一个调查点。赵元任找了一个阳新县三溪镇的学生作为发音人，记录了阳新方言的音系。调查的成果收录在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一书中。报告详细介绍了阳新方言的语音情况，包括声韵调表、声韵调描写、与古音比较、同音字表、音韵特点和故事。赵元任等在报告中记述阳新方言有6个声调，分别是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入声。但据后来的阳新籍方言研究者黄群建考证，整个阳新县都没有6个声调，三溪话和阳新县治兴国镇话一样，只有4个声调，即阴平、阳平、上声、入声，古去声字及全浊声母上声字皆归阴平。从报告记录的声韵调系统来看，黄群建认为当年调查的方言只能是阳新县三溪镇国和乡西部边境的咸宁话，因为咸宁话刚好有6个声调，调值与报告所记也大体相同，同时韵母系统也与报告基本一致。由此看来，《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对阳新方言的记述值得商榷。

真正开始对阳新方言语音进行深入研究的是黄群建。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黄群健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阳新方言的研究论文，如《阳新方言说略》（1989）、《阳新方言的小称音变》（1993）、《阳新方言古牙喉音及泥母对韵母的影响》（1997），并于1994年出版了阳新方言研究的第一本专著《阳新方言志》。在这本著作中，他详细地分析了阳新方言的语音系统和特点：声母有20个，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不论平仄，都读送气清音，无翘舌音，分尖团；韵母有49个，北京[a]、 [ia]、[ua]韵中的[a]韵和主要元音[a]，阳新话均读圆唇后元音[]；有4个单字调，即阴平、阳平、上声、入声，凡北京读去声的来源于非古入声的字阳新话今均读为阴平；阳新方言还有省内绝无仅有的小称音变现象，为了表示事物或动作的短时少量或者表示亲切、轻松、诙谐等感情，有些用来作名词、量词或动词的平声或上声字可变读为入声调。阳新方言内部很复杂，他认为按语音差别，全县大致可分为6个方言片：1.县中部兴国镇（县城）及浮屠镇、三溪镇、星潭铺、木港镇、排市为一片。2.县东北部的潘桥、陶港为一片。3.县北部的太子镇、海口、中庄、白沙为一片。4.县西部的王英、东源、国和、富水为一片。5.县西南的龙港镇、洋港为一片。6.县东部的富池镇、枫林为一片。

阳新和咸宁、通山、崇阳、嘉鱼、通城、蒲圻、大冶等八个县市同属鄂东南地区。一般将鄂东南地区统划入赣方言区，但由于区位的独特性及历史上政区变更、移民等因素的影响，其方言的语音面貌极其复杂，各方言点之间及其内部差异也很大，语音特征呈交错局面。因此就鄂东南地区各方言点间方言面貌特征介绍及比较的论文也相对较多。《鄂东南方言的特征》（陈有恒，1979）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将鄂东南方言与普通话进行了比较，指出了这一方言带的语言特征。《鄂东南方言的内部分歧与外部联系》（陈有恒、刘兴策，1986）对这一地区八个方言点进行了深入比较，根据浊音声母、鼻化韵的多少、[n]与[l]，以及其他一些可以划分的条件，把全区大致分为东西两片，同时还就鄂东南方言的主要特征与邻近的赣语、湘语及省内其它地方的方言进行了比较。其他还有从某个具体角度对鄂东南方言进行研究的，《鄂东南东片山咸摄舒声字》（祝敏鸿，2004）就《切韵》音系山咸摄舒声字今读的韵母这一具体问题对鄂东南东片各点进行共时平面的比较研究，在分析各方言点山咸摄舒声字今读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总结了其中的共性特征与各自差异。《鄂东南方言蟹假果摄的主要元音及相关问题》（李佳，2010）根据蟹假果摄主要元音的表现，将鄂东南方言分为东西两片，阳新与咸宁、通城、大冶属东片。西片表现为“ai、a、o”序列，与赣语接近，东片表现为“a、、o”序列，与老湘语接近。并比较了东片方言与湘语前“a”后“”两类韵母的舒入来源，指出它们在类型表现上很不一样，这是江西移民同原居民语言接触的结果。由黄群建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的《鄂东南方言音汇》（2002）记录了阳新、大冶、咸宁等八个县市的方言音系，并通过古今字音对比，分别整理出了各自的语音特点，进而归纳出同音字表，全面而深入地勾勒出鄂东南方言的语音系统。

二、阳新方言词汇研究

阳新方言的词汇研究并不像语音研究那样全面深入，只是在黄群建的《阳新方言志》（1994）中有比较详细地记述。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将阳新方言中的词汇按意义分为34类，并列成方言词表，如天文、地理、时序、农事、代词、形容词、副词、詈词等，在每个方言词后用国际音标注音，与普通话差别比较大的词在音标后面作简要的注释，少数条目还举出了用例，这对于不了解阳新方言的人认识阳新话，增加对阳新方言的感性认识很有益处。《阳新方言志》对阳新方言词汇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是考证了一些本字，但是该著作对词汇的研究描写多于论述，没有从整体上揭示阳新方言词汇的基本特点和一般规律。

其他还有零星几篇研究阳新方言词汇的，《阳新方言的代词》（黄群建，2002）就阳新方言中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的形式和语法特征进行了讨论，并阐述了它们各自在句子中的作用。《湖北阳新方言中的“父亲”称呼研究》（何烨，2009）以方言区人们的心理、风俗、所处地理位置等方面的特点为立足点，解释了阳新方言对“父亲”称呼多样性的成因。另外，散见于研究鄂东南方言的论文，《鄂南方言的词汇特点》（陈有恒，1989）从词形、词义、词源三个方面介绍了鄂南方言的词汇特征。

三、阳新方言语法研究

黄群建《阳新方言志》（1994）“语法特点”一章详细介绍了阳新方言殊的语法现象，如“”“得”“果”等，第七章“语法例句”将普通话的语法例句与阳新方言的语法例句进行对比，全面展现了阳新方言的语法特点。他的论文《阳新方言说略》（1989）语法部分介绍了阳新方言在语法上的显著特征：1.形容词重叠要带方言助词；2.名词重叠后用作形容词；3.动词没有表示短时少量的重叠式。

华中师范大学陈晓云的硕士学位论文《阳新方言被动句研究》（2007）对阳新方言被动句式进行了具体研究，总结了阳新方言被动句的语音、句法、语义、语用等特征，对阳新被动句形成了以下认识：1.阳新方言的被动标记有“把到、等、尽”三个，主要标记是“把”；2.阳新方言被动标记“把”表被动意义的来源是动词“把”的“给予”义；3.阳新方言有标记被动句主要有“NP1+M+NP2+VP”和“（）+M+NP2+VP”两种格式，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在“M”出现的时候“NP2”必须出现。胡洁《阳新方言的“把”》（2013）也讨论了阳新方言中“把”作为被动标记这一特殊用法。

佘娟娟《湖北阳新方言表进行或持续的助词“得”》（2009）介绍了阳新方言中表进行或持续的助词“得”的两种意义和用法，并将其与普通话的“着”和“呢”进行了比较，发现尽管阳新方言的“得”与普通话中“着”和“呢”的用法和意义十分相近，但在语法侧重点和词语搭配选择上仍存在一定差别。阳新方言助词“得”除了表示进行或持续，还能够表示动作完成或就绪等等。

四、结语

阳新位于鄂东南，处于赣方言、湘方言、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的包围之中。鄂东南方言在湖北乃至全国汉语方言中都是极具特色的，其研究价值为海内外学者所公认。纵观阳新方言的研究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们对阳新方言越来越重视，研究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角度也越来越新。但是对于阳新方言的研究工作还做得远远不够，有很多欠缺的地方。

（一）研究范围有待扩大

在上述16篇（部）研究文献中，专门论述阳新方言的只有10篇（部），其余6篇都是在讨论鄂东南或鄂南方言的过程中论及阳新方言。这10篇（部）研究文献中，专著只有《湖北方言调查报告》（阳新部分）和《阳新方言志》，其它都是单篇论文。《阳新方言志》主要是以阳新县治兴国镇的方言为描述对象，其它五片并没有过多论及，笔者为阳新方言东片枫林镇人，就本人自身感觉，与兴国镇方言差异较大，与其它各方言片甚至有互相听不懂的情况。阳新方言的研究空间还很大，研究力度应加强。

（二）研究的内容有待拓宽和深入。

从研究内容来看，语音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系统，《阳新方言志》对阳新方言的语音系统进行了详细描述；词汇方面描写多于论述，还没有从整体上揭示阳新方言词汇的基本特点和一般规律；阳新方言的语法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建构自己的语法体系。

（三）研究方法有待更新

从上面所列的论文可以看到，阳新方言的研究基本上还是沿用传统的田野调查法。现代方言研究还可以考虑更多地与其他学科结合，如计算机、历史、文化民俗、心理学等，以便更好地解释现象，揭示规律。

参考文献：

[1]陈有恒.鄂东南方言的特征[J].咸宁师专学报，1979，（2）.

[2]陈有恒，刘兴策.鄂东南方言的内部分歧与外部联系[J].咸宁师

专学报，1986，（3）.

[3]陈有恒.鄂南方言的词汇特点[J].咸宁师专学报，1989，（1）.

[4]陈晓云.阳新方言被动句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

[5]何烨.湖北阳新方言中的“父亲”称呼研究[J].文学教育，

2009，（12）.

[6]胡洁.阳新方言的“把”[J].大观周刊，2013，（1）.

[7]黄群建.阳新方言志[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5.

[8]黄群建.阳新方言说略[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89，（2）.

[9]黄群建.阳新方言的小称音变[J].方言，1993，（1）.59～64.

[10]黄群建.阳新方言古牙喉音及泥母对韵母的影响[J].湖北师范

学院学报，1997，（5）.

[11]黄群建.鄂东南方言音汇[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12]黄群建.阳新方言的代词[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2，（2）.

[13]李佳.鄂东南方言蟹假果摄的主要元音及相关问题[J].方言，

2010，（2）.

[14]佘娟娟.湖北阳新方言表进行或持续的助词“得”[J].现代语

文（语言研究版），2009，（9）.

[15]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湖北方言调查报

告[R].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

[16]祝敏鸿.鄂东南东片山咸摄舒声字[J].咸宁学院学报，2004，

（2）.

方言调查报告范文第8篇

【关键词】 语言理论 问题 改进 实践。

一 语言及语言学理论教学的现实

作为一名语言学的教授老师，除了教学之外，往往还要同教授对象的“重文学轻语言”的观念作抗争。与文学的来源于生活、反映生活相比较，语言及语言理论服务于生活的功能更隐蔽、也更无趣。语言是“既不能出产物质产品，又不能起宣传教育作用”①。尽管语言学家很早就作出一个明确的论断――语言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思维的工具，可是人们似乎并不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涵义。直至在言语无法准确无误地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想法、感受时，才发现语言对于生活的重要性，才发现语言教育在生活中的缺失，才认识到语言研究、语言理论建构的重要性。也难怪人们会有如此误解，我们不得不承认，语言教学在整个国民教育中确实处于一种弱势，甚至连部分中小学语文老师和部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他们的语言能力及语言素养都是薄弱的。这种弱势的造成除了追究社会外部原因外，我们更应该客观地审视一下自身的问题，探讨探讨语言教学是否存在着问题。

客观地说，语言及语言学理论的教学思路长期以来基本拘泥于传统的教师讲授、学生听讲的课堂教学模式，语言教学如现代汉语教学或许还会通过课堂练习让学生有一定的实践机会，而语言学理论教学则是完全放弃了实践教学环节。因此，尽管在理论建构上，各个专家学者不断努力地修改完善着理论体系，力求语言理论的更生动形象，更深入浅出，但是对于学习者来说，单一的听讲的角色容易让他们发生思维的懈怠，也很难产生感同身受的深刻印象。于是一旦走出了课堂、摆脱了考试压力以后，语言理论便还是停留于白纸黑字的阶段，还是那一堆枯燥的毫无生气的理论术语。语言学理论因为脱离了生活，越发显得抽象难懂。

众所周知，语言是社会劳动的产物，是社会交际最重要的工具，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有人活动的地方就需要语言”，它影响着社会生活，其研究成果可直接应用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与这些学科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语言的进一步研究，对语言学理论的继续深化构建，具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推动语言学前进的传统动力是语言的教学和运用。对于一名中文系的本科生来说，通过课堂学习，掌握普通语言学理论，形成初步的语言理论框架，为将来更深入地研究语言学奠定良好基础是必需必要的。

因此，改变教学思路，改革教学方法，寻找新的教学出路，将语言学理论通过教学的途径有效地传授予学生是改变当前尴尬的教学局面的关键，也是本文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三 实践教学――语言及语言学理论教学的重要环节

理论结合实际，这是前辈总结出的宝贵的教学经验。在教学的过程中，不少人始终把这句话挂在嘴上，而实际行动却是与之相背而行的。理论结合实际，仅仅停留于从教材外找来几个干巴巴的例子作简单例证。学习者无论从空间距离上还是心理感受上都无法认同，无法产生共鸣，语言理论并未被完全激活。要想让学习者感同身受，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亲身实践，在实践教学中完成理论的接收消化。

目前高校设置的语言类课程包括“教师口语”、“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及“语言学概论”。鉴于笔者从事的是“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工作，因此后者的实践教学为本文阐述的主要内容

“语言学概论”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作为一门理论后续课程，这门课旨在“培养学生语言理论方面的素养”，具体来讲可分为“提高学生的语言学理论修养水平”、“提高学生的语言素质和语言能力”、“提高学生的学术论文写作水平”②三个方面。鉴于这三个不同的目标，笔者认为实践教学应该分为课内实践教学和课外实践教学两方面。

根据语言学概论课程的要求，语言学的理论教授首先是对学习者进行语言基本理论观点的介绍并要求其掌握。这部分内容同时也是这门课程的学习重点。教学时往往采用的是教师“满堂灌”的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教学内容的条理化、系统化，但是同时也让学生产生被动接受的印象，进而对枯燥的理论观点产生排斥的心理，由此教与学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如何消除这个矛盾，达到教与学的和谐统一？这就要求课内实践教学的介入。课内实践教学，就是要求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把学生由单一的听讲者转变为听、讲、想三者结合的统一体，让学生在听中了解理论的学术背景，在讲中掌握理论的发展现状，在想中寻找理论的发展前景。在这之前，是学生通过阅读教材，自行查阅相关资料所做的功课。通过课堂的交流讨论，学习者完成了教与学的自然融合，从思想上的碰撞到认识上的共识，相关理论由此在学习者脑海里烙下了深刻的痕迹。

除了课堂实践环节，课外的语言实践同样不可忽视。课外的语言理论实践方式最常见的要算语言调查法的运用。

语言调查法至今并未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然而根据我们对调查法的理解――调查法是指对某一社会现象通过访问、座谈测验或发放问卷等方式获得调查指标，以达到分析、研究的目的，语言调查法应该是根据语言研究的目的，通过访问、座谈、发放问卷等形式对一定社会范围内的社会用语进行调查，获得调查指标，进而研究得出结论的一种方法。

语言调查法在汉语言文字学科方面的应用由来已久，主要集中于汉语方言上的研究。1924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方言调查会，由此开始运用现代语言调查法进行方言调查，并陆续诞生了一批现代汉语方言调查著作，如《现代吴语研究》、《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云南方言调查报告》，《湖南方言调查报告》、《四川方言调查报告》、《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云南方言志》、《闽语研究》等。语言调查法在方言研究方面的运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通过一些语料的记录、分析、研究，语言学家得到了他们要找的答案。这是一个理论从实践中来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启发了我们，来源于实践的理论最后需再回到实践中去，受到实践的检验，由实践来验证理论的真伪。因此，语言学理论完全可以通过语言调查的方法来解释、说明、验证其理论内涵。

我们知道，本科阶段的语言学理论主要包括语言的本质特征、语言的结构及语言的发展等理论。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语言调查法要根据理论内容的特点进行合理设计。譬如在谈到语言是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尤其词汇更被称作社会的“晴雨表”这个观点时，便可以通过社会调查让学生去验证这个理论观点。

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调查表的设计。调查表的设计实际上就是调查者把理论放归现实，寻找理论和现实契合点的体现，是调查者理解消化理论的体现。因此，调查之前，应该在适当提示、积极鼓励的基础上，让调查者先自行完成调查表的设计，后经过比较筛选确定最佳方案。

语言调查应该首先确定调查对象、调查范围。语言的发展变化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均可能发生，可以根据实际条件，选择方便开展调查的范围。譬如对于在校生来讲，范围限定在校园内，囊括所有大一到大四的学生便是最方便的选择，既考虑到操作的现实性，又兼顾了调查指标的代表性，即时间跨度的代表性和思维活动的代表性。大学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学生，经历了在校四年的时间，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再加上大学生活的深入，往往会在学生身上留下明显的痕迹。大学生一方面有着旺盛的求知欲，能够迅速接受新事物，另一方面思想又不稳定，容易受外界的影响发生变化。语言的发展变化在这个处于信息前沿阵地的群体身上最容易得到体现。

其次是调查内容的确定。语言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渗透到生活的每个缝隙。它的发生发展均在生活中体现出来。因此要观察语言的发展，必须要深入到生活中去发现。作为调查对象的大学生，其生活仍是以学习为主，教室、图书馆便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而运动场、宿舍、食堂则是大学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辅助部分，反映了学生生活的另一面。因此，在这五个场景里发生的语言交际行为囊括了大学生活的全部。教室、图书馆、运动场、宿舍、食堂这五个场景于是构成了语言调查的纬。由于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在人们的语言交际过程中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其他类词，既通俗又有代表性，于是这四类词便构成了语言调查的经。关于调查内容便可以形成一张以教室场景、图书馆场景、运动场场景、宿舍场景、食堂场景为横轴，以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为纵轴的“社会语言调查表”（见下图）。而入选的词语则必须达到一定的使用频率,譬如在同样场景里出现5次以上的。

通过调查，调查者 “惊讶地发现了原来身边的语言是如此的丰富，发展如此之快”③，发现了语言的使用中数字化、字母化、双语的现象频繁出现，如数字化语言――886（拜拜了），3166（日语“再见”的意思），3Q（英语“谢谢”的意思），246（饿死了）等；字母化语言――GGMM（哥哥妹妹），RPMT（人品问题），PLMM（漂亮妹妹），TAXI（太可惜了），DIY（自己动手），KB（恐怖）等；双语现象――copy（一份），（超级）fans，（作）show等。也发现了此类语言的来源――网络世界，体现了网络时代节约、省时、快速的特点。还总结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方言群体，包括了上述三种语言现象及另外一种有着特殊意义的用语，如：挂了（指考试不及格），早朝（指上早上第一节课），干革命（指上晚自习），金三角（指考试时有的怀有侥幸心理的同学坐成一个前后左右的阵势），烟酒生（有些精神面貌欠佳的研究生）等。总结出这个方言群体诙谐、生动、时髦的特点。有的还由此出发，进一步研究思考这样的社会方言和大学生心理的关系，提出如何看待这类语言的问题，与当今语言学家的思考呈现同步性。

运用于语言学教学过程中的语言调查与方言调查是完全不同的，具有自身的特点。语言学教学过程中的语言调查是为了更好的帮助学习者理解语言理论。调查者通过生活中语言使用情况的记录、分析，从而验证了语言理论的真伪，延伸了语言理论的内涵，为进一步的语言研究奠定基础。与方言调查过程充满了疑问相比，为了验证语言理论的语言调查过程要显得容易得多，只要具备基本的汉语知识就能够胜任，完全适用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学生。另外，语言学教学过程中引入语言调查法，还是为了刺激学习者的学习热情，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因此参加调查的过程比得出调查的结论要重要得多。通过调查，把对语言理论的学习、思考进一步延伸到课堂之外、生活之中、语言学理论产生之源，为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完善注入新鲜血液。

通过语言调查，不仅学习者受启发，理论教授者也可以从中受益。从调查结果中往往可以反映出教学存在的问题，这有利于教授者及时调整教学内容教学方向，随时保持教与学的和谐统一。对于语言学理论课来说，这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另一种体现。

总之，遵循“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思路，实践语言理论，使语言理论在应用中学习，在学习中应用，使语言理论教学课堂生动形象起来，这必将使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教学质量得到大大提高。

注释:

〔1〕 胡明扬著，《中国语言学21世纪展望》，《语言》（京），2002.第三卷，1～11

〔2〕 诰峰，《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原则初探》，《中国高教研究》2006年第八期。

〔3〕 引自笔者所教授对象的调查报告。

参考文献

[1]叶蜚声、徐通锵. 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2月版。

[2] 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6月版。

方言调查报告范文第9篇

关键词：客家方言 赣方言 人体类词语 比较研究

客赣方言关系密切，两大方言有差异性也有共性。两者合为一个大方言区还是分为两个方言区，这是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问题。实际上，对客赣方言分合判断应依赖于对两大方言尽可能详细的比较研究。本文拟以人体类词语为例，选择客家方言点三点和赣方言点三点，对客赣方言词汇进行比较研究，据此分析这两大方言人体类词语的异同，同时分析各自内部的差异性和一致性，以管窥客赣方言词汇的一些特点。

我们选择的客家方言点是梅县、长汀和石城，它们分别位于客家大本营区的粤东、闽西和赣南地区，其中梅县、长汀方言材料出自李如龙、张双庆《客赣方言调查报告》，石城方言材料由温昌衍博士提供；赣方言点三点是南昌、新余和吉安，其中南昌方言的材料主要来自熊正辉《南昌方言词典》、张燕娣《南昌方言研究》以及刘纶鑫《客赣方言比较研究》，新余方言材料主要来自《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吉安方言系笔者母语吉安县横江话。

用来比较的人体类词语有59个，系《客赣方言调查报告》中的调查条目，它们是：1.头；2.头发；3.头发旋儿；4.头屑；5.脸；6.眉毛；7.额头；8.囟门；9.眼睛；10.眼珠；11.鼻子；12.鼻涕；13.鼻屎；14.耳朵；15.耳屎；16.脖子；17.嘴；18.嘴唇；19.臼齿；20.龅牙；21.齿龈；22.牙垢；23.口水；24.下巴；25.胡子；26.皱眉头；27.；28.乳汁；29.打赤膊；30.光腚；31.肚子；32.肋骨；33.胯下；34.男阴；35.女阴；36.交合；37.屁股；38.；39.胳膊；40.胳膊肘；41.手腕；42.腋下；43.拳头；44.手指头；45.指甲；46.脶（指纹）；47.箕（指纹）；48.腿；49.腿肚子；50.膝盖；51.踝子骨；52.脚跟；53.脚印；54.脚掌；55.脚心；56.大拇指；57.小拇指；58.趼子；59.（身上的）污垢。

方言材料一般写本字，本字未明的写同音字（用“=”表示）。需要时标注国际音标，声调标调类（1～8对应中古阴平～阳入，0表轻声）。

一

从总体表现来看，客赣方言六点说法相同的词语（包括完全相同的词语和只有词缀差异的词语，下同）很少，只有4个，占总数的6.8%，这4个词语是：

可以看出，这4个词语的说法与普通话相同，方言色彩不浓厚。这说明，客赣方言说法相同的词语，往往与普通话（或北方方言）说法相同，也就是说，客赣方言内部一致性强的词语，外部一致性也强。

二

从客家方言和赣方言各自内部的一致性来看，客家方言内部一致性比赣方言内部一致性强。因为梅县、长汀、石城客家方言三点说法相同（出现多种说法时，只要有一种说法相同，就算说法相同。下同）的人体类词语有19个，占总数59个的32.2%，而南昌、新余、吉安赣方言三点说法相同的人体类词语只有13个，占总数59个的22%。

梅县、长汀、石城客家方言三点说法相同的19个词语是（为便于比较，赣方言三点的材料也列表中）：

南昌、新余、吉安赣方言三点说法相同的13个词语是（为便于比较，客家方言三点的材料也列表中）：

客家方言三点相同词语的数量比赣方言三点相同词语的数量要多一些，这说明客家方言内部的一致性比赣方言内部的一致性要强，这也许与客家方言的保守性及客家方言区地理位置的封闭性有关。客家先民在辗转迁徙的过程中恪守的一条有名的祖训是“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这使得客家方言虽处不同的省区，但还是有不少相同的成分；在地理位置上，客家方言多处于相对封闭的山区，受外部方言的影响较小，而江西境内的赣方言区则不然，北部有平坦的鄱阳湖平原，紧靠北方方言区（江淮官话区），所以北方方言及后起北方话的词汇很容易影响赣语。明代以前，江西一直在接受北方移民，鄱阳湖一带是移民到达江西的第一站，也是移民居留最集中的地带，带来的北方话容易影响赣语，再加上赣方言区地理位置不如客家方言区那样封闭，所以赣语的保守性远不如客家方言，内部向心性也就不如客家方言强。

另外，从表2和表3还可以看出，客赣方言都有几个能相互区别又内部一致性很强的方言词。如客家三点，“屁股”都说成“屎窟”，“交合”都说成“鸟”，“”或“乳汁”都说成[n?n56]（梅县音），“（身上的）污垢”都说成“”，“嘴巴”都说成“啜[tsoi56]”（梅县音），“女阴”都说成“支=”；相对来说这样的词语赣方言则较少，只有2个，即“交合”都说成“戳”，“箕（指纹）”都说成“筲”。这说明客家方言和赣方言虽然关系密切，但还是有一些区别词。不过，这样的区别词客家方言多一些，赣方言少一些，这也说明客家方言比赣方言更具方言特色。

三

就客家方言内部三点两两比较来看，梅县和长汀说法相同的词语是29个，占总数的49.2%，这些词语除了表2列举的19个之外，还有以下10个：

梅县和石城语义相同的词语有24个，占总数的40.7%，这些词语除了表2列举的19个之外，还有以下5个：

长汀和石城具有相同说法的词语有23个，总数的39%，这些词语除了表2；列举的19个之外，还有以下4个：

就此看来，以梅县话为代表的粤东客家方言与以长汀话为代表的闽西客家方言词汇关系较密切，相同的词语较多；而以石城话为代表的赣南客家方言与它们的关系较疏远，相同的词语较少。大概是因为赣南客家方言与赣方言地区交界，受到了赣方言的一些影响（所以石城与南昌相同的词语比长汀及梅县与南昌相同的词语要多一些，详见下文“五”）。

四

就赣方言内部三点两两比较来看，南昌和新余说法相同的词语有24个，占总数的40.7%，这些词语除了表3列举的13个之外，还有以下11个：

南昌和吉安方言中说法相同的词语有23个，占总数的39%，这些词语除了表3列举的13个之外，还有以下10个：

如果按照各点与南昌话说法相同词语的数量由多到少的顺序排列，则依次是：新余24个，吉安23个，石城17个，长汀15个，梅县14个。从地理位置来看，这五点正是从北到南分布，与南昌渐行渐远。这样的比较结果说明离南昌越远，相同的词语越少，差异性就越大，这和地理特点相吻合。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出，客家方言三点和南昌话相同的词语明显少于新余、吉安和南昌话相同的词语，这说明客赣方言之间在词汇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结语

由上文不同的角度比较可知：

1.客赣方言六点相同的词语只有4个，这4个词语的说法与普通话相同，方言色彩不浓厚。

2.梅县、长汀、石城客家方言三点相同的人体类词语有19个，南昌、新余、吉安赣方言三点相同的人体类词语有13个，说明客家方言内部的一致性比赣方言内部的一致性强。另外，客赣方言都有几个能相互区别而内部一致性很强的方言词，但相对来说这样的词语赣方言要少些，这也说明客家方言比赣方言更具方言特色。

3.客赣方言各自内部两两的比较结果是：南昌和新余相同的词语有24个，新余和吉安相同的词语有22个，吉安和南昌相同的词语有23个；梅县和长汀相同的词语有29个，梅县和石城相同的词语有24个，长汀和石城相同的词语有23个。客赣方言内部相同词语的比例都在50%以下，说明客赣方言各自内部词汇的差异性较大，大于内部的一致性。

4.以南昌话为基点和其他五点比较，各点与南昌话相同词语的数量按由多到少的顺序排列后依次是：新余24个，吉安23个，石城17个，长汀15个，梅县14个。发现离南昌越远，相同的词语越少，差异性越大，和地理特点相吻合。另外，客家方言三点和南昌话相同的词语明显少于新余、吉安和南昌话相同的词语，这说明客赣方言之间在词汇上也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本文是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梅州客家方言研究”[06JDXM008]和嘉应学院课题“客赣方言词汇深度比较研究――以梅县话南昌话为重点”[2012SKA01]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李如龙，张双庆.客赣方言调查报告[R].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2]熊正辉.南昌方言词典[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3]张燕娣.南昌方言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4]刘纶鑫.客赣方言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方言调查报告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知系字 咸山开口三等字 历史层次

湘潭话中，知章组读音实际分为三组：1、知二读作?，??，s；2、知章组开口（非咸山三等）读t? t?? ?；3、知章组合口三等、咸山开口三等字读撮口呼? ?? ?。其中知章组合口三等读作撮口呼在湘方言中比较普遍，一般将其看做是湘方言的显著特征之一，前人论述颇多。本节将主要讨论湘潭方言知三章组咸山开口三等字问题。

一、湘潭话及其周边方言知三章组咸山开口三等字今读情况

在笔者查阅资料的时候发现，湘方言中并不只是只有知章组合口三等韵读作撮口呼，还有一些地方的开口三等字也读作撮口呼，例如湘潭、娄底、双峰等地。

从上表的比较中我们看出，湘潭方言知章组咸山摄开口三等字如今读作舌面音、撮口呼，与其他地方不同。在《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中，知二庄组和知三章组分立，其中音系就有说明[1]：“t?组t?、t??、?’舌尖后音，卷舌的程度不象国音的t?、t??、?’那样后，只是舌尖向后翘起作势”，实际音值可能是?。《报告》中对于长沙话则只指出“知系今合口读?等”。其知章组咸山开口三等都读作了卷舌音，并且其主要元音是?，同益阳方言的主要元音十分接近，这应该是在官话影响下产生的演变。这个进化几乎已经完全完成了。娄底、双峰等老湘语区的咸山开口三等的声母也是舌面音?、?h、?，主要元音是i，没有y介音。湘潭二三十年代咸山开口三等的主要元音和娄底双峰的一致，也为撮口呼。

由此可见，知章组合口三等韵读撮口呼舌面音在湘方言中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归纳不完全，至少还存在知章组咸山开口三等和精组山摄开口三等读撮口呼舌面音的类型。

二、湘潭话及其周边方言知三章组咸山开口三等字今读?组的历史层次

各家对于章组声母的音值拟测比较一致，大多拟为[?]。王力就认为湘方言知章组合口三等保留[?]组读音是存古的表现。那么湘潭方言乃至湘方言中知三章组咸山开口三等字今读?组撮口呼是否是古音的保留呢？

崔荣昌调查的四川达县“长沙话”中就记载了[2]“古知、庄、章组无论开口、合口，绝大多数念[?、??、?]。” 从移民时间来看，“湖广填四川”集中在明末清初。由于达县的封闭性，当地人“所以至今还讲一口祖传的‘长沙话’”。这种“长沙话”特征在长沙本地只剩下知三章组合口三等字读[?、??、?]，其他情况则可以在老湘语区广泛见到。

具体情况是：四川达县“长沙话”的知庄章大多念[?、??、?]，而现在的湘方言知庄章念[?、??、?]组的情况比较分散：第一，整个湘方言区知章合口三等大多念[?、??、?]；第二，长沙话的知章开口三等字今一律读为[t?、t??、?]；第三、湘潭方言除知章合口三等字读为[?、??、?]以外，其咸山开口三等字也读作?组，而其他韵摄都读作[t?、t??、?]；第四，老湘语区如娄邵片的双峰、永全片的东安除知章组合口三等读作[?、??、?]以外，其开口三等字（包括庄组字）大多也读作?组，尤其是东安，几乎没有例外。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古知庄章母字在湘方言的演变层次。四川达县的“长沙话”应该是湘方言的明末清初时期的代表，其知庄章组字的读音特征在今老湘语区还有完整的保留。双峰的知章组开合口三等字部分读作[t、t?、d]，似乎是例外，其实“是演变中音值变化和音类分合的结果，不是上古音的保留……是[t?、t??、?]声母在齐撮韵前演变的结果。”[3]（王福堂，2005）相比之下，东安的中古知庄章组声母读音特征似乎保留的更加完整。湘潭方言知章组除合口三等读作?组以外，还有咸山开口三等字也读为?组。而长沙只保留了合口三等读作?组。从老湘语到新湘语，从东安、双峰到湘潭、长沙，知庄章组所保留的中古读音特征呈递减趋势。

参考文献：

[1]杨时逢《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74年

[2]崔荣昌《四川达县“长沙话”纪略》，《方言》1989第1期

[3]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语文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