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学角度看“花儿”发展

[关键词]传播学　花儿

“马莲绳，一根弦，琵琶还要好家弹。你不唱花儿花不艳，我不唱花儿心不甜。”

“花儿”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民歌，是流传于西北地区一种独具风格的高腔山歌。2006年6月。“花儿”列入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花儿”传唱于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四个省区的八个民族(回、汉、土、藏、撒拉、裕固、东乡、保安)中，使用当地汉语方言，且只能在村寨以外歌唱，通称“野曲”(与“家曲”即“宴席曲”相对)，又称“少年”。其传唱分日常生产、生活与“花儿会”两种主要场合。西北“花儿”融汇了中原文化、草原文化及阿拉伯文化精髓，是世界民族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张亚雄先生曾对花儿进行搜集整理，探索花儿的渊源。八、九十年代，兰州大学出版发行了《花儿通论》，根据花儿的文学格律和音乐基调分为“河湟花儿”、“洮岷花儿”两个流派，前者以古河州(今临夏)为中心，后者以洮州(今临潭)、岷州(今岷县)为中心。据专家考证与推测，它大约萌生于明代初期，至今约有640年的历史了。花儿的歌唱内容以爱情为主。也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时由不得个家(自己)／钢刀拿来(者)头砍下／不死了就这个唱法……”这是西北人喜爱“花儿”最真实、最准确的写照，他们将“花儿”比作“心上的话”。不管是田间地头的老农，还是放牛挑水的娃子，都能拉开嗓子喊上几首“花儿”。辛勤劳作之余，他们将日常生活中的苦与乐，谈情说爱时的悲与喜，以洗练朴素的语言套上曲令唱出来。“花儿”有着独特的歌词格律和音乐旋律，作品浩繁，曲调丰富，文学艺术价值高，是我国民间歌谣百花园中一朵秀丽多姿的奇葩。

但是，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经济和社会的急剧变迁，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保护和发展遇到很多新的情况和问题，而这一系列问题中最严峻的问题奠过于文化的传承问题，当然“花儿”也不例外。随着“花儿”歌手相继老去，不少优美动听的“花儿”也随之而去。近些年，以往乡村生活所特有的悠长、完整的时间方式逐渐被匆忙紧张的生活切割得支离破碎、七零从落。这也就意味着花儿赖以生存、发展的空间被抢占、挤压与肢解，使得花儿这种弱势文化越来越被边缘化。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与保护、传播与传承、创新与积累，是中华民族得以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的精神基石。但是，在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对于“花儿”这种传统文化一直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社会舆论环境。所以，“花儿”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

美国学者罗杰・皮尔逊把社会文化的传递或传播方式分为纵向的“社会遗传”和横向的“文化扩散”两大类。他说：“当文化在同一社会内部从一代传至另一代时，我们称这一过程为‘社会遗传’。但当文化从一个群体传至另一个群体，从一个社会传人另一个社会时，我们就习惯用这样的术语‘文化扩散’。而本文主要涉及的内容就是花儿的横向“文化扩散”问题，只有文化得到广泛的认同，它才能更好地传播下去。

花儿的文化扩散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人际传播，一是大众传播。

一、花儿的人际传播

“花儿”的文化扩散无论是历史还是现代，主要依靠的都是人际传播，即人与人的交流与传递。花儿的人际传播主要可分为以下两种形式：

第一种，迁移扩散。即通过个人或群体的迁移活动，把“花儿”歌曲及相关文化带到新的地区。这种扩散作用传播距离远。但是，同源文化区之间有很大间隔，且文化的扩散作用随着与源地的距离的增加和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减弱，呈现逐渐衰减的现象。具体表现为花儿随着人口的迁徙到达新地方，与当地文化融合之后，在唱词、曲调等方面会出现一定的变化。“花儿”起源于青海。文化的扩散主要是以青海为中心。传播的范围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而东部沿海地区对其了解得很少。

第二种，以花儿会为中心的人际传播。“花儿会”是民间自发的群众性传统“花儿”演唱集会，也是西北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来已久。在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五月初五(端午)、六月六、七月十五、八月十五等特定的日子里。甘肃和青海等地的民间“花儿会”此起彼伏，人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踊跃参加。会场一般是风景秀丽的名山古刹、森林山峡、河滩草坡等天然场地。规模大小各异，有些多达数万人，会期长达3―5天。届时，无论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东乡族、撒拉族和保安族，还是信奉佛教的汉族、藏族、土族、裕固族等群众，为了共同喜爱的“花儿”民歌而欢聚一堂，纵情高歌，会场气氛热烈而壮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康乐县莲花山“花儿会”、岷县二郎山“花儿会”、和政县松鸣岩“花儿会”以及青海省大通县老爷山“花儿会”，等等。

基于人际传播媒体形式的差异，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把人际传播划分为直接传播和间接传播两种形式。直接传播主要是通过口头语言、类语言、体态语的传递进行的信息交流。间接传播是指在现代社会里的各种传播媒体出现后，人际传播不再受到距离的限制，可以通过某些传播媒体进行远距离交流。“花儿会”这种传统民歌的演唱传播方式多是一时一地，口耳相传，具有明显的“本地生活在场有效性”，是直接传播的典型。在这种人际传播中，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发出者，同时又是信息的接收者，即在影响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受到他人的影响，互动性强，更加容易产生共鸣，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但是近年来，伴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花儿会”越来越多了商业演出的性质，许多群众仅仅局限于“表演”“观看”，缺少了互动，“花儿会”俨然变成了演出，而不再是群众交流的平台与活动。赵宗福指出，“花儿”原本就是口耳相传，需要歌者与听者互动，台上台下唱成一片。简单地局限于“表演”“观看”，对“花儿”传承十分不利。

二、花儿与大众传播

到了现代社会，伴随着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传统的农耕、游牧、渔猎的小农经济秩序被打破，非物质文化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八文环境发生了变迁。面对着日益扩大的社会需求和新的文化语境，非物质文化的传播方式不得不随之改变，由人际传播逐渐变为大众传播。不能只是依赖着传统的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方式，而是在更广阔的社会网络和更复杂的社会层次中，经由大众传播媒介的收集、整理、出版、发行。而得以广泛的传播。在这一信息流通的过程中，大众媒介凭借其技术优势，承担了传承社会文化的重任。

总的来说。大众传播媒介在非物质文化传承中有以下几点积极的作用：1、大众传播媒介凭借着先进的传媒手段和传播技术，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于扩大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范围、延长非物质文化的传承时间、丰富非物

质文化的传承内涵，所起的作用是人际传播所望尘莫及的。2、一种文化要获得发展，必须是将文化的传承和积累相结合。通过大众传播媒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容上得到了传承，在工艺上有创新，在观念上受到了重视，在文化的积累上。也获得了扬弃和吸收。3、大众传媒通过宣传、报道、评论、舆论监督的方式，引发了社会公众和政府职能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重视。

但是很遗憾的是，在“花儿”这种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的积极作用并不明显。我们以岷县为例，岷县传播花儿的刊物有《叠藏河》，但它是内*B交流读物，一是发行时断时续，二是印数也很少(最多也不超过1000份)，因而传播扩散的范围很小。至于说“媒介霸主”的电视，更是少之又少。《传播学视野下“花儿”的传承研究》中指出，2007年岷县电视台一年中仅在花儿会期间播放有关花儿的电视节目，其时间长度也不过三五天，报道有时是新闻，有时是专题片。其他电视频道更是鲜有问津。尽管现在广播基本上完成了“村村通”，但播放情况也不乐观。网络是新生代的媒体，而这个新的传播媒介在二郎山花儿会开办期间，对花儿会的报道，同样让人担忧。就2007年二郎山花儿会而言。从网上我们可以看到最早的是7月1日报道“花儿皇后”董明巧现身小南门的新闻。之后是7月10日、8月1日才有其他两篇文章进行了报道，中国花儿网(http：//www.省略／www／default.asp)也仅仅是在甘肃省第六届花儿学术讨论会后在网站上贴出了与会者名单和有限的几篇与会论文。而对岷县五月十七花儿会晚至2008年1月6号在“花儿专场”中有所介绍，而且主要是引用张亚雄先生对二郎山花儿会的描述。西北花儿网(http：//www.省略／)基本上是打不开，具体情况不明。临夏花儿网(省略／tell.aspx)也没有对二郎山花儿会的介绍。网络对花儿的传播与发展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报道量少，相关信息传递也不够及时。

花儿的传播主要依赖人际传播，对大众媒介利用严重不足，“扁平化”、分散化未能形成立体式的组合效应。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是在自然环境中，靠学习者的个人喜好自觉自愿和耳濡目染而学会的。但随着时代科技的发展，大众媒介显示了传播的强大功能，大众可以“不在场”依然能够接收到信息。它的特征就是：距离的消失。“正如哈罗德・英尼斯精辟地指出的。村庄的生活从口传文化发展为媒介文化之后，就以空间而不是以时间、以将来可能怎样而不是以过去怎样为中心了，变更的轮子从此转起来。”正是基于媒介对时／空的压缩和它所带来的社会变革，所以著名的传播生态学家麦克卢汉才有“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媒介即信息”的伟大论断；约书亚・梅罗维茨的“消失的地域”乃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就花儿的传播形式来看，虽然也拓展了传播渠道，诸如也利用了报刊、电视乃至网络等大众媒介，但就总的情况来看，传播的规模依然“扁平化”，未能形成良好的多渠道、多层次、多角度相结合的立体的传播态势，因而传播的效果不显著。而事实上，“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无人，并不是因为年轻人对这些艺术没有兴趣，而是他们对此缺乏了解。”“保护‘花儿’首先得让更多的人了解。花儿’”。“花儿”要想走得更远，必须要合理、充分地利用大众传媒。使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它。从而接受和传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