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真小,他们都在我家客厅

见到宋以朗先生，总想多挖掘一些有关宋家客厅的故事，毕竟钱钟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四位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在不同的时空与他的父亲宋淇都有着密切的交集。虽然他的新书《宋家客厅》也追述了不少祖父宋春舫、父亲宋淇的文和事，梳理了宋淇与钱、傅、吴、张四位的交往史。但宋以朗还是开门见山地说“我知道的没有那么多，第一手资料也没有那么多，钱钟书、吴兴华还有我祖父我都没有见过，傅雷见我时，我只有2岁，见到张爱玲差不多是在12岁，我并没有太多直接的印象。”

他的资料来源之一，是父亲曾经谈到的家族史，但他又直言“有时我也觉得他是不是说得有些夸张，我觉得他自己在添油加醋。”其次是已经刊行的文献，最后一种则来自未刊的手稿和书信。

暂时抛却客厅的客人们，宋以朗说简单比较一下祖父、父亲和自己这三代的差异，亦可窥见时代社会的变幻。“我祖父懂七国语言，专研西洋戏剧，在欧洲买了几千部书回来，建成藏书馆褐木庐。我父亲则主要从事文化界工作，办杂志，搞电影，写文学批评，也研究《红楼梦》和翻译作品，退休后又炒股票，所以傅雷说他是‘dilettante’（懂很多，但没一样精）――其实他要养活全家，不得不多方面发展。至于我，很多方面都跟他们大异其趣。我的专业是应用数学和统计学，工作包括电脑编程和媒体调查，也曾替美国执法机构做翻译，业余搞过几个网站，近几年则在忙于整理张爱玲的遗作。”

他说如果父亲、祖父活在现在的时代，不知又会有什么成就？而自己连祖父和外祖父都不曾见过，若要用一句话概括整部书，最好就是蒙田的名言：“Que saisje？”（我知道什么？）

Q：你的祖父宋春舫非常传奇，13岁中秀才，是现代戏剧理论家，也是中国海洋科学的先驱，父亲最常给你提起的是祖父的什么轶事？

A：他在巴黎留学，要学法文，觉得最好的法文要在戏剧院才能听得到，当年去戏剧院不是普通的事，每天晚上都有马车载他去。不知道那个年代本科生是不是可以读文学，或许觉得文学是休闲的东西，不是正经的学问，他读书的专业是法律和政治经济学。后来要回国，他的学问的根是在欧洲，到中国要把它们带回来，不然回来就没有根底，他当时很有钱，而欧洲刚刚打完仗，一般的家庭并不富裕，就拿家里不用的东西去卖，最多的就是卖书了，他也因此买了大量的书，因为他的兴趣是戏剧，回来带了三四千本有关戏剧的书，我也听说话剧一词也是宋春舫的首创。祖父的书从欧洲带回青岛，盖了一个私人图书馆“褐木庐”，所谓“褐木庐”是三位法国戏剧大师名字的首音节组成的，即高乃依、莫里哀、拉辛。因为祖父的缘故，从小父亲还让我读四书五经，很多年以后，我工作去瑞士出差，在祖父曾经荡舟的湖畔赏月数星星，不知他当时是什么心情。

Q：父亲有没有对你说过他自己的遗憾？

A：他喜欢跟我聊家里的事情，也说说自己，他说没有时间写一篇长篇的文章，写得都是短篇，后来他晚年的阶段，肺功能很差了，想写张爱玲传，身体条件的限制，也没有能力写了。那会儿是1993年左右，书店里还没有什么张爱玲的传记，如果我父亲能看到今天市面上这么多虚构力很高，想象力很丰富的张爱玲传记，不知该怎么想。

Q：宋美龄曾属意让你的母亲做她的私人秘书，但被你母亲婉拒了？

A：我也不太清楚她为什么要拒绝。张爱玲曾对我母亲说“宋美龄要你这样的秘书而不可得，我倒可以常常同你在一起。你不情愿那样浪费时间，而情愿这样浪费时间”我母亲回答‘我从来不觉得是浪费！”现在，家里的柜子里还锁着宋美龄送给我母亲的礼物，一套珊瑚首饰，包括耳环、手链和戒指。后来我二姨丈担任了她的秘书，非常辛苦，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有一次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得罪了宋美龄，也被她解雇了。

Q：张爱玲的那些感叹可见她和你的母亲关系特别好？

A：我也不知道她们说什么，妈妈也没有告诉我太多，只是有一些细节，比如家里的佣人12点钟会去楼下查看信箱，一喊到“张爱玲来信了”我妈妈就非常开心。

Q：作为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个人最期望把张爱玲哪部作品拍成电影？

A：千万不要！以前根据张爱玲作品拍的东西，都被批得一塌糊涂。她的东西，拍出来总有人不满意。比如许鞍华，她拍得很小心，很仔细，一板一眼都是根据原著，这也是她失败的理由，没有自主的想法。李安的《色戒》又是太多自己的想法，书里很多事很快带过，但是他要去很多东西，是书里没有说的内容，那不是张爱玲写的。有不少人误会，以为男女主角是影射中统特务郑苹如和大汉奸丁默，甚至郑苹如的家人在美国召开新闻会声讨李安与张爱玲。我父亲在1977年的信中斩钉截铁地跟张爱玲说，女主角绝对不能是正统特务，为什么呢？一个抗日女间谍事到临头出卖自己人，一般读者不会接受，尤其对当时的台湾来说，他们的特务绝对不会变节。若这样写，审批肯定通不过。我自己不是搞电影的，可能有人说最容易拍的是《小团圆》，因为作品本身就有分镜头的感觉。但是我对此没有任何兴趣。

Q：在你这一代，有没有把宋家客厅延续下来？

A：其实没有，我也不觉得必要，有时见了同辈，也不知道有什么话可以说。钱钟书的女儿已经不在了，她曾经来过宋家一次。若见到傅雷的儿子，我也不知道与他有什么可以说。张爱玲没有后人。我现在和吴兴华的女儿有联络，她看过吴兴华和宋淇的文章非常感动，我爸爸写给吴兴华的信，因为他们曾经被抄家，都烧毁了。但是吴兴华的诗给了我爸爸三本，他手抄的诗，我爸爸用不同的笔名帮他发表了，还有吴兴华写给我爸爸的信，说了自己对文学的看法，自己的诗歌为什么是这样，这些资料别处都看不到，所以目前我跟她在重编吴兴华全集，包括吴兴华给我爸爸的书信，还有那三个本子里面没有出版过的诗，因为我有那个原本，原来出版的吴兴华全集有很多错字。

Q：假若可以见到这些前辈，你想和他们说什么？

A：我的性格像钱钟书多一些，都有些顽皮。比如我就曾逗我妈妈问她拍拖的时候是不是第一次就拉手了。但是我没有钱钟书的学问，所以不会和他严肃地讨论东西，我可能会用上海话问他《围城》里的人是不是真的那么糟糕？我跟傅雷应该没有什么好说的，不可以和他开玩笑的，我会法文，但是不敢和他探讨，说错了，他一定会严厉地批评我。至于张爱玲，会有些不好意思，因为我是看了她所有的书信，我对她的了解是全世界排第三，除了我爸妈。不过我不敢八卦她的恋情，想想12岁的时候真的见过她，我也不可能跑过去问她“你和胡兰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钱钟书生于1910年，比我父亲年长九岁，他在1998年逝世，我父亲和钱钟书从1979年起至1989年间的通信，有138封。尽管父亲是钱先生的知己，但我始终跟他们家缘铿一面，只偶尔从父亲口中听到几件趣事。例如他有天就告诉我：钱钟书曾顽皮地把莎士比亚的名字，用上海话念成‘邪士胚’。钱先生写信毛笔、圆珠笔、打字机都用，似乎信手拈来；语言主要是文言，只有第一封是全英文，但实际上每封信都点缀着多国语言，字体是行草之类。看他用毛笔写中、英、法、德、意、拉丁文、真是有点头痛。杨绛曾说钱先生有股‘痴气’，并写信大爆他有咬笔的习惯，向来不肯用好笔。”

“我母亲邝文美是张爱玲后半生最好的朋友，彼此的书信往来也最频繁，我手上目前有她和我父母三人的六百多封信，正在整理。张爱玲1992年所立的遗嘱有一项即是去世后，将所拥有的一切都留给宋淇夫妇。”

“傅雷与宋家的关系，不只是房东房客，亦不只是好朋友的关系。傅雷会帮忙处理宋家最棘手的家事，跟亲人差不多，所以傅聪、傅敏对我父亲的尊敬，也大于对他们的其他父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