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性别理论的“剩女”现象分析

【摘 要】文章以“剩女”群体为分析对象，以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分析“剩女”现象背后的成因。

【关键词】社会性别；剩女

女性群体的生存和生活状态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由于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社会文明化程度的提高、个人自我意识的提升，一部分具有高学历、高收入、高素质，而迟迟徘徊在婚姻殿堂之外的大龄女青年，被誉为“剩女”群体，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剩女”现象是社会城市化进程的产物。但是在国内，“剩女”还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汇。“剩女”这个新词汇，从表面上看仿佛是由年龄所命名的，但从深层上看，还是由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所规定的。本文从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对“剩女”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

一、“社会性别”概念

“社会性别”是从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翻译、传播过来的。虽然20世界80年代就产生了，但21世纪初“社会性别”这个概念才在中国妇女学界传播。

社会性别即一般所说的性别（Gender），主要是指自身所在的生存环境对其性别的认定，包括家人、朋友、周围人群、社会机构和法律机关的认定等，是人基本的社会属性之一。

人分男女，男女就是两个不同的性别。性别分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生物性别即生理性别，它与生俱来，由先天决定，不可改变。社会性别即社会文化性别，它通过社会化传承，由社会文化塑造，由后天获得，可以改变。社会文化要求将男性塑造成坚强、勇敢、高大、主外的形象；将女性塑造成温柔、体贴、依附、主内的形象。因此，是社会文化塑造了女人“主内”，男人“主外”的性别形象。

二、“社会性别”与两性平等

社会性别理论分析了人类社会中两性不平等的实质和根源，认为：男女两性各自承担的性别角色并非是由生理决定的，而主要是后天的、在社会文化的制约中形成的。例如，生育的尊卑完全是人为的、文化的，非洲一些部落将女孩子的月经初潮看成是部落的喜事，因为它将带来新的生命。我国儒家思想则认为生育是卑污的，必须在偏室生产，“妻将生子，及月辰，居侧室”，“夫齐，则不入侧室之门”。抚育孩子的角色主要也是社会文化塑造的，抚养孩子并非是女人的专利，我国南方某些农村地区就有男人在家看孩子，女子外出劳作的习俗。因此，是社会文化塑造了女人“主内”，男人“主外”的性别形象。可以说，至今为止的性别形象、性别分工都是文化塑造的，并非完全是生物性的，或是理性的。

“社会性别”概念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格・如本在1976年提出的，它对西方的妇女研究有重大影响与促进作用。其实，在格・如本之前，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女权辩护》中也提出了“社会塑造妇女”的论述。这可以认定为最早的社会性别概念的萌芽。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女人》中所提出的“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女人不是自然的产物……是文明塑造出来的”这一著名观点，向性别差异本质论提出挑战，对造成性别不平等、置女人于从属地位的男权社会进行质疑。

社会性别理论告诉人们，当今社会的主流文化是以男性为本位的文化，奠定男性的性霸主地位的文化，它塑造的性别角色是女性为男。这种境况只有改变当今的主流文化才能改变。

三、“社会性别”理论的实践分析――“剩女”现象

社会性别概念与理论产生于实践，它一旦产生，又可以还原于理论，即用它去分析现实社会中的社会问题――“剩女”现象。“剩女”是如何产生的呢？

（一）传统择偶观念

传统择偶观念是孕育“剩女”的温床。“男高女低”的择偶观念表现为“女向上”、“男向下”，男人择偶标准“向下”，女人择偶标准“向上”。结果造成优秀的“剩女”生活在城市、在社会顶层。社会地位越高，可供选择的男人越少。她们有稳定的收入、体面的工作、生活环境舒适幽雅，却在爱情上迟迟停留不下来，出类拔萃的男人不会在他们背后默默付出的，要做好她们背后的男人，压力太大。这样导致长时间感情生活不协调，迟迟徘徊在婚姻的殿堂外。随着年龄增长，也就在社会上剩了下来，所以叫做剩女。

（二）婚姻家庭领域的父权制度

婚姻家庭领域的父权制度是产生“剩女”的文化土壤。我国父权制的建立可以追溯到西周初期，父权制度建立的标志就是“周礼”的制定。“周礼”规定，婚姻是实行严格的外婚制和从夫居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并且还划分了“内”与“外”，“私”与“公”的领域，由此“男主外，女主内”的父权制家庭格局便形成了。在“家天下”的社会等级制度中，男性具有主导地位。社会尊崇的是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等级观念，女性地位低下。男女地位不平等蔓延至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方方面面，而不仅仅表现在家庭领域。鲁迅先生曾说“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可谓一语中的。

父权制的影响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仍没有消除。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以父权为主的家庭模式在我国依然比较普遍。如果从更广阔的视角来审视父权问题，社会上的主要权力机构，如军事、财政、教育、科学、政治，这些领域的权力大多掌握在男性的手里，而理应撑起“半边天”的女性却居于次要的从属地位。

（三）男权文化的语言围困

男权文化的语言围困将优秀女人划入“剩女”之列。“剩女”“第三性”等词汇实际上是那些外表强悍、内心虚弱的男人的一种话语应对之策。女博士几乎无一例外的被划入了“剩女”群体，更被嘲讽的称为“第三性”。以男性为本位的社会，权力者掌握着最大的话语权，通过语言将优秀的女性打入冷宫，从女性群体中将她们排斥出去，达到孤立优秀女性、埋葬优秀女性的目的。有人恰如气氛的指出，“剩女”“第三性”是语言实施的性别围困。有学者客观地指出，当今社会言语交际中隐藏着男权文化观念。“剩女”这一词汇的出现就是男权文化观念的最好体现。

（四）大众传媒的不均衡传播

由于传统的文化积淀对女性的性别成见还没有消除，这些性别成见常常被以大众文化为基础的大众传媒所反映和传播。某些媒体为了发行量、收视率、上座率等，往往有意无意地把女性当作卖点，并且为了寻找卖点往往表现出对女性的歧视。

其次，一些媒体仅仅把女性角色定位在“家庭主妇”和“贤内助”上，宣扬传统的性别角色，使人忽视妇女的社会价值和作用。剩女是社会上女性精英群体的成员，她们通过社会工作展示了不弱于男性的能力。对于优秀的单身男性，人们冠以“钻石王老五”的美誉，而同样的情形放到女性身上，却只能成为被“剩”下的女人。

第三，渲染了女性弱势群体的地位。在涉及“剩女”的报道中，大多是悲天悯人、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宣传，显现的是大龄未婚女性被扭曲或悲情的形象。即使是在以女性受众为主要群体的传媒中，女性也仍然是以弱者的形象出现。中国是一个拥有浓厚历史文化的大国，但同时也遗留了一些封建守旧的传统社会规范，这在观念上影响着家庭、两性关系，尤其是女性的社会地位。“剩女”现象不单是寻觅不到理想伴侣的个人问题，“剩女”现象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的同时，也代表着女性的独立和社会性别的前进。大众应该以更宽广的视角看待她们，促进两性平等，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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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书菲（1981- ），女，辽宁沈阳人，辽宁科技大学高温材料与镁资源工程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