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归来 第1期

他们拥有着令人羡慕的海外留学经验、相对富足的家庭生活。但他们也同时挣扎在多重的正义观念之下。留学海外，让他们憧憬着两种文化下不同的理想世界，但两种理想世界之间的交锋从来没有停止过……

对于大多数没打过官司人来说，律师是一个神秘的群体，对他们的认知主要来自于小说和影视剧，他们能言善辩、巧舌如簧，他们知识渊博，富有正义感，他们生活优雅，收入高得吓人。对于这种认识，赵小鲁律师不置可否，但却坚持认为目前还没有一部影视作品真正反映了律师整体风貌，而且最多只是一个外部视角，是一个局部结果的呈现。律师到底在发展中的中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应该如何去完善自我？赵小鲁一直在思考。他无意中脱口而出的六个字，却使我耳目一新：“谋食不忘谋道”。

携惑赴英伦

对于“道”，赵小鲁有着一份超乎常人的执著。2000 年，赵小鲁48 岁了，通过多年的奋斗，已经在中国的律师界拼出了一片天地，到了硕果累累、唾手可得的时候。但是，有太多的关于法律、关于社会、关于文化的问题在困扰着他，搔得他心头发痒。所以他毅然放弃了手中的工作，和触手可及的巨大物质利益，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英伦，研究英国的法律制度和律师制度。赵小鲁说：“其实，我出去留学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这种想法最早产生于1992 年，那时候我已经干了10 年律师工作，但是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产生的困惑也越来越多。”

能够发现问题，需要有责任心，也需要经验和洞察力，但是思考和解决问题更需要耐心、毅力、热情甚至激情。经过长时间充分的准备，赵小鲁的英伦梦想终于在2000 年成行。“法律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东西方民族的差别，根本上是一种文化差别。中国在向着民主和法治的方向发展，实际上是要在中国的主体文化形态中，吸收西方的先进文明成果。英国是现代法律制度的发源地，他们的法律制度和律师制度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很成熟，他们的社会学家和法学家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最早，取得的成就也非常丰硕。”

“相比之下，中国的法制进程要晚得多，短得多。我们如果想实现快速平稳的发展，早日建立完善我们的民主法制社会，就不能拒绝学习，就必须走出去，到产生民主法制的文化形态中去，对他们的制度进行深入了解和研究，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和吸收西方的文明成果，并最终使之融合到中国的文化形态中，为我所用。我们经常自信地认为：中国很了解世界，世界不了解中国。其实在我看来，中国近百年的闭关锁国，对整个民族的负面影响极深极重，我们至今对世界的认识，也还处在朦胧之中。”

布道

赵小鲁在英国停留了整整365 天，一天没有少，一天也不多。因为365 个日夜的思考，已经解除了赵小鲁心中的困惑：“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地位和命运到底是什么”。赵小鲁已经带着他的收获回来了。回国后，他写出了6 万字的论文：《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中国富强》，就是他的答疑解惑。赵小鲁笑着说，“律师界正处在一个迅猛发展、异峰迭起、各领数十年的时期。某种程度上来说，律师界有点像演艺圈，如果你有一段时间不在这个圈子中出现，淡出大家的视野，你就会慢慢被人遗忘。我的根在黄土地上，我的事业在中国。我在英国留学期间，那种对黄土地和根的思念渴望，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英国给了我两年的签证，但我觉得一年就足够了。在这一年中，我旁听了法庭的庭审，与一些老师和法律工作者进行了多次交流，同时仔细地观察法律对当地人的生活影响”。

如果说仅仅在这一年里，赵小鲁已经亲身感受到甚至说触摸到了英国的法律制度及其背后的法律文化，也许很多人都无法相信，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带去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答。赵小鲁说：“既然法律是一种文化，那么它实际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不是说你用到它了或者触犯它了，它才存在。英国法律最核心的价值就是两个词，正义和公平，这也是全人类都在追求的东西，但在英国，那不是一个虚无的概念。从学人之长的角度说，那里的法制软环境非常好，全民族的道德水准都很高”。

也许是感到这个问题太复杂，很难轻易地表述清楚。赵小鲁略微沉思了一下，接着说：“我们常说，道德和法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调节不同的社会关系，适用于不同的领域，能够解决不同问题，但实际上，当你站在某种高度上去看的时候，站在一个法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时，你会发现，两者是紧密联系，甚至是交织在一起的，之所以英国能够成为一个法治社会，是建立在深厚的道德基础之上。法律和道德，终于在法治社会发展到一个较完善阶段时，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只有具备很高的道德水准，大家才能有遵守法律的自觉，否则所有立法都只是一纸空文”。

其实赵小鲁这些话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以一个资深律师的身份直陈了中国法律现状的最大问题之所在。他说：“硬环境方面，中国的立法已经非常完善，涵盖了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但是道德的缺失造成了中国法律的软环境不理想。虽然我国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十分注重道德修养，‘吾日三省吾身’，但是那和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民主与法制及与其相匹配的法制道德是不一样的，我们民主法制社会的理想，无法建立在封建道德体系的基础上。我想中国的法律环境一定要通过立法建设到法制队伍建设，再到提高执法人员和公民道德素质这样一条途径来进行。与10 年前相比，现在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善，包括现在所倡导的和谐社会，都是朝着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的方向努力，我相信中国的法制环境会越来越好”。

赵晓鲁所指出的问题，大家都有所感触，但我总以为实际情况未必那么糟糕，中国所谓的道德缺失问题，也未必责任全在我们自己，要放在一个更宏观的背景中去考量。赵小鲁认为，在中国法制建设的这个阶段，作为律师肩上的任务是很重的。在谈到“谋食与谋道”这个话题时，他说：“谋食与谋道，其实密不可分。我认为谋食和谋道不应该有一个先后的顺序，谋食不忘谋道”。

的确，如果埋头谋食，也许会与谋道的目标越来越远，最终甚至失去谋道的动力。到底“道”是个什么东西，赵小鲁匆匆之间没来得及谈及个人看法，也许没有人能够做一个准确的解释，只有大家共同谋之，才有可能最终得之。这就不仅仅是律师的事儿。“谋食不忘谋道”，不正是我们整个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吗？

寻找“回来”的世界

单纯从外表看，孔江南绝对不是我们中国人概念中的律师。中国人传统的思维观念用在她身上并不合适。她是一个看上去非常符合她名字本身的人：江南女子、柔弱娇楚。但任谁也想不到，她是一个地道的北方女子，柔弱的肩膀上抗着的是正义的天平。

游学欧美

孔江南的大学时代，正是大批中国高校学子争先涌出国门之时。但孔江南大学毕业后，她选择的是先拿到属于自己的律师执照。总之此后没多久，人们又在传统的欧洲大陆发现了一个娇小的身影，她就是孔

江南。又1年后，孔江南辗转到了北美大陆。

为了了解北美的法律环境，孔江南继续在学校里学习。很快，就拿到了加拿大的律师从业资格，也从此正式成为了一名专业的国际律师。

这个时候，孔江南似乎真正对律师这个职业有了新的认识：“ 律师并不一定伶牙俐齿，做一名好的律师是需要智慧的。”

孔江南任职的律师事务所是加拿大数得着的几个专业大所之一。在孔江南看来，拥有这家事务所的工作经验，对自己以后所从事的行业，绝对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外面的世界不踏实

那是孔江南在加拿大独立办案时间不长的一天，孔江南接到了所里分派下来的任务：帮中国南方的一家企业在加拿大多伦多处理一桩合同纠纷。因为同样是中国人，孔江南对这件事情分外关注。原来是中国东莞一家公司为加拿大一家公司制作一些机器配件。但生产设备必须由这家加拿大公司提供。东莞的公司被迫购买了加拿大公司的生产设备。但等到企业迅速上马，为加拿大企业制作配件的时候，才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

原来，东莞的这家公司为加拿大公司生产的所有配件完全不合格。加拿大方面对东莞公司的生产能力产生了质疑，并且拒绝将公司最顶级的生产技术传授给东莞公司。于是，东莞公司的负责人对此非常苦恼，但总是找不到解决的方法。眼看着一天一天公司的投入越来越大，但亏损却越来越严重，简直到了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语的程度。

后来，东莞公司的负责人就从自身身上找原因，可按照当初购买加拿大公司机器时对方传授的相关技术制作生产配件，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难道是问题出在生产设备上？很快，东莞公司聘请的技术专家到了现场，对从加拿大购买的机器进行了关注。结果，问题就出在机器上面。专家给出的答案毋庸置疑：东莞公司花了新机器的价格，购买的设备却是一架经过翻新的旧机器。这是一个天大的骗局！

这下，东莞方面可不干了。要求加拿大方面给个说法。但加拿大公司态度强硬：如果要换新机器可以，必须重新购买。或者把旧机器运回加拿大，加价购买新机器。东莞方面一听就急了，被骗的感觉让东莞公司的老总坐不住了。决定亲赴加拿大要个说法。

但谁也没想到，加拿大公司这边对东莞方面的义愤，根本不予理睬。东莞公司决定打这起官司。于是打听到孔江南所在的律师事务所里有中国人，自然就找到了孔江南身上。孔江南听完东莞公司的介绍，觉得加拿大公司的做法简直卑鄙到了极点，但由于自己是律师，所以不能按照常人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愤慨。她决定帮这家公司打这起官司，看到国人被加拿大人欺负，她心里非常难受。

但难受归难受。作为一名专业律师，还是要按照步骤走完加拿大的法律程序。最初，孔江南按照自己的经验，准备协调这件事情。但多次找到加拿大的这家公司，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总是躲起来，不予理睬。这让孔江南非常意外，也非常愤慨。于是，她跟东莞公司的负责人商量，准备加拿大的公司。

但没想到：东莞公司的负责人此时却因为东莞的事情，必须要回国一趟。孔江南没有办法，只有继续寻找这家公司的资料，希望寻找到更有力的证据。但很快她就发现：加拿大的这家公司，就是一个骗子公司，为了躲这起官司，早就已经把资金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而且这家公司也在这几天宣布破产。于是就紧急找东莞公司的负责人商量到底怎么办？经过分析，东莞公司的负责人非常无奈地告诉孔江南：自己已经没有能力打这起官司了。从做公司那天开始到走到要诉诸法律这天，已经让公司的老板濒临破产。不仅把房子和汽车全部卖掉了，而且欠债累累。加上孔江南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所需要的费用，他根本没有任何能力再承担了。只好宣布放弃。

孔江南的心在那一刻，有些刺痛。孔江南更加觉得自己应该回国，但是，回国的决定对于孔江南夫妇来说，是个痛苦而漫长的抉择。

一方面是孔江南的事业已经在加拿大表现出非常稳定的上升趋势，二是孔江南的先生在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工作，并且已经成为贝尔实验室的骨干。一旦回国，夫妇两个就意味着要重新开始所有的一切。这个决定无论对谁来说，都是痛苦的。

但没多长时间，两个人终于下定决心：回国。如今，已经适应了国内生活和工作环境的孔江南夫妇终于品尝到了回国的乐趣：两个人的爱情结晶即将出生，这被孔江南看做是回国后夫妇两人最大的收获。

“天生的”律师

赵维很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代。否则，即使你再努力，没有机遇的降临也同样没有他的今天。说起在海外工作的这件事情，赵维似乎觉得有点宿命的味道。

上世纪1996 年，日本一家顶尖的律师事务所邀请赵维过去工作的时候，条件是：懂日语、有律师从业经历，最好是涉外业务经验。懂日语的律师，在当时的中国来说是比较多的。但具有多年涉外法律事务经验的律师却不是很多。因为当时中国律师做涉外业务基本上只是依靠国有的“四大事务所”，多数的律师基本上都作国内的法律事务，所以也不可能拥有多年的涉外法律业务经验。而如果既懂日语又有多年涉外经验的，似乎非赵维莫数了。就这样，赵维在安顿了国内自己的事务所后，到了日本。

跟一般人到国外留学是完全不一样的，赵维出国的时候是为了工作， 且在无论地理位置，还是很多生活理念都与国内生活环境相近的日本，赵维就没有做吃苦的准备。虽然与中国比邻，但在那个社会里，律师是一份非常尊贵的职业，而赵维所在的这家事务所在整个日本也是排名前5 的，所里边律师就多达200 多人。所以，赵维在国外的生活还算安定。他在国外的生活很有目的性，一是在日本的大学里研修一些专业课程，二是能取得在日本执业的律师资格，三是能更全面地了解日本同行运作事务所的一些方法，增加一些经验性的东西。实际上，因为与中国相邻，赵维并没有感受到两个国家有多大的不同。

追溯到上世纪1996 年，赵维去日本的时候，正是很多日本企业准备在中国投资的时候，所以日本事务所方面对涉及中国事务的业务也越来越多，法律事务越来越频繁。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没有一个中国方面的律师，是难以想像的。虽然日本律师也有很多懂中文的，但对真正的专业术语以及中国的法律，并不一定很熟悉。

赵维在日本的经历，是他这辈子难以忘怀的。让他给赵维印象最深的是这么一件事情：在日本当地有很多中文报纸，所以赵维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中国人在日本生活艰难的报道。有一天，他看到一则报道说中国山东的一些人打着到日本进行研修的名义，到日本打工。但没想到这些人到了日本，实际上是在做苦力。不但这样，还经常被日本的老板进行压榨，该有的待遇拿不到，工资和福利甚至都被克扣掉。没多久，这些山东人就找到了赵维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因为他们打听到这家律师事务所里有中国人在里边工作。按照中国人的观念，有老乡好办事。就这样，赵维跟这帮人有了接触。赵维虽然没有机会体会到那种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语的滋味。但毕竟在异国他乡，家乡人把信任给予了赵维，赵维有责任维护他们的尊严。于

是赵维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这些人，并且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搜集证据。

在日本，如果法律上站不住脚的话，老板也不会坐地耍赖。因为只要证据齐全，拿法律说话的同时，日本的行业协会也会通过协会的力量压制对方，这才是日本老板真正害怕的。在日本，几乎所有行业的行业协会都负有维持整个行业的稳定和良好信誉的责任，一旦有企业违规，将接受协会的严重责罚，如果在行业内公开企业的不良信誉，那么这家企业在行业内就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所以当赵维把证据收集齐全的时候，就找到了这家公司的日本老板。很简单，经过几次调解，事情就得到了圆满解决，并没有真正走到诉讼的阶段。

赵维小时候的愿望是长大后能够做一名老师，但最终却做了律师。不过，赵维的律师之路似乎有点唯心的味道。因为赵维清楚地记得自己曾经翻看过一本周易方面的书籍，用赵维本身的出生年月去计算，结果发现无论是属性还是星座，唯独赵维的职业属性里，非常突兀的两个字让他印象深刻：律师。虽然直到现在赵维也不相信这件事情，但还是让赵维感觉很有意思：似乎赵维天生就应该是做律师的。

冲浪，当洋资本来袭

律师是这个时代最显赫的一个群体，是无数人的梦想，但已经处在这个梦想国度中的陈明依然觉得很苦。陈明说：“我们这群人虽然看起来外表光鲜，但实际上工作强度非常的高，说我们是金领苦力一点都不为过”。照理说，作为合伙人律师，陈明不应该算作金领，因为不管什么领，都代表一种被雇佣者的身份。陈明虽然自己是老板，但他其实是被委托人雇用着的，其他律师也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律师行业中是没有老板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称自己为合伙人。在这个讲究效率与速度的年代，忙其实是一件好事，那至少说明这个社会很需要你。

听从时代的召唤

陈明是最典型的洋派律师，他接受的是西方的法律教育，同时也服务于外资企业。

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博士，1994 年北大毕业时获得了中国律师资格，2002 年的时候，获得了纽约州的律师资格。这种深厚的教育背景和行业资质，再加上一系列的偶然因素，使陈明成为了一个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和并购、房地产、国际酒店管理、涉外诉讼和仲裁这些涉外领域的律师。用陈明自己的话说：“这既是社会需求的结果也是我的主动选择”。

众所周知，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刻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中国与世界的接触更加密切了，随之而来的是对熟悉国际法律环境和贸易规则的尖端人才的巨大需求。正是看到了这种需求，陈明于1999 年放下了手中的工作，前往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陈明说：“我到国外去，一方面是在专业和技术上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也是要开开眼界，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接触到了一些国际客户，在工作中感受到了自己对他们缺乏了解”。来到纽约，陈明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的样子，也逐渐理解并学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在哥伦比亚大学，陈明系统地学习了法学课程，2002 年拿到了法学博士学位。

根在中国

陈明并没有像许多同期出国的人员一样在纽约谋取一份高薪职业，他认为自己的根在中国，同时他也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将在这片土地上得到最大的发挥，因为他对两种文化都非常熟悉，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够成为中国与西方接触的最佳桥梁，他们的存在将能够缓解中西方之间文化和制度差异带来的矛盾，降低两个经济和文化实体间交流时的沟通成本，使中国能够尽快获得急需的资金和技术，外资企业能够尽快在中国开拓市场。

陈明说：“外资企业到中国来，会派两种人来打头站，一是律师，另一个是会计师，他们有那种了解当地法律环境的自觉，否则宁肯不做”。回国伊始，陈明便一头扎进了国际基金开拓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领域，为其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在这个过程中陈明解决了无数的难题，更发现了一些用法律无法解决的问题。陈明说：“在外国人的意识里，很多事情是不言而喻或者说应该理所当然的，但在执行中往往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都是他们在自己国家没有遇到过的，比如说，一个审批手续，盖一个章，按照法律规定30 个工作日内必须解决，但是到了时间就是没有消息，他就会很奇怪，明明自己应该有的东西都有了，为什么会办不成？我们可不可以他们？打乱了我们的整个进度的责任由谁来承担？造成了很多矛盾，这也不是单纯靠律师就能够解决的。”

回国之后陈明加入了欧美同学会，有自己的一个小圈子，经常会在这个圈子中发发牢骚，陈明说：“因为大家都有留学的经历，所以很多事情能够彼此理解，能够交流一些经验，有些问题我们其实是能够解决的，但律师有自己的职业操守，大家都觉得必须坚守这些信条，中国的法制道路才能缩短”。

可惜走出这个圈子，面对的还是同样的世界。陈明始终相信，中国的法制道路将越走越宽，因为通过与外资企业的接触，很多国内企业及地方政府部门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了法律的力量。无数真真切切的案例已经让国人看到了要开放仅仅敞开国门是不够的，必须还要敞开心门。

小女人王慧的大智慧

Burberry 大衣以品质闻名，在样式上，几乎没有变化，英式的风格，简单的线条，明快而精致，沉稳，优雅。王慧来参加圈子采访当天选择了一件Burberry 的大衣，但是一改Burberry惯有的驼色，王慧选择了黄色。百年品牌加上富有时尚感的色彩，王慧的出现，让人眼前一亮。

2001 年，王慧去了美国，2002 年，王慧和现在的先生一起回国，旅美的留学经验对于王慧来说，比更多的人有收获，除了拥有了现在的先生，王慧学习到的是属于美国式的happy 生活以及在美国法律精神感召下所建立的职业荣耀感。

建立法律信仰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的学习，让王慧深刻的体会到了美国法律的魅力，王慧称那些判决常常让她感受到判决承载的智慧简直不是来自人间而是来自天堂。在美国的所学，使王慧如今在运用中国法律的时候，能够灵活地对比美国法律，这种对比的参考给了王慧强大的力量。

旅美对于学习法律的人来说，就如同一场镀金的包装，如果你足够的出色。但留学并没有把王慧留在美国，她很清楚自己一定要回国，只有在中国她才可能实践诉讼律师的理想，这是王慧要的。尼采说：决定事情结果的是实力不是正义。这成为了长久以来支撑王慧在法律道路上前行的信念。

中国的法律也正在以积极进步的方式呈现给每一个中国律师，中国的契约文化也开始一点一点在民众中生根，这是王慧从美国回来后感受最深的方面。王慧说到美国和中国公司法对比的时候，很激动地用手比画两国公司法厚度的巨大差异，美国的公司法以及其他法律要比中国的法律完善得太多，王慧从中得到了很多的受益和启发。

中国契约文化的欠缺，王慧在操作过的案子中有过深刻的体会, 王慧从美国回来后接到一个朋友委托的案子，是帮助解决中国农村的村办企业和外商的一场经济纠纷，村办企业以生产健

身杠铃设备提供给外商，却从未和外商签署过合同，外商借以村办企业未签订合同为由，拖欠拒付村办企业数百万。

刚从美国回来的王慧，那时候很难理解中国的农民怎么会如此草率地在未签订合约的前提上就给外商供货，但是，在和淳朴的农民接触后，王慧才了解，他们之所以如此草率，是因为他们相信供货后对方不会不付款，大家都是“好人”，他们全然没有任何契约的意识。让王慧感到遗憾的不仅是契约法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更重要的是契约文化两国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通过三百年的努力，契约法和美国每个人的生活环环相扣，契约的精神已经深入人心，而中国的企业还远远没有懂得怎样用契约来保护自己。

这场让王慧记忆深刻的官司，她打得非常费力，因为没有任何的书面文字合同，王慧几经波折，通过先在海事法院进行证据保全，再到通过海关、税务，获取到出口货品提单，税务票据原始凭证，最终确定了村办企业和外商的事实合同关系，官司最终王慧打赢了。

一个历经艰辛赢下的案子以这样一个场景结束，让王慧在面对这份“真实”的同时深感：也许比赢案子更具有价值的是，通过律师的努力让民众建立起对法律的信仰，让契约的精神能以渐进的形式走近每一个个体。王慧说，美国的留学以及回国的这段执业经历让她清楚了什么才是更值得她在中国的法律实践中去追求的。

法律让王慧性感

王慧的留美故事，最传奇的就是遇到了现在的先生。王慧的先生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学博士后，在美国生活了十年，已经拿到了美国绿卡，在遇到王慧后，一年的时间就陪伴王慧一同回国，然后结婚，一直相爱走到今天。王慧的旅美也许就是为了去完成这一段缘份，旅美对于她来说，是人生的必经过程。

在美国的时间，王慧除了完成课程外，更多的是去体会美国式的快乐，这种快乐的记忆让她后来在每次失落的时候总是能够再鼓起勇气去挑战。王慧记得在宾大37 街和蝗虫街交会的十字路口，有一个很老的黑人警察，每次到他值班指挥车辆的时候，总是吹着明快短促的口哨，手舞足蹈，尽情投入，他的指挥如同一场盛大的表演，路过的人都愿意多等一个红绿灯看他具有表演性的指挥。欢乐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魅力。王慧说如果没有一种职业能比律师更敏锐而深刻地体验人生的话，那么也没有一种职业能比律师更能以幻灭为代价来探求生活的奥秘。终于有一天，王慧发现这都是真的。然而，她也发现最微妙的乐趣竟也能平衡最强烈的痛苦。

王慧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曾经的全国大专辩论会最佳辩手，北大才女，但是在人群中，王慧却是沉默的那一个人。她选择了法律，承载了法律给予她的沉重，那种沉重在很多的时候是一种无奈和面对。作为一个律师，是需要用智慧去平衡自己的人生的，王慧做到了。

王慧说，“感性如同棉花糖，是理性让它弹了起来。”以感性之柔美碰撞理性之强劲，这也正是可以诠释一个女性律师性感的最好方式吧。

下一站有多远

银幕上，律师往往是被塑造得很极端，要么手执正义大旗誓死捍卫国法真理，要么就是披上“金甲盛衣”在法庭上唇枪舌剑，为坐在被告席上的人据理力争..这是这个行业存在的法则。在银幕上，律师那些闪烁着正义和智慧的慷慨激辩、至今仍是犹言在耳、字字珠玑。

刘海力是这个群体里活得很精神的一个，丝毫没有因为工作的繁忙而影响到他精神生活的质量，你可以感受到他灵感的跳跃、思想的奔放，或许这跟他曾经15年的英国和香港生活有关，但我们更愿意相信他血管里本就流淌着自由的血液。

选择胜过努力

“听到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就会让我想起我在英国读书的日子，你知道在那些漫长又孤独的时光里，能支撑你继续前行的，就是你对明天的渴求和向往。”在今天这个年月，出国留学几乎快成了九年义务制教育，有能力没能力的都出去了，相当的平常，然而在80 年代，留洋还是件相当不易的事。刘海力算得上幸运了，第一年他考获英国政府颁发的奖学金，然而对知识的渴求并没有让他在英国完成学习进修项目后就立即回国，而是选择自费在英国继续深造。

“法国人爱开玩笑说，我们法国人活着为了吃饭，他们英国人吃饭是为了活着。”刘海力接下来的三年是与时间全速赛跑的过程，为了省下时间来读书，他有时把一日三餐缩成了一顿，甚至还会把准备好的三样菜混做成一个菜。在铺天盖地的法学论著里跋涉过来的刘海力会风趣地抬起头来跟你说：“英国的饭确实不好吃。”

“其实人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对他的未来产生影响，你现在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你过去选择的结果，不论过去所做的选择是有心还是无意。”在刘海力的观念里强调着“选择”。就像他在上世纪70 年代末放弃了作为职业军人的前程，而选择参加当初由于参军而错过的随后恢复的全国高考；在上世纪80 年代初投身到国家司法机关和律师行业的恢复建设后，放弃了报考北京大学法律系，而选择考入北京大学法学夜大，并在毕业后的1985 年取得中国律师资格；长期放弃大量休闲时间用来学习英文，得以于1989 年初经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英国律师协会在全国范围的律师考试选拔中脱颖而出，前往英国剑桥和伦敦学习进修；在英国完成了为期一年的学习进修后，放弃立即回国，而选择了接受英国伦敦大学的邀请，在包括伦敦经济学院、皇后玛丽学院等著名学府在内的伦敦大学学习深造，最终获得伦敦大学授予的国际商法法学硕士学位..包括后来在香港超过十年的律师执业，再到现在海归后的光荣、追求与梦想，其实也都是环环相扣着的吧。有故事的人生命里的每一站都足以支撑他与你侃侃而谈。

“以不喜欢的工作作为职业是难有快乐可言的，更不要说发挥聪明才智了。”刘海力律师意味深长地说。“选择胜过努力。很多人没有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并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努力，而是最初做了错误的选择。”刘海力用他的选择，演绎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并在这些选择中享受着精彩的人生。

过内心想过的生活

在英国和香港学习、工作和生活十五年的刘海力没有像大多数留学人员那样定居在国外，他认为他的回归像别人留在国外一样自然而然。“每个人都要回答自己心灵深处发出的追问，你究竟想过怎样的生活？那是你自己灵魂的追问，你回避不了的。”“一个人想过的生活应当是能让他内心舒展的生活，而不是世俗眼光里他应该过的生活，因为快乐不快乐只有自己知道。我不去评论别人所选择的生活，因为人各有志。”海归而来的刘海力现在是中国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所做的律师事务与他曾在香港的国际著名英国律师行执业时所做的工作一样，主要为跨国公司、中国企业和国际金融机构提供专业法律服务。

刘海力很清楚，对于一个熟悉中西方文化的人而言，这是最合适他的方向，“律师的行业里有很多种角色，每个律师都有自己最擅长的领域，由于我受到了中西方的双重教育，又有中西方文化长期的双重熏陶，再加上语言上的优势，使我在律师执业

中，更容易为所服务的中西方客户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架设中西方经济沟通交流的桥梁，能用我之所学所长，帮助客户缓解、弱化中西方的文化差异，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冲突的产生，降低合作成本，这是我的专长所在，也是兴趣所在。”

说到国民的法律意识，刘海力显得有些无奈，“中国几千年来受儒家影响深远，人们在浅意识里往往重人情而轻契约，特别是在商业领域，当问题出现的时候，人们往往由于当初没有契约或契约条款疏漏而措手不及，而法律最终难以保护人情而更注重契约。记得英国一位大法官说过，文盲是不幸而不是特权。我愿意套用这句话说，无知也是不幸而不是特权。”“我们建设高度文明民主和法制的国家，契约精神是不可或缺的。”作为律师刘海力的直白让人欣赏，他从容地享受着今天的生活，因为他找到了自我实现的途径。他的生活里没有现实的目标，而是每天脚踏实地做他喜欢做的事情。他会坚持每天不管多晚都要在睡前读几页书，法学、文学、历史..英文版的中文版的都读。他坚信“贫者因书而富，富者因书而贵”的道理，他也会很乐意跟你谈论他喜爱的交响乐，谈美好的音乐在他内心深处激起的感动，他永远不去想下一站会有多远，只是这样从容快乐地走着，用最自然的姿态走向他心里的明天..

用法律熨平人情

余超看上去律师气质更浓一些，笔挺的西装和考究的领带估计是平时的惯性装扮。语速稍快，吐字清晰符合能言善辩的律师特质。一脸的严谨和肃然也与公正的法律交相辉映。但不巧的是，他说自己不是诉讼律师，而是一个项目律师。具体的工作是针对金融行业和企业做一些法律上的咨询和上市的一些事情。但律师毕竟是律师，他说自己肩负着律师的责任，有用自己的所学所知为公众服务的义务。

学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屈指算来，余超距离开美国那年已经有六个年头了，他说在美国学习的日子虽然短暂，但那些日子对自己来说却是一个秋天。1996 年余超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对于一个北大法律系的高才生来说，用自己的所学去帮助别人无疑是件理想中的事情。事如人愿，毕业后的他成为了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三年的律师生涯让他接触到了很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也正是在这3 年里的所学所感，才让他决定去美国“取经”。他说大多数去美国学习法律的人都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的法系，去研究西方法律的制定、运行和设置。由于法律是个实用性比较强的学科，尤其是对于一个依法治国的国家来说，法律日益地凸显出了它的作用。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中国的金融、证券保险等法律法规在与国际接轨的时候越发地露出不足和缺陷。这也是余超出国前国内的法律境况和他在工作中所发现的问题。

说到他为什么要去美国，他干脆地回答说自己去美国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学习。学习他们立法的思维方法和运用法律的方式；“虽然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与西方还是有差别，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借鉴西方法律上优于国内法律的地方，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中国和一个经济正在腾飞的中国。法律无疑是一种保障，相对于西方完善和系统化的金融、证券等法律法规，中国更多的是借鉴，学习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借鉴。我们主要是学习他们的思维，他们的系统和他们制度的制定。”

“9.11”是回国的动机

2004 年，余超在美国密苏里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后，他回国了。他说“9.11”事件加速了自己回国的时间，原本自己想继续实习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回国的，没想到的是自己所要去的那家律师事务所正是在“9.11”事件中被撞毁的大楼。这也是他在美国一年多的时间里最难忘记的事情，他说那个时候自己很忧伤，整件事情对他的触动很大。废墟上更多的是无辜者的生命，和死者亲人的眼泪，但这又是法律约束不了的事情。

他很坚决地说自己从来没想过留在美国，他认为对任何一个对祖国充满希望的人都会在学有所成之后回到自己的祖国。他说中国有自己的事业基础，有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壤和自己深深扎下的根。

“法制是民主的保障，没有法制就没有民主！”对于中国现在法制与人情之间的复杂关系，余超深信法制化的进程会让人情淡出法制。也相信越来越多的人拿起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不是去找关系通融，钻法律的空子。他说律师的责任就是告诉每个人怎么样运用法律去捍卫自己的权利。“不得不承认，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一个人情的社会，因为人情在中国是个根深蒂固的东西， 现在很多当触犯法律的事情发生后，人们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法律，而是先去找人情，最简单的是当一起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对方都会拿出电话先去寻求人情上的帮助，法律是之后的事情。但在法律日益完善、日益深入人心之后，这样的情况会慢慢改变的，你可以让人情去控制家庭，可以用人情左右亲情，但绝不能用它来维持社会秩序，如果情大于法的境况在这个社会长此立存的话，那将会是我们法律工作者的巨大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