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声音和一把吉他

贝多芬说：我情愿写10000个音符，也不愿写一个字母。

而我，情愿用10000个字，去换贝多芬的一个音符。但我知道，他根本不稀罕。

有什么办法？在伟大的艺术与它谦卑的粉丝之间，就存在着这种不平等。

但我依旧虔诚地朝拜着，并且相信：每写下10000个字，就与音乐圣殿的距离又近了一个音符……

美国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荣获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传来，着实被震惊了一下。想说点儿什么，从各方媒体传来的各种评论，早已汇聚成强大的音浪，吞没了我未来得及出口的微小声音。

但脑海中记忆的万花筒始终在晃动：讲台上清瘦的老先生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激情地吟诵着希腊史诗；毕业后听说系里又开设了广告学和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终于读完《盲刺客》时激动得一夜未眠；作者阿特伍德多次被提名至今未获诺贝尔文学奖……但晃出的图案细碎，拼不成完整的所感所想。

于是翻出了鲍勃・迪伦的自传《编年史》。之前走马观花地读完这本书，只记得他形容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听上去像有很多打嗝声和身体发出的其他声音，如同“一部卡通片”。如今，与《贝多芬传》的作者、大作家罗曼・罗兰一样，迪伦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怎么说都该将这本书重读一遍。

果然有了新发现，原来迪伦还是一位疯狂的“迷弟”：他视伍迪・格斯里为“精神教父”，后者是二十世纪前半叶最伟大的民歌手，美国第二国歌《这片土地是你的土地》的作者。当迪伦从录音机里第一次听到伍迪的歌时，“好像有上百万枚的百万吨级炸弹投了下来，我被彻底征服了”，“我对自己说，我将成为格斯里最忠实的信徒”，“虽然距离遥远，我也从未见过他，我却能清楚地想象出他的脸，看起来像我父亲年轻时的样子”……从此以后，迪伦走的每一步都受到伍迪的影响。

再从网上看到某家粉为了他们的爱豆狂热地打榜、追机场、搞应援、办盛大的生日会时，我会不以为然地想：他们的追星狂热指数比起鲍勃・迪伦来差远了――为了偶像，他甚至能去“偷”：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迪伦从大学辍学，寄宿在朋友保罗家，一次保罗发现家中丢了200多张伍迪・格斯里的唱片，迪伦于是成了重要嫌疑人，后来，在采访中，迪伦亲口承认了自己曾“借用”朋友唱片的行为。窃书不算偷，借唱片都是因为“爱”。

辍学之后，尽管身上只有10美元，19岁的迪伦还是横跨美国来到新泽西一家精神医院，去探望他的偶像伍迪。（想起蔡康永的话：如果你喜欢上一位偶像，一定要去亲眼看看他，好好看看他），“通常我会在下午弹唱他的歌曲给他听”，迪伦日后创作了近千首歌，而他写下的第一首作品，就是向伍迪致敬之作，他更是将这首歌唱给伍迪听：“我正在为你唱歌，但是我怎么唱都不够，因为没有人像你做过这么多事”……

合上《编年史》，我对伍迪・格斯里充满了好奇，他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能让鲍勃・迪伦如此追随？我找来他的自传《荣光之路》，迪伦曾说“这本书就像收音机一样对我放声歌唱”，读后，“收音机”里传出的歌声也令我久久难忘：

从哈克贝利・费恩、到凯鲁亚克、到波西格，似乎美国人总喜欢“在路上”，他们或乘木筏或搭车或骑摩托车，在广袤的美利坚土地上，行进并进行着心灵的探险。伍迪・格斯里也是如此，上世纪上半叶，他挤上疯狂的闷罐车，在荒凉铁轨上开始艰苦的旅行，与周围那些一团糟的流浪汉不同的是：他抱着一把吉他。

在一次旅行中，伍迪爬到闷罐车顶上，有两个孩子也跟着爬了上来，都是十几岁的年纪，瘦得皮包骨。伍迪随意弹起吉他，从没见过吉他的孩子们耳朵几乎贴到了吉他音孔上，小声地交流着：“能在里面开舞会吧？”“比什么舞会都牛，不懂这玩意怎么能弄出这么好听的动静”……

那晚正下着雨，年纪大一点的孩子担心：“会不会把这个热闹的盒子淋坏？”，年纪小一点的孩子于是脱下身上唯一的破毛衣，递给伍迪：“我就这个了！把你的‘音乐’裹上！能管点儿用！”伍迪郑重地将毛衣套在吉他上，然后也脱下自己的衬衫给吉他穿上，再低头看时，膝上又多铺了一件脏兮兮的小衬衫，另一个男孩也脱下自己的衣服。之后，两个小硬汉，弓着背劈风斩雨地缩在夜色中。到达目的地后，他们光着上身跑远了，把衬衫留给了吉他。

盖在吉他上的两件破衣服，长久地印在伍迪的记忆中，它们为他日后的音乐创作指明了方向：要让无论身处何地的人都能找到尊严。“他只是一个声音和一把吉他”，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贝克这样评价伍迪：“他唱出人民的歌，并且我猜想，他就是人民”。

那个苍砺的声音和那把温暖的吉他，深深地影响着迪伦，“是他给我指出了一个出发点，让我确定了身份与命运”，而他也用同样苍砺和温暖的声音与吉他，打动了诺奖的评委，“他承载着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瑞典学院常任秘书长在颁奖时这样讲到：“他的歌曲是一首送给耳朵的诗”。

那个声音和那把吉他，连缀起一条有始有终的荣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