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初期《群众》周刊的青年宣传动员

[摘要]全面抗战初期，在日本军队疯狂进攻，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失败主义蔓延的背景下，中共主办的一些报纸杂志，留心于广大青年的宣传动员工作。作为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唯一一份杂志，全面抗战初期《群众》周刊从激发青年抗战热情，增强其抗战意识，动员青年积极参军或到战地服务，号召其积极投身抗战宣传工作等几个方面着手，对青年展开宣传动员。这一工作在动员广大青年参与抗战、建立抗日青年统一战线、抵制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战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群众》周刊，青年，宣传动员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2-0047-07

全面抗战初期，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战，势在必行。作为国家的栋梁、民族的希望，广大青年是抗战动员的重要对象。为此，中共积极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动员广大青年加入到抗日的队伍中来。当前学术界也对抗战时期中共的青年宣传动员予以关注，胡献忠、莫子刚、高鸣等从宏观上探究了中共青年工作的政策、措施等问题，吴小强、徐永昭等考察了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青年救国团等青年救国团体。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公开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党刊，《群众》周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共不同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可惜少有学者依此对全面抗战初期中共的青年动员进行专门研究。

《群众》周刊于1937年12月11日创刊于汉口，武汉沦陷后，1938年10月25日迁往重庆，1946年6月3日又迁往上海，次年3月被查封。在此稍前的1月30日，该刊香港版出版发行，直至1949年10月20日停刊。该刊与《新华日报》属同一系统，先后由中共长江局、南方局直接领导，主编由潘梓年长期担任，副主编先后由许涤新、乔冠华、戈宝权担任。该刊共计出版405期，其中抗战期间出版208期，在抗战时期党的宣传动员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群众》周刊为例，讨论全面抗战初期中共的青年宣传动员工作。

一、激发青年的抗战热情，

增强其抗战意识

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华北、华东战场上遭遇一连串的失败，大片国土沦丧，政府西迁，人民群众流离失所，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一时期，在日本的策划下，平津地方治安维持联合会、察南自治政府等汉奸政权纷纷建立。

跟着东战场上的失利，华北许多著名汉奸，跑到南方来进行妥协运动，德意两国也出来调解，一些亲日份子更大为活跃，散放悲观失望的情绪。

此时，许多国民抗战的信心严重不足，失败主义的消极情绪迅速蔓延，妥协投降之风盛行。当时有论者甚至认为：“四个月来的经验，更证明我们是无力抗日的，失败是唯一的命运。”更为严重的是，“作那些表现的都是有相当地位的人，也就决不只是个人的意见”，也就是说，这种情绪已经到了影响抗战全局的程度了。面对如此严峻的军事和政治形势，树立抗战胜利的信心至关重要。作为对日斗争的生力军，青年是抗战胜利的前途和希望所在，积极帮助他们摆脱前线失利、败北主义蔓延的阴影，增强抗战必胜的意识刻不容缓。

第一，强调青年在抗战中的重要性，提升其抗战责任感

为动员青年积极参与到抗战的伟大洪流中，《群众》周刊多次发文强调青年在抗战中的重要性。这些论述或从青年的辉煌过往着手，论证其在当前抗战中应有的作用。如“在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中，青年们创造过不少壮烈的奇绩，用鲜血写过不少页光荣的历史。这次抗战，没有疑问的，青年应该是最积极的力量”。或从青年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入手，强调其在关系国家存亡的抗日战争中应肩负的使命。认为在社会生活和政治运动中，青年经常扮演着重要角色。日本的侵略，“驱使中国青年只有走向抗日救国的道路，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才能使中国青年有可能去继承我们祖宗的遗产和遗业”。或从青年的特点与当时的主要任务出发，阐释青年在抗战中的应有的担当？“不论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青年永远是社会上最积极最勇敢的分子。”目前我们要做的是抗战到底，争取胜利，“青年们在这里就要成为一个中心力量、中坚人物，应当是抗战中最坚强、最积极、最勇进的一个力量”。

这些言论阐明了广大青年的作用，有助于青年明晰其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使命，增强责任感，提升积极性与主动性。

第二，揭露日军暴行，激起青年的抗战热情

为使广大青年认识到日军的真实面目，全面抗战初期，《群众》周刊刊载《杀人比赛》《在敌人践踏下的女同胞》《人类共弃的敌军暴行》《一个陷落了的乡村》《西线见闻琐记》《日寇的疯狂》等文章，对日寇在华的暴行进行揭露。如“从广灵到五台马路西旁的大小村庄，被日兵杀得鸡犬不留，烧得一干二净……晋北民众死于日军手下者，数以万计”。《杀人比赛》披露日军在占领南京后，举行杀人比赛的罪恶行径，痛斥“像这样的以杀人为儿戏的野兽，真是天下所稀闻，古今所未有……他们简直是要把我国美丽的田园城郭，削为平地，把我们优秀的中华同胞，完全葬埋在血泊之中！”并强调这是侵略者对待殖民地奴隶的政策本质，无法改变。《在敌人践踏下的女同胞》是遭遇日军的中国妇女梅兰在临终前写给丈夫的信，详述了日军在沦陷区烧杀、掳掠、奸淫的残暴行为，“咱的家已变成灰烬了，咱的亲人已七零八落了，咱的祖国已被铁蹄踏破了，我现在要求你马上抛开那颗虚荣心，不顾一切的……到前线杀敌去吧！”所言字字啼血，令人动容。

日军的暴行以及中国民众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的惨状等大量信息的披露，可使青年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掳我钱财、占我土地、杀我同胞、灭我民族，进而激发出其为个人安危、为民族存亡而抗战的热情。

第三，积极宣传中国青年英勇抗战的光辉事迹，以引起全国青年的共鸣

《群众》周刊第1卷第18期刊登有周立波的《师生游击队》，以读者来信的形式讲述了太原失陷后，清源县被敌机轰炸，成成中学的全体师生极其悲愤，在校长刘子崇的带领下，教员抛了教鞭，学生丢了书本，“从三十六岁的校长，一直到十二岁的小学生，都要到晋西北的前方”，组建游击队，准备到战场杀敌的事迹。

据周文可知，这些学生应是初中生，最小者只有12岁。但就是他们，为了抵抗日军的疯狂进攻，也可毫不犹豫地走上战场。读此事迹，真有种“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的意味。这么一种令人窒息的悲壮，鼓舞着广大青年，为保家卫国，勇敢担当，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去。

文末附有该游击队的《为号召全国青年参战宣言》：

青年朋友们，中华民族的子孙们……我们反抗奴役，反抗压追，反抗侵略，我们的意志是坚定的，心胸是热烈的，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捍卫祖国的责任是我们的，我们应当为了祖国的生存流最后一滴血！

相同身份、同等境遇的成成中学师生投笔从戎，勇敢走上前线抗日的事迹，和那激动人心的宣言，对动员全国青年积极投身抗战无疑有着很强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二、动员广大青年参军或到战地服务

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军队伤亡惨重，迫切需要补充并加强现有军队，建立新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动员广大青年参军参战成为宣传动员工作的主要任务。1937年12月31日，在武汉大学演讲时指出：

到军队里去，这是在今天挽救民族危亡的最有效的方法：建立生力军，充实我们的旧军队，责任都在我们青年朋友的肩上。

《群众》周刊也积极响应，刊发《动员青年到军队去》《论目前中国青年运动的任务》《庆祝全国学联代表会》《中共湖南省委为保卫湖南宣言》等文章，动员青年踊跃参军或到战地服务。

第一，积极动员广大青年参军

全面抗战初期的五个月中，中国军队损失不下数十万。建立新的军队，成为最紧迫的任务。为此，《群众》周刊号召青年打破“好人不当兵”的错误观念，积极到军队中去，“拿起枪杆，组成坚强的队伍，上火线杀敌”。建立新的军队，还需要大量的作为骨干的干部，“这千千万万的干部是有待于优秀的青年学生去补充的”。因此，该刊呼吁：

每个忠心救国的青年，都应当到军队中去。为保卫祖国的生存，为人民解放的事业去服务兵役，这不仅是每个青年的责任，而且是最光荣的任务。

除动员青年参加正规的军队之外，《群众》周刊还主张青年以游击战的形式杀敌报国。卢沟桥事变后，北平的学生曾出城组织游击队，天津南开、北洋等校的学生在天津郊区亦展开了游击运动，成为中国救亡运动中的一支有生力量。八宝山、谦德庄的袭击战，便是华北学生在抗击敌人中所做出的贡献。为充分发挥这种力量，该刊号召各地学生：“学习平津的同学，英勇地去配合规正军，展开游击战。”凯丰也撰文呼吁：

英勇的青年们应当到游击队中去，在敌人的后方发动广大的游击战争，以配合我国军队作战。

为使青年的战斗力能充分发挥，《群众》周刊还动员广大青年到各类军事学校或各种训练班去学习先进的军事理论与技术。全面抗战初期，中国有黄埔军校、陕北公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民族革命大学、抗敌青年军团等许多军事训练基地。此外，还有许多青年训练班，大规模的有军事委员会下设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以及不同团体组织的各种短期军事训练班。此种军事学校和训练班，以有军事修养的人才负责教育训练之责，对青年军事素质的提高大为有益。为此，《群众》周刊号召青年：

到军事学校、航空学校、特种兵学校去，学习使用新式武器，学习军事技术，造成大批的忠于国家和人民事业的模范青年军人，造成特等青年射手、青年航空员、青年唐克车员，青年炮手、青年装甲车员、青年指挥员。

此外，为适应抗战的需要，该刊还呼吁政府在各战区设立军事政治学校，“来吸收全国青年学生，来训练几十万足以战胜敌人的新式军队”。

同时，现有各学校也“应该立刻实施军事政治教育”，在教授军事知识的同时，对学生施以军事训练，以培养适应战时需要的青年。

第二，动员广大青年到战地服务

除参军外，动员青年参加战地服务工作也是全面抗战初期中共青年宣传动员工作的重点。由于战地民众素来缺乏组织与训练，要起来自卫，却苦于无人领导。为广泛组织民众、武装民众，《群众》周刊号召青年到战地协助已有的救亡团体、行业组织等群众团体，推进其救亡工作。在没有救亡团体的地方，“要积极进行组织工作，要用一切方法和方式，组织各种群众”，领导他们打游击战，配合正规军的行动。这样虽不能和日寇的正规军作战，至少也可以做到坚壁清野，破坏敌人必经的交通线，实现军民合作。

全面抗战初期，在中国军队退却之时，有不少未及退却和被敌击溃的士兵，因失去组织、无人管理，频现“买了东西不给钱，打骂医生和看护，甚至于阻拦行人强夺物件”等扰民事件。另外，在战地还遗留了许多武器装备，这些物资对于坚持抗战有着重要作用。为此，该刊号召青年“积极进行‘散兵游勇’的工作”，收容这些士兵，施以政治教育，使其重回抗战战场，并收集抛弃在地的武器装备，一则免于资敌，二则可用于武装民众。

日寇在武装进攻的同时，还在中国各地组织汉奸作为内应，甚至建立各级汉奸政权，来破坏抗战，实现其以华制华、的阴谋。汉奸的活动或是显性的，如组织维持会、自治政府、公开投降敌人等，但更多的是隐蔽的，如资敌、破坏、扰乱后方或金融、出卖机密文件或消息等。无论形式如何，均对中国的抗战严重不利。因此，《群众》周刊期许青年们锐利民族警觉性，“帮助政府进行锄奸的工作”。

全面抗战初期，后勤保障工作也至关重要。由于动员力度不够、动员方式欠妥，许多民众还没有行动起来，结果出现了挖战壕、搬运子弹、举火做饭等战争辅助工作难以找到民众帮助，导致中国军队作战时十分被动。因此，该刊呼吁有强烈抗战意识的青年们“在战区或后方帮助军队组织救护伤兵和帮助运输的工作……组织青年到前线去慰劳英勇的军队，帮助政府实现优待军人的家属”。

三、号召青年积极投身抗战宣传工作

全面抗战初期，面对中国广大民众抗战意识不强，日伪虚假宣传猖獗等问题，亟须中国加强宣传动员，提升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积极应对日伪的反面宣传。为此，中共积极动员广大知识青年投身抗战宣传工作。

第一，严峻的形势迫切需要广大青年积极投身抗战宣传

全面抗战初期，为应对危机，国民政府颁布征兵令、号召募集救国公债，但各地党政当局不仅没有放手发动、组织民众，还限制民众救亡团体的成立，阻止民众救亡运动的开展。如淞沪会战时，聚集上海的青年强烈要求参加救亡工作，但“当局说要防止汉奸，不能去”。在募集救国公债、训练壮丁时，地方士绅趁机敛财，使“自愿应募的救国公债变成硬派的勒索的苛捐，鼓励民众抗战的壮丁训练变成按户抽丁，甚至借端敲诈的苛政”。动员力度的缺乏、方式的欠妥，使本就对抗战救亡的意义不尽理解的民众，又新增了不满，甚至连个别报道抗战新闻的广播电台都说：“抗什么战，日本人来了，至多也不过这样苦痛！”

与此同时，日军所到之处大量张贴传单、漫画等，对中国政府和军队进行反面宣传。他们不仅宣传中国军队实力差、国库空虚、外交孤立，以打击中国军民的信心，还称“南京中央政府上了苏联与八路军的当，中央应赶紧反省，和日本共同防共打八路军等”，企图挑拨国共关系，破坏抗战的大局。日伪还对沦陷区民众故施恩惠，“有的地方取消某几项捐税，有的地方则把逃难人家所遗留下来的米粮，聚拢起来，作大规模的施放赈济”，以收买人心。他们还实施其所谓的“归乡运动”，以“华界恢复治安，从速回家就业”等口号，鼓动已逃离的难民回归，使更多的中国民众甘为顺民。日本的诱骗政策，极易消减战地乃至大后方中国民众的抗战热情，给中国的抗战带来严重危机。

严峻的政治形势急需中国加强抗战动员工作。由于青年大多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适于开展此类工作，《群众》周刊强烈呼吁优秀青年积极投身宣传动员工作，粉碎敌人阴谋，激起我军将士的战斗热情，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军民合作共同抵抗日本侵略。

第二，号召青年在动员中国军民积极抗战，削弱敌军的战斗意识中贡献力量

全面抗战初期，因部分军队政治教育不充分，使一些士兵不明确抗战的性质与意义，抗战的意愿不强。接连的军事失利，又严重打击了中国士兵的斗志。加之日军在前线频繁对我军战士进行反动宣传，也严重影响其抗战积极性。点燃士兵的战斗激情、提升其抗战意识已成为重要任务。为此，《群众》周刊号召那些“对于抗日有政治的觉悟的知识青年，就应该负担起军队中的教育工作，耐劳耐苦的跟士兵兄弟讲解抗战的情势和意义”，提高将士的民族热忱，助其坚定信心，增强抗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全面抗战初期，在敌我军事实力悬殊的状况下，广大民众的态度攸关抗战的前途，动员他们积极参战成为广大青年的重要使命。针对当时许多民众不了解抗日的意义、视应征为畏途的现象，《群众》周刊呼吁青年们“必须有组织地、直接地下乡动员群众，使农村壮丁勇敢地、自动地到前线去”，献身抗战事业。除动员壮丁参军外，动员民众支援抗战也至关紧要。为此，该刊呼吁广大青年：

不避艰难的去接近民众，向民众解释抗战的意义，军民合作在抗敌作战中的重要，发动民众援助军队，甚至武装民众，参加队伍。

至于对敌军的宣传工作，《群众》周刊建议青年“写日文传单散发到敌人的阵营里去，揭穿日帝国主义对日本劳苦兄弟的种种欺骗”，以诱发日军将士的反战意识，动摇其军心、削弱其战斗力，为中国抗战的胜利贡献力量。

第三，刊发文章，提升青年宣传动员工作的效果

为提升青年宣传动员工作的效果，《群众》周刊刊发了《文化人到民间去》《关于青年训练问题》《怎样动员群众积极参战》《怎样进行敌军工作》《建立敌军工作》《争取伪军反正》《怎样开展宣传工作》等多篇文章对广大青年进行指导。

首先，在动员方式方面进行指导。提议采用访问、谈话、唱歌、演戏、演讲、壁报、训练班和小刊物等方式进行动员，并对每种方式需注意的事项进行说明。如在《文化人到民间去》中，许涤新提醒青年们：

演讲最忌用术语，最忌理论，要尽量使用当地用语。说明须多打比方，越具体越好……壁报重要处要加红圉，空白处要画漫画，易使人注意。

其次，在动员内容上，强调应把我党的一切有关于抗战的重要文献，在群众中作普遍的宣传和解释，使广大群众“都懂得日寇怎样侵略中国，现在侵略到什么程度，日寇是怎样的凶残和狡猾，亡国奴殖民地是如何的痛苦”。在专门为广大群众开办的训练班中，“课程不但要加强其政治认识，而且要给他们以军事知识，作为武装民众的准备”。

此外，对广大青年在宣传动员中遇到的困难，《群众》周刊也予以具体指导。如该刊在“读者问答”栏目中刊发《怎样开展宣传工作》，针对有些教师不愿让学生参加救亡工作指出，须对他们说明日本的毒计和民族的危机，诚恳地以大义争取他们，针对有些农民想参加抗战却无从着手，指出应告诉他们从事生产、参加军训、帮助交通运输等都是对抗战工作的支援：针对妇女不愿与宣传队接触的问题，建议派女同学与她们接触。为指导广大青年进行抗战宣传动员工作，《群众》周刊做到了事无巨细，一一解答的程度。

四、全面抗战初期

《群众》周刊青年宣传动员的效果

全面抗战初期，《群众》周刊的青年宣传动员工作收到了显著效果。青年的抗战热情被激发出来，有的参加军队、游击队、战地服务团、救护队等，有的组织各种抗日团体。陕甘宁、晋察冀等边区呈现了“上百万的青年已组织了青救会”的壮观景象。武汉的青年救国团、中国青年救亡协会、汉口蚁社，江西的中国青年救亡协会，河南的青年救亡协会，甘肃的青年抗敌团等纷纷涌现。在这些团体的带动下，青年们踊跃参加各种慰劳前线运动、募集寒衣运动，为前线的将士提供支援。同时，还在“各处设立简易图书馆、书报供应处，甚至创办民众学校，扩充原有的民众教育馆，不时举办各种研究会、座谈会、讲演会等”，积极参与反侵略运动周、庆祝台儿庄胜利扩大宣传周、七七建国宣传周等活动，对广大民众进行抗战动员，为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为进一步凝聚青年抗战力量，提升青年抗战效果，中共积极倡导建立抗日青年统一战线。其实，早在1935年12月20日，便公开宣布愿意开放组织，变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抗日救国青年团，号召一切爱国青年，无论是否相信共产主义，“只要愿意抗日救国的，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抗日救国青年团”。这是中共号召组织抗日青年统一战线的前身。全面抗战开始后，在国共两党合作的背景下，建立全国的抗日青年统一战线有了可能。此时，中共中央适时提出要“尽量使各地区内各种各样性质的青年团体互相联络合作，逐渐形成一个地区乃至全国的青年救国联合会”，建立抗日青年统一战线。为此，《群众》周刊刊发凯丰的长文《论目前中国青年运动的任务》，指出全国各党派大团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号召全国青年“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不分性别，不分地域在抗日救国大目标下团结起来”，以建立全民族的青年统一战线。同时，还对统一全国青年力量的原则与方式予以说明。

在中共中央建立抗日青年统一战线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各地青年向着团结统一的目标逐步迈进。在西安，西安学生分会、民先西安队部、抗协、平津同学会、妇女慰劳会、西北青年文艺工作者协会等团体建立了共同行动纲领和各团体联席会议制度。广东的8个青年抗战团体更于1938年联合组建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

然而，国民政府唯恐其对青年的领导权旁落，积极筹备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1938年6月16日，以三青团团长的名义发表《告全国青年书》，意欲使此组织“成为网罗全国优秀热烈青年及革命分子之唯一组织”。同时，颁布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规定团员“不得加入其他任何党派”，旨在强制解散或归并其他青年抗日团体。

在此背景下，《群众》周刊刊发《西北青年的救亡运动》一文，指出抗战以来西北青年救亡运动，在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带领下，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从狭隘的部分学生的运动转到全体学生及各阶层青年的运动”，从偶发的救亡活动转入持续的抗日工作。直陈在其逐渐走入统一时，却遭遇13个救亡团体被省党部强令解散、3名负责人被拘捕的顿挫。该文以西北为例，反映了整个中国青年救亡运动在抗战以来的发展与面临的阻滞，强烈表达了期盼国民政府合理顺情地解决事件，支持全国青年向着团结抗日的目标前进。

与此同时，为促成抗日青年统一战线，中共多次与协商谈判，但终因坚持关门主义政策，不愿开放三青团，并极力压制其他党派领导的青年抗日团体和组织，使建立抗日青年统一战线的目标无法完全实现，也未能改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汉口蚁社、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等青年抗日团体被强令解散的命运。但在中共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在各地青救会、民先队的带领下，出色地完成了团结抗日的任务，使抗日青年统一战线的目标得以部分实现。

当然，全面抗战初期，由于一度过分强调与的团结，《群众》周刊的青年宣传动员工作未能尽善尽美。但是，该刊在对广大青年进行宣传，动员他们积极投入到抗战中来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作者简介]吴蕊蕊，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