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信息化测度基础理论的反思

抓住牛和马不同的“特别之处”，这比光说测“有一个头，四只脚”的动物，更能准确把握对象。我们把我国流行的要素法，称为外延法；把Brooke为代表的方法，称为内涵法。信息化测度的发展方向，就是从外延法向内涵法深化。

信息化测度对互联网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看不见的就不可管理、不可获得；测不出来的就看不见。“索洛悖论”正是在这一点上，剌痛了所有搞信息化的人。它认为ICT虽然在现象上随处可见，但在生产率统计上却看不见。索洛本人后来虽然改了口，但深层问题仍没有解决。当前，应加强对信息化测度特殊规律的研究，搞清信息化投入带来的产出到底是什么，特殊在何处；分清哪些产出算信息化投入带来的，哪些不算。不从基础理论上搞清信息化特殊性，索洛悖论就会永远悬在那里。

基础理论上问题何在

我国信息化测评开展了十多年，无论在国家信息化、城市信息化、行业信息化、企业信息化（包括中央企业信息化、大型企业信息化、中小企业信息化）还是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互联网等方面的测评实践，都取得了巨大进展，对信息化起到了推动作用，成绩应该充分肯定。信息化测评理论也取得不少成绩，产生了几十本专著、学位论文和一大批研究成果，但基础理论仍有待突破。

2002年以前，国内的测评跟着国际上的就绪测度潮流走，只问投入，不问产出。表现为投入越多，得分越高。把浪费也当作成绩，对信息化产生一定误导。2002年以后，国内测评开始独立思考，通过加强应用测评，发展出独特的结合业务效果测评信息化的方法，引导信息化注重实效，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信息化测评的深入，深层次的矛盾也暴露出来。当信息化深化到战略创新、模式创新（转型）时，测度理论和方法开始跟不上了。如果只是象以往那样，把信息化的投入，与所有产出，进行一个简单相关。上至国家、下至老板，会认为，你们算的投入产出帐，把信息化以外的贡献（比如实务部门的贡献），都算在了你们的帐上；信息化实际并没有你们说的那样重要。效果适得其反。严重的，已经引起有的重要部门对信息化的认识反复。

问题出在哪里？多年从事信息化测评，我认为测度技术不是问题，是理论有问题。特别是对“信息化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研究没到位。具体来说，我国信息化测评对信息化的解析，共同特征是把信息化分解成要素，然后进行指数合成。我们把信息化分解为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及产业、信息技术应用、信息人才等等。体现不出信息化的特殊性，因为测工业化，也可以说工业的基础设施、技术及产业、应用和人才等等。这种方法相当于只是在说，测度对象要有头，有脸，有身子，有脚。这只是外延式解析，而非内涵式解析。由此容易产生的问题是，照相机没问题，但本来想照牛，照出来一看却是马。内涵式解析要求区分牛和马，而不光是知道它们都有头有脸有身子有脚。否则，一测深了，不搞信息化的人会说：你们测出的这些，是信息化吗？

我主张下一步信息化测评，要在信息化内涵解析上下工夫。不要担心我们对信息化内涵的把握有偏，或不能一次到位。认识总有个深化过程，这个指标体系把握偏了，别的指标体系会与它竞争，最终越来越接近准确。我主张调整信息化测评的方向，重点从生产方式上把握信息化的内涵，以深入把握信息化在战略上、模式上、转型上的数量特征。测评要在引导人们注重能力，注重效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正面回答提高什么能力、什么效果，有哪些能力和效果是只有靠信息化行，靠别的不行的。

以生产方式为出发点的测评，同现在多数以生产力（技术）为出发点的测评相比，更能体现农业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不同，因为它们正是按生产方式区分的；有利于改变生产力测评在顶层设计上的弱点（例如不长于辨析人与人关系特征，如集中控制与2.0式的生态协同的不同特征）。

转变信息化测评方式

从生产方式出发进行测评的思路，落实到计量方法上，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顶层框架不同。生产方式转变最简明的计量维度表达，就是托夫勒说的，从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向小批量多品种转变。它是由数量和品种两个维度构成的。而生产力测评只有数量一个维度。这是方法上最大的区别。

信息化测评难，以往人们总认为难在无形（例如涉及无形资产）。其实从现在的测评技术讲，这已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真正难的，是反映信息化特殊性的特有维度，现在还没有被发掘出来，工具本身“不可见”。这个通用维度就是品种。抓住它，信息化中所有无形的东西，就自然现形了。

品种这个维度可以把信息化中方方面面的无形因素，都显现出来。可直接表现的，包括复杂性（品种越多越复杂）、生态性（生物多样性就是品种多样化）、异质性（品种以质的不同来区分）、多元性（拓扑的节点数，管理中的异质单元数）、信息性（熵值）、多样性（Variety，英文品种）、差异性等等；可间接表现的，包括柔性（联接异质单位的效能）、灵敏度（两个异质单位间的时间反应）、用户体验及满意度（意义的个性化满足）等。因此，品种不是具体、局部的测度单位，对信息化测度具有全局、战略意义。因为它集中反映的是信息化之所以为信息化的那个特殊性方面（异质性、多元性），抓住它才能从内涵上区分牛和马的不同。

反过来想，“索洛悖论”是怎么回事就豁然开朗了。原来，“索洛悖论”恰好在所有涉及品种的地方都是测算盲点。凡是涉及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的产出，都看得见；凡是涉及小批量多品种的产出，都看不见。换句话说，受传统生产方式影响，只看得见落后，看不见先进。

在美国十多种解“索洛悖论”的学说中，最早发现这一点的，是Geoffrey M.Brooke，他1992年的《信息技术经济学：解释生产率悖论》，今天看来是正解。他举衬衫的例子说明“索洛悖论”的问题出在哪里。某商家通过生产脖领与袖子多种组合的衬衫获得高附加值效益，但按索洛的方法，只有生产单一尺寸的企业生产率更高。问题出在没有把多样化这个与ICT内在相关的维度纳入考虑。Brooke为此明确指出测度的调整方向：“我们测度生产率的方法倾向于折算较大的产品品种的效益”。在国内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是秦海、李红升、丁振寰，他们在2006年分析索洛悖论时指出：“不断提升的多样化、适时递送、个性化的客户服务等收益在传统的生产率统计中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反映出来。这正是信息技术的特别之处。”

抓住牛和马不同的“特别之处”，这比光说测“有一个头，四只脚”的动物，更能准确把握对象。我们把我国流行的要素法，称为外延法；把Brooke为代表的方法，称为内涵法。信息化测度的发展方向，就是从外延法向内涵法深化。

内涵法在技术上可操作性如何呢？Brooke在20年前就试通了方法，说明没什么难的。Brooke模型很简单，由三部分组成，第一个模块测信息技术应用率；第二个模块测产品差异化率；第三个模块测生产率增长率。然后对三者进行相关分析，对美国1950年至1990年的信息化数据进行了成功的分析。我们一旦有了Brooke模型第二模块这根弦（实质是“把信息化当转型”这根弦）。技术上要处理很简单。如果要测管理转型，这个第二模块可以把管理的异质单元数当品种数；如果测网商生态系统，可以拿品牌数当品种数；如果测中央企业转型，可以用复杂度当品种数……等等，进行投入产出的相关分析。Brooke模型本身也需要丰富和发展，举这个例不是说要照搬它，是说要有内涵测度这根弦，转变测评思路。其中深层和细节的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谈。

总之，我们搞信息化测评的，只有转变自己的测评方式，才能更好帮助别人转变发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