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及影响因素分析

摘 要：关于家庭背景在影响教育资源分配中的作用已得到基本共识，但深入到家庭背景中各项资本具体影响情况的分析却见仁见智。以社会辈出率为分析视角，通过对“中国内地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统计数据分析，我们发现，我国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尽合理；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方面，家庭经济资本所起到的作用趋弱，性别差异、城乡差异、地区差异的作用也在减小，而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在趋强。从而说明，教育的文化再生产功能开始强大，而资源代际分配的功能开始相应的减弱。文化再生产模式有利于绩效主义原则，更利于教育的长久发展。这一发现对教育公平的深入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优质教育；社会分层；辈出率；资本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2）01-0006-06

高等教育具有与生俱来的两方面功能，一是承担着社会化的功能（如知识的传播），二是充当社会精英的文化选择机制（即通过何种方式来选择什么样的人进入上层社会）［1］。我国目前正处在市场经济的转型期，社会机构也开始由同质性明显转向异质性，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也随之发生变化，高等教育的“精英选择机制”的作用日益突出，成为教育不平等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教育不平等现象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资源的占有问题，优势社会阶层会利用自身的优势资源使得自己的子女继续在精英选择机制中脱颖而出，从而完成教育优质资源的代际传递过程。这里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家庭背景的优势，而家庭背景的构成是复杂的，家庭背景资源的综合指数形成的社会分层是家庭背景的一个有力表现。那么，到底是哪些家庭背景会对社会分层产生影响，社会分层进而又如何影响到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取？产生什么影响？产生的影响孰轻孰重？是什么原因造成影响出现？这种影响会传递吗？它是如何传递下去的？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本文要涉及到的。

一、概念、研究框架及基本假设

优质教育资源在这里以部分985院校为代表，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天津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共16所大学。

本文采用的社会分层来源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中国社会自上而下依次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2］

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共同进行的“中国内地的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GSS）。此项目从2003年开始，到2008年结束，为第一阶段（其中2007年未进行）。第一期共完成了5年的调查。此次调查在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共抽取125个县，500个街道/乡镇，1000个居委会/村委会，10000个家庭，每个家庭中随机抽取一人作为最终调查的对象。最终的抽样单位中城市样本与乡村样本的比例为5900：4100。涉及到的问题包括家庭收入、住房、教育、医疗、婚姻、养老等一系列问题，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不单单来自于受教育情况，还会涉及到其他方面影响到教育资源的相关数据，如家庭收入情况。CGSS的数据及相关研究成果的网址是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网站 wwwchinagssorg以及中国社会调查开放式数据库网站wwwcssodorg，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是2003――2008（2007年除外）年汇集的有效数据。

辈出率是反映教育公平与否的一个指标，指的是特定社会阶层的子女在学校学生中的分布与该社会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份额之比。辈出率为1时，某阶层子女在大学生中所占比例与该阶层人口在同一社会全体职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等，也就是说，该阶层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同一社会全体阶层的平均水平相同，这是理想的状态。本文选择的是以子女入学时父亲的职业为基础进行分析的辈出率。

为了使本研究更具逻辑性、条理性和清晰性，笔者设计了一个简单的研究框架，在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了若干研究假设。

（一）研究框架

1.根据CGSS数据，分析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优质教育资源中的分布情况。

2.根据CGSS数据，进行不同年份辈出率的比较。

3.影响辈出率的因素分析。

（二）研究假设

在初步的数据分析中，笔者完成两个基本假设：

A. 现阶段，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与社会阶层辈出率有着很大的关系，且社会辈出率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B. 社会阶层辈出率受到家庭资本占有情况的影响。

笔者再将以上两个问题进行细化，共建立四个基本假设：

A1. 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与社会阶层辈出率之间既有趋同性也有分散性。

B1. 家庭经济资本对阶层辈出率存在显著影响。

B2. 家庭文化资本对阶层辈出率存在显著影响。

B3. 性别、城乡、区域对阶层辈出率存在显著影响。

二、关于CGSS的数据分析

（一）2003年――2008年各阶层子女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中的分布情况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部分985高校中，按照各阶层子女在高校中的人数比例而言，农业劳动者阶层子女的比例为最大，达到2398%，略低于总体学生的四分之一，是各社会阶层中子女就读高校人数最多的阶层。其次为产业工人阶层子女，达到1708%，将近五分之一。这两个阶层总人数合计将近总体的一半。接下来，商业服务人员，办事人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三个阶层子女比例按顺序约为总体的十分之一，最后为无业及失业，个体工商业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阶层。而从辈出率的角度来看，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的辈出率都是“1”的35到45倍之多，表明这三个社会阶层子女拥有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远远超过社会一般水平，且这三个阶层的辈出率都在相似的范围之内，说明三者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拥有一定的相似性；以产业工人阶层的辈出率为098，最接近“1”，即最接近理想的辈出率分布形态，而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四个阶层的辈出率趋向于“1”，在“1”的周围上下波动，说明这四个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趋向于社会平均水平；农业劳动者、无业及失业者阶层辈出率低于“1”，说明这两个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而在这十大阶层之中，辈出率的最大差值达到近4倍之多（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辈出率差额为395），可见，不同阶层对高等教育的分流作用有着深深的影响，而占据最大比例的农业劳动者的辈出率是最低的，相对而言，他们的子女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难以获得到高等教育，尤其是重点大学高等教育的机会。

另外，从辈出率的角度来看，从属于不同阶层的人员有着趋同的一面，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可归为一类，属于社会上层阶层；个体工商户、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可归为一类，属于社会中层阶层；余下的农业劳动者及无业及失业者可归为一类，属于社会底层阶层。即在社会分层内部有着趋同性。但在总体上而言，他们之间阶层辈出率的差值有较大，因此也具有很强的分散性。所以，这验证了A及A1的结论：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与社会阶层辈出率有着很大的关系，且社会辈出率之间存在着内部的趋同性与整体的分散性。

综上所述，尽管社会阶层的数量分布状态大致呈一种“正三角”形态，但社会阶层的辈出率分布状态大致呈一种“倒三角”形态，可见两者之间并不匹配，是一种相反的发展模式。可见，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比例并不合理。

（二）不同年份中辈出率的比较

2004年，不同社会阶层的辈出率最大差值为12（专业技术人员辈出率为190，无业或失业人员辈出率为070），而到2008年，这个数字上涨到395（私营企业主辈出率为455，农业劳动者辈出率为060）。可见，在短短的四年时间中，社会阶层接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不平等性加剧。第一类社会基层的增长幅度最大，可见，享有优势资源的社会阶层在不断扩大，子女在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时获利较多。而在这类社会阶层内部，也存在着差异：私营企业主的辈出率增长最大，这表明：在我国高等教育实施教育收费，并且划分收费等级后，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最明显的拥有经济资本最多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子女获得的高等教育机会最为突出，高等教育机会优势最为显著。在第二类社会阶层中，除办事人员之外，其他阶层的辈出率均有下降，在2004年度，其辈出率普遍高于“1”，到2008年，其辈出率虽然仍高于“1”（个体工商业除外），但明显向“1”趋近，说明此类阶层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势减小，趋向于社会基本水平。在第三类中，由于商业服务人员缺少比较的数据，因此不予分析。而产业人员的特点与第二类基本相同，因此可以说产业人员在此角度完成了部分的向上社会流动。而农业劳动者的辈出率在本身基数较小的情况下仍有下降，说明他们在教育机会上更处于劣势状态，这种情况也得到了其他实证研究的结论支持 。无业或失业者的辈出率变化较大，从007发展到128，说明其子女在很大程度上是获得了优质的教育资源，部分完成了向上社会流动，这也许与政府的补贴与学校奖学金制度的完善息息相关。

综上所述，这种数据分布对于A1的结论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虽然在阶层辈出率仍然存在着内部趋同性与外部分散性，但这种趋同已经经过了重新的组合，形成了新的分层，但两极分散的距离也逐渐扩大，不公平现象总体来说是严重了的，社会辈出率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一种“马太效应”。

（三）资本对辈出率差异的影响

第一，从调查数据中所呈现的三个最上层社会阶层的辈出率相似性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三个阶层本身所拥有的资本总量在影响本身阶层子女的高等教育机会上，具有趋向一致的特点。而资本本身是可以转换的，任何一种资本的优势可增加家庭子女的高等教育机会，且资本越多，优势越明显［4］。第二，根据三个最上层社会阶层的排序位置上看，可推论经济资本是影响辈出率最重要的资本类型（这在后面得到相反的验证结果），但是经济资本的重要性与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相差不大。第三，从整体的社会阶层辈出率上看，结合各个社会阶层的资本拥有情况所产生的社会阶层排序，可以推论，与各自阶层所拥有的资本量相匹配，上、中、下社会阶层的高等教育机会随之正向变化。

三、数据验证：文化资本是影响辈出率分布的重要因素

（一） 经济资本

笔者将家庭年收入、父母职业阶层分布及其他收入来源（如遗产继承、职业外额外收入）列为经济资本的三个因素，依据SPSS150软件进行回归模型分析。源数据输出中存在无价值数据，为略去此部分数据，笔者改用word形式呈现。

回归模型1显示高中时家庭生活水平对阶层辈出率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验证B1的假设不成立。

原因分析：很多学者这样认为，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机制在于高阶层家庭利用占有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势，在升学和择校的过程中减少竞争烈度，将部分竞争者排斥在竞赛之外，甚至垄断教育机会（如李煜［5］、郭从斌［6］、侯龙龙［7］、张玉林［8］）。当然，在分析高等教育整体情况时往往是这样的。但经济资本仅仅是在用金钱能够衡量的地方才发挥作用，虽然家庭经济条件比较优越可以选择档次较好的学校，但对于高等教育的选择，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选择并不是以经济资本为判断依据来进行的，更重要的是，它还要结合学生本身的学习成绩和能力来进行综合判断。即使是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学生，在获得很强的学习能的基础上也有机会接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而且，近年来，政府和社会加强了奖学金、助学金、贷款制度的完善，对于欠发达地区的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增大了资金及人力的支援，这使得很多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来接受优质高等教育。这说明经济资本的影响力度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方面正在逐渐减弱。

（二）文化资本

回归模型2显示，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于辈出率均存在影响，且非常显著，其中，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起到的作用较父亲而言更为明显（此观点与王伟宜［9］、谢作栩［10］的结论一致）。验证B2的假设成立。

原因分析：父母亲的受教育情况，尤其是母亲的受教育情况对于子女高等教育质量的获得有着明显的影响，即父母的受教育年限越高，子女越可能在重点大学接受教育；这表明，高等教育，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尽管在录取上坚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实际上在家庭文化资本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已经逐渐显现，并通过高考成绩强化，在进入高等教育阶段中，这种分层更为明显。对于这种现象，可以用“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11］（EMI）来解释，即当某个特定的学校教育阶层还没有达到普遍标准时，优势社会文化阶层会利用固有的优势来使得自己的孩子获得这种为普及教育阶段；而一旦某一固定的教育阶层在数量上达到普及之后，想占有优势资源的社会阶层便会努力寻求一种数量相同但质量更佳的优势。也就是说，当教育存在数量差异时，优势社会文化阶层会获得数量上的优势，而当数量普及之后，优势社会文化阶层便会寻求一种质量上的优势。在文化资本方面，教育的文化在生产功能与资源转化功能合二为一，两者共同起到影响作用，但文化再生产的功能更为强大，影响程度更强，它使得教育的文化再生产功效更为公平的分布。而母亲的文化资本影响更大，更是说明了在中国当前的父权制社会中，母亲在教育子女，尤其是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肩负了更多的责任。

（三）性别、城乡分布、区域分布

回归模型3显示，性别对于辈出率有影响，但不是十分明显。而城乡或区域分布对于辈出率没有影响。验证B3的部分结论不成立。

原因分析：性别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但影响程度已然较低。这说明，中国目前父权制家庭结构仍然存在，但趋向弱化。这和人们对于男女意识的转变有着很强的关系，也是社会文明程度上升的一个表现；而城镇和区域的显著性水平较低则与本文所选取的院校有关。本文所选取的院校是我国现阶段最为优秀的学校，因此在选拔的过程中相对是严格和公平的，即本着“人才优先”、“分数择优”的原则进行录取，只要成绩好，就有机会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这也与国家的助学政策有关［12］，优质的教育机构所获得的来自于国家和社会的助学资金、照顾政策、援助计划也相对较多，从而弥补城镇和区域上的不足与失衡，使得城镇和区域的影响力度减小，同时也说明政府在合理分配高等教育资源方面还是有所成就的。

四、结 论

在现代社会，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完成社会向上流动，另一方面也是实现社会继承或分化的工具。家庭背景在影响教育资源的分配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社会辈出率是获得教育资源的一个明显的指标，因此讨论家庭背景与社会辈出率的关系是有说明意义的。通过本文的数据分析说明，现代社会中，家庭背景对于社会辈出率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但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方面，经济资本所起到的作用趋弱，性别差异、城乡差异、地区差异的作用也在减小，而文化资本的作用在趋强。这说明，教育的文化再生产功能开始强大，而文化资源代际分配的功能开始相应的减弱，特别是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而文化再生产模式与资源代际分配模式有着很大的不同（见下表）。

可见，文化再生产模式和资源代际分配模式是教育的两个相反方面，它们既矛盾又统一，无论在教育的哪一个阶段，两者都会存在并发挥作用。但在教育的初级或低等阶段，资源代际分配模式的影响更明显，而在教育的高级或优质阶段，文化再生产模式的影响更为明显。而文化再生产模式明显有利于绩效主义原则，更利于教育的长久发展。因此，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数据来看，目前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虽然存在不平等的现象，但还是更倾向于文化再生产模式的，这一点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有利的。从更高、更深远的角度来说，文化在生产模式对于社会地位的获得与社会阶层的合理性流动也是十分有利的（张翼［13］、边燕杰［14］等人的研究说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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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伟宜，谢作栩.家庭文化背景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 ［J］.江苏高教，2005（4）: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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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杨东平.从权利平等到机会均等 ［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2）:11-16.

［13］张翼.中国人社会地位的获得――阶级继承和代内流动［J］.社会学研究,2004（4）:75-90.

［14］边燕杰.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M］.上海：三联书店,2002：209-271.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研究”，项目编号:09JZD0034-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07年度规划基金项目“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变迁”，项目编号：07JA880047。

收稿日期：2011-11-04

作者简介：闫广芬（1964-），女，河北沧州人，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教育史、教育社会学研究；王红雨（1987-），女，天津人，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生；天津，3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