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思考

摘 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翻译学者们都采取了语言学的研究途径。而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研究模式。他们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以及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文化转向为翻译提供了新的研究空间，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语言学研究模式的不足，但并不是否定了语言学研究模式。研究文化转向的概念由来及其影响，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一概念，以及更好地利用这种研究模式给翻译理论提供新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影响；启示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3）08-0196-3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3.03.049

1 . 引言

传统上的翻译一直被理解为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因而翻译研究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要任务。20世纪70年代以后，翻译研究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它突破了传统的语言学模式而上升为一种文化上的反思。这一现象被称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通过文化转向前后的翻译理论对比研究可以发现，文化转向在翻译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翻译研究文化派的观点对以前的翻译理论具有一定的颠覆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翻译学者们都采取了语言学的研究途径，这类学者以雅克布逊（Jacobson）、卡特福德（Catford）和奈达（Nida）等为代表。他们以语言学的理论为背景，以源语文本为中心，认为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试图追求译文在语法、语义、读者感受等方面与原文的等值。而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研究模式。他们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以及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篇章而是文化。文化转向潮流起源于西方学术界，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翻译研究也自然加入了这股文化转向大潮，但同时关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问题与争论也一直存在。研究文化转向的概念由来及其影响，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一概念，以及更好地利用这种研究模式给翻译理论提供新的研究空间。

2 . 文化转向的产生与发展

奥地利翻译理论家斯奈尔・霍恩比（Snell Hornby）首次提出“文化转向”这一命题。1989年在英国沃瑞克大学召开的国际翻译研讨会是翻译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标志。1990年，巴斯奈特（Bassnett）和勒弗维尔（Lefevere）合编的《翻译、历史和文化》一书，开始强调翻译与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该书的发表进一步推动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此后，翻译学者进一步深入挖掘。从宏观角度出发，以政治、文学、历史等多角度为切入点，将翻译研究重点从原作转向译作，从源语文化转向译作文化，将翻译与各种文化因素结合起来，形成各式各样的理论。勒弗维尔将翻译与权力联系起来，在其代表作《翻译、改写与文学名声的操控》中引入了“改写”这个概念。他认为翻译是一种重要的改写形式，其目的是适应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与诗学规范，因此必定受到当权者、赞助人或译者意识形态的支配，是一种操纵行为。加拿大女权主义翻译理论代表人物之一的谢莉・西蒙（Sherry Simon）将翻译与性别联系起来，从性别研究的角度探讨翻译问题。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家例如印度裔美国学者斯皮瓦克（Spivak）以及另一位印度学者尼兰贾娜（Niranjana）将翻译与政治相结合，关注翻译在殖民过程中发生的巨大作用，研究翻译学者如何利用英译作品将他们意识形态上的价值观念强加于被殖民者身上。

当然，文化转向的发展远不止以上提到的这些，但无论这些翻译学者的侧重点如何，他们都从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层面对翻译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探究，体现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趋势。

3 . 文化转向产生的原因

通过研究文化转向产生的历史背景可以发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语言学的研究模式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加之受到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的深刻影响，翻译研究在自身发展中不断从其他学科汲取养分，促成了文化转向的发生。

传统的语言学派翻译理论把文本视为封闭的结构，认为译者的工作仅仅是把凝结在原文中的意义搬到另一种语言中，始终处于原作者的阴影里，毫无创造性可言，排除了翻译活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忽视意义产生、解读和接受的历史性。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间的交流日益增多。翻译作为交流的一种手段，其重要性日益突出，传统的语言学研究模式认为翻译是语言换码的观点已不能满足各国间跨文化交际的需要。正在此时，西方文艺界出现了结构主义，这一思潮从上世纪80年代起对西方翻译理论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并对传统的翻译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解构主义提倡一种反传统的思潮，由于解构主义思潮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解构，人们在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中把重点从文本本身转向关注文本的背后和潜层。此后，后殖民主义与文化研究对于文化转向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后殖民主义研究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研究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问题，揭示翻译活动如何将宗主国的意识形态灌输给第三世界。这让人们意识到翻译活动与意识形态间的关系，从而引导翻译研究拓展至翻译活动所蕴含的文化、权力关系。文化研究是近一二十年以来在英美批评界日益盛行的一股思潮，文化研究着眼于人类与社会结构间的互动关系，引导翻译研究挖掘翻译背后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关注翻译活动所处的历史条件，将翻译置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研究。

4 . 文化转向的影响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受到很多学者的高度评价。翻译的文化转向不仅使翻译研究扩大了研究领域，也丰富了其研究模式。翻译研究从一开始拘泥于文本结构的研究，发展到文化转向对于翻译过程和翻译功能的关注，涉及的学科也从一开始的语言学、文学发展到现在的人类学、文化学和哲学。文化转向使过程不单纯是语言层次上的解码和编码过程，而是涉及源语与译入语两种文化以及译入语文化语境中诸多因素的一个复杂的交往行为。文化研究模式增加了翻译的研究维度，是语言学研究模式的补充。

文化转向为翻译提供了新的研究空间，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强调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可能会导致一种倾向，就是模糊了对翻译本体的研究，过分强调文化导致翻译研究成为其他学科的附庸并最终散失其学科的独立性。翻译固然在跨文化语境中进行，但文化的影响无法取代语言本身在翻译研究中的文本中心地位。

5 . 文化转向的启示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已经成为国际译学界近20年来的一个显著趋势，中国也不例外，但问题与争论也同样存在。一些人拒绝接受甚至反对这种研究模式，他们认为传统的语言学式的研究中同样讨论文化的传达问题，而文化转向不过是一个标新立异的提法。如果认真研究传统翻译理论，不难发现传统的翻译理论家们如卡特福德，纽马克和奈达等无不谈论翻译中的文化传达问题，但他们尤其是奈达，关注的焦点是不同的语言在词句上反映的文化差异如爱斯基摩人描绘“雪”的词汇。他们也谈论语境问题，这个语境是指文本内的语境，而文化转向中的“文化”并不是主要指体现在文本的语言结构中的静态的意象，而是指开展翻译活动和接受翻译作品的文化语境，而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实践活动，要揭示的不仅是语言符号所承载的静态文化信息，还要昭示翻译行为本身的目的和达成目的的手段。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语言学研究模式的不足，但并不是否定了语言学研究模式，二者是两种不同的翻译研究方法，前者是外在研究，后者是内在研究。语言学理论能够增加翻译研究的客观性和可信度，而文化研究能够揭示制约翻译活动的文化因素。文化转向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活力，亦有自身的局限和不足。在研究翻译理论的过程中，正确的做法是以语言学理论为手段，通过翻译等分析策略来理解翻译背后蕴含的文化实质，使得语言学和文化研究更好地为翻译研究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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