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税改革中的经济行为和政府决策分析

摘要 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必要条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何有效配置资源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和经济转型的重要议题。国外经验证明可以通过资源税杠杆有效调节代际内和代际间的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经济主体的行为和政府决策直接影响资源税改革的进程，本文构建世代交叠模型，通过资源税改革前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分析并比较经济系统中主体不同济行为变化，在此基础上以资本和劳动动态变化来探讨资源税改革后的经济稳定性，并通过存在风险和政府声誉约束条件下的政府效用函数，分析和研究资源税改革中影响政府决策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资源税改革会对生产、消费产生影响，使经济主体的行为发生相应变化，但适当的资源税政策将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同时改革成本、改革对产出的影响程度、政府风险态度和政府声誉等将影响政府决策行为，最后针对以上影响因素本文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关键词 资源税改革;代际公平;世代交叠模型;政府行为

中图分类号 F062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5-0010-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5.002

资源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也是经济发展重要的推动力。从1978-2009年，我国经济以平均每年9.76%的速度快速增长，但经济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牺牲为代价，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度大等问题十分突出。同时石油、矿产等重要资源短缺日益加剧，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能源缺口约为2.5亿t标准煤，到2050年约为4.6亿t标准煤，而我国的资源消费强度却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及世界平均水平，主要产品单位产量的能耗、水耗和矿产资源消耗，比发达国家高25%-90%，其中能耗比日本高10倍，比美国高5倍，比亚太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值高3.8倍，资源形势不容乐观。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资源对社会经济的制约效用越来越明显，这使政府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即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支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1 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

《辞海》将资源解释为：“资财的来源，一般指天然的财源。”资源性产品主要是指水、能源、矿产和土地等，其中能源包括电、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产品。本文所研究的资源特指物理意义上的经济资源，即自然资源。资源税指政府对应税自然资源开发、使用和补偿中征收的税种总称，资源税实质上是为了保护和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使用和消费，适当调节资源级差收入而征收的一种税。目前我国资源税征税对象为矿产品和盐，具体包括石油、煤炭、天然气、金属类矿产、非金属类矿产以及盐，征收范围过于狭窄，且标准较低，远不能达到调节资源消费、保护环境的目的。

196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Diamond提出世代交叠模型（Over 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OLG模型），用于解决代际间分配问题。OLG模型允许代价差异，但配置资源时必须保证代际间的公平，模型在收入约束下实现经济个体的跨期均衡，达到资源有效使用、公平配置的目标。［1］在1979年，Kemp和Long首次将自然资源引入在OLG模型中,通过跨期均衡分析资源的代际配置行为。［2］在1997年，Olson和Knapp则将OLG模型应用于不可再生资源的配置中，进一步扩大了OLG模型的应用范围。［3］在2006年，洪树林在OLG模型中考虑资本生产带来的环境外部性,指出政府征收的环境税以及消费税和一次性转移可以达到社会最优。［4］在2007年宋冬林等将资源税引入到改进的OLG模型，通过对家庭补贴方式，达到约束资源消费的目的。［5］

国内外研究成果为资源配置提供了有效借鉴，但研究者更多关注资源配置中的个体均衡，而忽略了资源配置中的政府行为。在政府行为研究中，Blanchard、Fisher和 Ono的研究给本文很好的借鉴，1989年，Blanchard 和 Fisher认为政府采用社会贴现率来实现不同代际间的资源公平配置；［6］1996年，Ono认为，政府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应对称的对待每一代，实现不同代际间的公平； ［7］ 国内学者宋敏等2009年将OLG模型应用于沿海港口岸线资源代际配置管理，分析政府的决策行为和决策类型。［8］本文将资源税改革以及政府补贴等相关因素引入经济行为分析中，通过OLG模型分析生产者、消费者的跨期均衡行为，探索资源税改革后的经济增长稳定性，在此基础上研究影响政府行为的关键因素，并提出相关对策。

2 资源代际配置的世代交叠模型

2.1 基本假设

（1）模型为两阶段OLG模型，由消费者、生产者和最优规模的政府构成，其中消费者和生产者均服从于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2）消费者在第一阶段，通过提供劳动获取收入，消费预算资金来源于收入，预算资金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消费资金贴现之和；在第一阶段，获取的收入部分用于消费，剩余部分用于储蓄，在第二阶段，消费者来源于第一阶段的预算资金的储蓄和储蓄利息。

（3）市场为完全竞争类型，生产者在政府管制政策下进行生产，且生产函数服从Cobb-Douglas函数，生产者主要受到内部生产要素和政府管制政策的约束。

（4）政府通过资源管制政策来实现资源的代际配置，目标在于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同时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协调资源、经济和环境系统发展。

2.2 效用函数和约束方程定义

2.2.1 引入资源税改革因素的消费者效用函数

资源税改革时，政府向减少资源消费的行为提供补贴，以影响消费行为。在分散决策情况下，消费者效用和消费外部性相结合产生消费者总效用。由于消费通常是在一定预算范围内变动，为简化分析过程，本文假设消费预算在一定期间内是固定不变的。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阶段资源消费数量，并通过对两阶段效用比较判断消费时机和强度。

由于消费总效用受两阶段消费效用和约束条件的综合影响，可以得到以下方程。

（1）消费者总效用方程。消费者效用Us(s,p)为两阶段效用贴现之和，总效用方程为：Us=Us1(s1t,p1t)+11+δUs2(s2t,p2t,b) ，其中，Us1(s1t,q1t)为第一阶段消费效用，S1t、p1t表示第一阶段资源消费量和消费的外部性；Us2(s2t,p2t,b)为第二阶段消费效用， S2t、p2t表示第二阶段资源消费量和消费产生的外部性，b为在第二阶段因减少资源消费而获得的政府补贴； δ为贴现系数，且δ＞0。

消费者在第一阶段中提供无弹性的劳动，获得收入，同时将一部分收入用于消费，并将剩下收入储存用于第二阶段消费。假设人口以速率n增长，则有Lt=L0(1+n)′，其中Lt,L0分别为期末和期初的人口数量，n为人口增长速率，t为时间。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消费和资本存量也会以相应速率n增长。

（2）主要约束条件。消费者行为要受到资金预算、消费的外部性等条件约束，其主要约束方程分别为以下方程：S=s1t+11+is2t；E=η(S-b) ；其中S为消费者总预算，s1t,s2t为第一、二阶段的消费，i同期的银行利率，E为环境质量， η为消费者对环境系统的损耗系数，b为因减少资源消费政府给予的补贴。

2.2.2 引入资源税改革因素的生产者效用函数

假设在市场中存在同质的生产者，生产者通过人力资本和资金投入进行生产，其效用为销售后所产生净收益。资源税改革后，资源税负和生产要素配置情况将成为影响生产者的重要因素。

（1）生产效用函数。在生产者均衡时，资源生产者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总收益为零。假设不存在其他相关税收，生产总产量为总收益（即资源的价格为1单位），政府通过资源税调节生产，则生产者效用函数为：UF=Y-w-rK-T，其中， UF为生产者效用，Y为生产函数，w为劳动要素的成本，K为资本总量，r为资本价格，T为资源税。

（2）生产的约束条件。本文选择Cobb-Douglas函数作为生产函数，具体方程为：Y=F(L,K)=ALσK1-σ，其中Y为总产出，A为技术水平系数，L为人力资本投入，K为资金投入，σ为人力资本弹性系数，1-σ为资金弹性系数，且 σ∈(0,1) 。

2.2.3 政府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

在政府效用界定时，本文采用生命周期假说，假设政府是有限期限的个体，政府任期是有限的，政府通过资源税政策来约束资源生产和消费行为。政府可能选择在本届任期内进行资源税改革，也可能选择在以后任期内进行相关改革，则可以得到政府的效用方程为：Ug=πUg(C)+(1-π)∑nr=2Ugr(Cr)，式中，Ug(C)为政府效用，π为改革概率，Ug为资源税改革的政府效用，Ugr(Cr)为不进行资源税改革的政府效用；同时政府决策行为也要受政府声誉、改革给政府带来风险等因素制约和影响，则可以得到政府效用函数和主要约束条件。

（1）政府总效用函数。根据政府任期，以资源税改革进程为主导，可以有两种选择。

选择一：政府本届任期内不进行资源税改革，而在以后任期内进行改革

在这种情况下，在本届任期内期不进行资源税改革，而在以后任期进行资源税改革。令政府资源税改革的直接成本为C1，可得以下方程：C1=T1+d1，其中T1表示该阶段未进行资源税改革而给政府造成的税收损失，d1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未及时进行资源税改革而造成的资源浪费，及其由此形成负面声誉带来的潜在损失。

由于政府在以后任期内实施资源税改革，令在以后的任期内政府资源税改革的成本为Cr，可以得下面方程：Cr=αGr+dr+C1，其中α为资源税改革对总产出的影响系数，α∈(0,1)；Gr为资源税改革后的总产出，dr表示在以后任期资源税改革的代价。

在整个任期内政府的政策总效用为：

Ug=Ug1(C1)+δUgr(Cr)=Ug1(T1+d1)+δUgr(αGr+dr+C1）

选择二：政府在本届任期内进行资源税改革

在该情况下，政府选择在本届任期内进行资源税改革，成本方程: C＝αG+d，其中C为成本，G为总产出，d为改革成本，则政府总效用方程为：Ug(C)=Ug(αG+d) 。

综合以上政府决策行为的两种情况，将资源税改革政府总效用方程转化为：

Ug=πUg+(1-π)δ∑nr=2Ugr

=πUg(αG+d)+(1-π)［Ug1(T1+d1)+

δUgr(αGr+dr+C1)］

（2）主要约束条件。与个体在消费决策时要考虑收入和消费情况类似，在进行资源税改革时，政府也要受各方面因素影响，主要包括政府财政风险和政府声誉等。政府决策行为的约束条件方程为：H=U(f,R)，其中H为政府行为约束函数，f为政府风险，R为政府声誉。在选择政府的风险类型时，本文采用常数绝对风险厌恶（CARA）函数，其方程为：Ug(c)=1-e-φC，其中，φ为绝对风险厌恶系数，φ>0，且U′>0,U″

3 模型的基本分析

3.1 资源税改革后消费者均衡分析

在消费效用函数分析的基础上，资源税改革后跨期消费方程为：

MaxUs(s,q)=Max{Us1(s1t,q1t)+11+δUs2(s2t,q2t,b)}

s.t.w=s1t+11+is2t

E=η(S-b)

根据上述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建立拉格朗日函数：

Us=Us1(s1t,q1t)+11+δUs2(s2t,q2t,b)-λ1t(s1t+11+is2t)-λ2tη(S-b)

分别对s1t和s2t求导，并令一阶导数为零，可以得到以下方程。

U′s2(s2t,q2t,b)=1+δ１+i(λ1t+λ2tη)

将方程整理得到消费者的最优化条件为：

U′s2(s2t,q2t,b) U′s1(s1,q1t) =1+δ１+i

根据消费者函数和约束条件，可以得到消费者跨期均衡曲线和均衡点。

在图1中，跨期均衡的条件为

U′s2U′s1=1+δ１+i ，根据均衡条件和效用方程可以得出跨期消费的均衡点位于(s′1,s′2)处。

图1 消费者跨期均衡

Fig.1 Intertemporal equilibrium of consumer

当δ变化时，即消费者的未来预期贴现率发生变化，效用曲线随着改变，在约束条件不变的情况下，δ变化使第二阶段资源消费效用发生变化（如图1所示）。当δ增加时，效用曲线下移，消费者对第二阶段资源消费的预期贴现值增加，均衡点由(s′1,s′2)右移到；反之，(s1,s2)均衡点由(s′1,s′2)左移到(s″1,s″2)处。

两阶段最优化消费情况下，主要影响消费的因素为δ和i，即对未来的预期和银行利率；而资源消耗时产生的外部性不会对消费者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

3.2 资源税改革后生产者均衡分析

在生产效用函数和约束方程分析的基础上，可以得到生产的利润最大化方程。

MaxUF=Max［Y(q)-w-f′(l,k)K-T］

s.t. Y=ALσK1-σ

建立函数： MaxUF=Max［ALσK1-σ-w-rK-T］

对方程中K求导并令其为零，可以得到：r=f′ｋ(l,k)，即r=(1-σ)ALσK-σ。

可以得到：UF=Y-w-f′ｋ(l,k)K-T=f(k)-w-f′ｋ(l,k)K-T；

由于在均衡状态时，生产者的总利润为零，令方程为零可以得到：

w=f(l,k)-f′ｋ(l,k)K-T

对于生产者而言，垄断竞争的均衡条件为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生产者的总利润为零；此时，生产要素边际产量等于成本，其中劳动要素的边际产量等于劳动者工资，资本要素边际产量等于利率，生产者处于均衡状态，而资源税则成为影响生产均衡的重要因素。

3.3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分析

资源税改革后，能否最低程度的减少资源税改革对社会的冲击，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是资源税改革的基本前提。索罗（Solow，1956）提出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的概念，他指出经济稳定的增长意味着人均产出增长具有稳定性，人均资本和资金的增长速度大致相同。［9］此时，经济中的各变量都能保持增长的稳定状态，均衡的稳定性提出，描述了系统内各变量保持均匀增长的状态，在本文中，均衡稳定性是指在该均衡状态点时，各变量的增长率为零，即各变量保持匀速状态。实施资源税改革后，单位消费占用的生产增长率不变，即人均指标稳定不变，系统达到稳定均衡状态。

对于产品市场而言，产品市场稳定均衡要求产品的需求等于供给，即达到产品市场出清的要求。此时存在 :

s1t+1(1+i)s2t=w+(1+r)K，即K=S(w,r)-f(l,k)+T；

方程左边为净消费，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消费者预算之和；方程右边为资源的净产出，通过劳动成本、资金成本等因素等表现。

两边同时除以Lt，可以得到以下方程k=S(w,r)-f(l,k)+T1+n ；

由于方程一阶导数为正，二阶导数为负，则资本曲线为递增凸曲线，资本变化如图2：

图3描述资本的三种运动轨迹，在k＝k2t=k1t时，为资本的稳定均衡状态，在曲线上，k0和k没有交点，即资本没有处于稳定状态，不存在均衡点；在曲线上，k1和k只有

一个交点，即资本存在唯一的均衡点k2；在曲线上， k2和k只有二个交点，即资本存在多个均衡点；当斜率属于（0,1）之间时，即0

图3 资本动态均衡

Fig.3 Dynamic equilibrium of capital

当人口增速、资本积累等变量发生变化时，稳态均衡点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当n逐渐降低时，资本路径会向上移动，使稳态均衡点上移，产生新的稳态均衡值。人口增速n降低带动资本-劳动比率增加，使生产函数中的资本要素比率增加，进而拉动资本曲线上升，最终稳态均衡值由原先的k上升至k位置。

资源税改革将使生产要素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化，人力资本比重上升，劳动价格相对下降，同时资本积累也相对下降。人力资本比重上升主要原因在于实施资源税将使人力资本投入产出弹性增加，使人力资本作用增加，但增加人力资本投入将会导致劳动价格的降低，同时资本积累也会相对下降。在生产和消费进行调整后，资源税改革仍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3.4 经济增长稳定时的政府行为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资源税可以有效调节资源生产和消费，并保持经济增长稳定，为更加有效分析资源税改革中的政府行为，本文将资源税冲击效果纳入到改革成本和政府财政风险范畴中，而将资源的负外部性纳入到政府声誉范畴中，基于此本文构建拉格朗日函数：

UG=πUg(αG+d)+(1-π)［Ug1(G1-d1)+δUgr(αGr+dr+C1)］+λU（f,R）

其中UG为存在财政风险和声誉下的政府效用，λ为拉格朗日因子。

对UG进行求导并令其为0，整理得到：

πU′g(αG+d)=-(1-π)［U′g1(G1-d1)+δU′gr(αGr+dr+C1)］-λU′（f,R）

当Ug=Ug1=δUgr时，政府改革前后的效用相等，政府决策行为处于跨期均衡稳态。整理后得到政府资源税改革决策的稳态均衡点k位置为：

U′g=πφe-φ(αG+d)+(1-π)［φe-φ(G1-d1)+δφe-φ(αGr+dr+C1)］λ

由于U′g

分别对资源税改革成本C、资源税改革影响系数α、与政府风险厌恶系φ和政府改革潜在损失d求导并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资源税改革成本越大，对政府决策行为的影响程度越大。由于UgC=(1-π)δUgr>0，可以得到资源税改革成本与政府决策行为呈正向关系，即资源税改革的成本越大，政府的决策行为越谨慎，在政府声誉和财政风险特定情况下，资源税改革成本将是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由于资源税改革成本通常随时间增加为逐步增大，政府往往会尽可能在任期早期进行资源税改革。

（2）资源税对总产出的影响系数越大，则对政府决策行为的影响越大。因为Ugα=πUgG+(1-π)δUgrGr>0，可以得到资源税改革影响系数α与政府效用呈正向关系。资源税对总产出影响系数α越大，对总产出的影响程度就越大，导致政府改革成本加大，增强政府决策行为的约束，使政府在决策时更加谨慎，选择适当的时机实施资源税改革，以减少改革对社会经济的冲击。

（3）政府对待风险的态度影响资源税改革时机选择。因为Ugφ=-φeφc

（4）负面声誉使改革成本增加将加快资源税改革进程。因为Ugd=πUg+(1-π)(δUgr-Ug1)，在均衡状态时Ug1=δUgr，故

Ugd=πUg>0，可以得到由于资源税改革拖延造成的资源负外部性增加，从而对政府声誉造成负面影响，迫使政府加快改革来减少负面声誉影响。资源税改革前，政府未能有效对资源消耗的政策约束，使资源消耗的外部性作用逐步显现并扩大，使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资源供给不足等矛盾日益突出，对政府声誉产生负面影响。

4 政策建议

资源税改革使资源生产和消费约束情况有所改善，政府通过资源合理配置可以弥补资源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市场失灵而形成的外部性问题，通过补贴可以使消费者主动减少资源消费，而资源税负可以调节生产，这两方面共同作用从而减少资源约束，改善资源环境；但同时资源税改革又涉及到政府财政风险、声誉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问题，这使得政府在资源税改革时存在很多制约和影响因素。针对存在的影响因素，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加快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减少改革成本。

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加快经济转型力度，进一步减少经济对资源投入的依赖度，促进经济集约化发展，逐步改变我国长期以来依靠大量资源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减少了资源税改革对社会经济的冲击，降低资源税改革的财政风险，使资源税改革成本进一步降低，以有利于加快政府决策和改革步伐。

（2）确定政府合理风险容忍度范围。

政府对风险态度直接影响着政府决策行为。政府对风险态度是政府根据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和自身情况等共同决定，合理确定政府风险类型关键在于确定合理的政府开征资源税风险容忍度范围。从资源代际公平角度看，实施资源税可以改变传统唯经济增长的经济效益观，从而树立以经济、资源和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社会整体效益观。从长远看，政府的风险类型是影响资源税改革最重要的因素。

（3）建立和完善政府声誉考量机制。

政府声誉是政府主动进行改革的内在动力，建立和完善政府声誉考量机制，可以有效避免政府的短期行为，为后届政府以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宽广的发展空间。本文建议将资源有效和公平配置作为政府声誉考量机制组成部分，这将使政府决策时充分考虑资源透支、环境污染等问题对政府声誉的损害，从而促使政府加强对资源消费的约束力度，推动资源税改革的进程。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Diamond.National Debt in a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5,55:1126-1150.

［2］Kemp C,Long N V.The Under-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A Model with Overlapping Generations［J］.Economic Record,1979,55:214-221.

［3］Olson,Knapp.Exhaustible Resource Allocation in an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Economy ［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7,32 (3): 277-292.

［4］洪树林, 邵宜航.世代交叠模型中的环境政策分析［J］.南方经济,2006，(4):24-31.［Hong Shulin, Shao Yihang.Environmental Policy Analysis in an Overlapping-generations Model［J］.South China Journal of Economy,2006, (4): 24-31.］

［5］宋冬林,赵新宇. 引入资源税的世代交叠模型及其改进［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3（2）：86-93.［ Song Donglin, Zhao Xinyu. An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with the Resources Tax and Its Improved Model［J］. 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07,3（2）：86-93.］

［6］Blanchard,Fisher. Lectures on Macroeconmic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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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Solow R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Quarterly Joumal of Economics［J］. Economic Record,1956,(70):432-449.

Government’s Decision and Economic Behaviors in Resource Tax Reform

XU Xiaoliang

(Business School,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8, China)

Abstract Resources are the basis of human society，and also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iy, resources have become a “bottleneck”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 to allocate resources effectively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es have shown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use the tax tool to allocate resources between generations effectively. In the paper, the authos use an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to analyze the process of change in economic agents’ behaviors through the utility function of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and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stability ofeconomic growth through the dynamic equilibrium of capital and labor after the reform of resource tax.The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government’s behavior and the main factors in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process with the constraints of reputation, risk and the utility function of the government. The study shows that resource tax reform will affect the behaviors ofproducer and consumers, but a suitable policy will make economic growth stable; meanwhile the cost of reform, impact on output of the reform, the government attitude towards risk and government’s reputation will affect the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Some suggestions are given at the end.

Key words resource tax reform; fair between generations; OLG Model ; government’s behavior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