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的冷酷书写

作为70年代作家的中坚力量，盛可以成长于先锋文学的旺盛阶段，理所当然地深受先锋文学的影响，如其早年作品《中间手》《鱼刺》，用典型的先锋叙事手法表现人与社会、人与生活的关系。而后盛可以慢慢从先锋文学中走出来，转而进行女性主义小说创作，也是其创作最丰富的时期，代表作《北妹》《水乳》《道德颂》等获得广泛的社会关注。可以说，盛可以以其低调创作的不懈努力，已经获得了一些成就，同时也在读者心目中打下了女性主义小说作家的烙印。但近几年的小说创作尤其是《死亡赋格》和《野蛮生长》这两部长篇的面世，似乎让人察觉到盛可以想要跳脱女性主义叙事的框架，不局限于个体经验、底层和婚恋层面的表达，试图以更广阔的视野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而不仅仅是表现女性的生存困境、情感焦虑。从先锋到女性主义再到贴近社会的写实小说，这是作家小说创作的成长之路，也是其小说创作的自我突破。本文将分析盛可以2015年新作《野蛮生长》对乡村社会的冷酷书写。

一、冷酷的乡村现实

在一个家族故事的背景下，《野蛮生长》呈现出李氏家族的悲剧。新闻事件的集中使用，乍看容易有“妖魔化”乡村的嫌疑，然而盛可以通过留在乡村、走出乡村抑或最终回到乡村的人物活动，将所有社会事件结合人物有理有序地安排下来，以此透析整个乡村社会的冷酷现实。

留在农村的李辛亥、李甲戌在自然时间里老去，他们奄奄一息地活着，没有生活寄托。人们认为要去城镇谋取更好的生活，为子女争取更好的教育环境，于是肖水芹利用自己的特长在城镇开了一个裁缝店。她只挣不花，钱从她的缝纫机里踩出来，李顺秋挣的钱也会立刻像泥鳅一样地蹦到肖水芹手里，她一心要为女儿出国留学赚足钱。而女儿李线线在她“栽赃”的梦想下压抑地活着，最终李线线把肖水芹给男人吹箫的照片拿给她看，崩溃出逃，直到故事结局，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一路上，李线线在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中茁壮成长，她的茁壮是虚张声势，在城里人对乡里人的排挤和母亲虚荣的梦想“栽赃”下，崩溃是她唯一的选择。刘一花在广州夜总会工作，因六子被收容所的人无端打死后认识了帮助查明六子死因的胡礼来，却不知他精神有病，刘一花与他分手不得而遭受杀害。刘一花是作家花重笔塑造的人物，她没有多少文化，却向往大城市，“我喜欢大城市，我喜欢一下子被它淹没，然后拼命地游出水面来呼吸”，她活得自在、顽强、洒脱，在李小寒认为她应该换份工作时，她认为自己是在清清白白地工作，她和李小寒的区别只是一个读过大学一个没有。事实上，刘一花是有追求的，她说以后要自己开公司，但是生活给了她很多委屈与无奈，她心底一定是意识到在社会上生存学历、地位的重要，因此她是唯一一个真心关心刘一草的人，鼓励她好好学习，给她写信、寄学习资料。而刘一草却在高考后被跳楼自杀。姐妹俩一个被杀，一个自杀，“一棵植物，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成长”，这就是她们成长的方式，生活根本没有给她们生长的缝隙。

小说中的人物该死的都死了，李夏至、刘一花、刘一草、肖水芹、刘芝麻，这些来自乡村的小人物们都在这个社会中被无情毁灭，李辛亥也最终百年长眠了。没死的李甲戌父母在时间中自然老去，李春天神志不清像一只孤魂野鬼，回到出生地的李顺秋厌恶这个村庄的一切，他的生活早在被“严打”入狱的时候就毁灭了。剩下代表着奋斗、理想的“我”李小寒所在报社被一锅端，她离开广州，到北京接手管理移民加拿大的朋友留下的醒客书苑。

“严打”运动、文学政治事件、计划生育、非典、收容制度废除、、肢解事件等等，正是通过构建一个家族叙事结构，让这些事件具有内在联系地安排在人物身上，使得整个故事合情合理毫不生硬。李顺秋遭“严打”判刑八年和李夏至因政治事件死亡，促使“我”成为一名记者，进入大城市对社会不公进行斗争，才让其他几个人物的悲剧命运得以展开。在这整个故事中，人物在乡村和城市间游走，然而可以看到，无论是留守农村还是进入小城镇或是进入大城市或是最后回到生长地，每一个人物都不可避免地遭到残酷命运的侵袭。

《野蛮生长》不是女性小说，也绝不仅仅只是家族小说，它是一部站在宏阔视野上反映社会现实尤其是乡村现实的现实主义小说。作品虽然围绕李氏家族的故事展开，但其关注点并不是在他们内部的矛盾纠葛上，而是在他们与这个现实社会的互动层面。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造成人际关系、心理性格的差异化，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的命运。而无论是哪种人，都必须在这个社会中艰难、坚硬地活着，正如书名“野蛮生长”，“生长”与生存、活着的意味相关，暗示着人物与这个现实大背景的联系。这是一部关于活着的历史，在社会发生巨大变革、人们生活似乎变得越来越好的状貌下，将农村人置于城市现代化进程这个背景中，城市与农村的冲突、农村人所遭受的生存困境溢于笔下。

二、冷静的讲述方式

《野蛮生长》以一家祖孙四代人物姓名交替反复出现的方式作为每一章节的命名，既像是一个家族大叙事，又像是一个个小人物的传记。从中既可以看出盛可以的创作野心，又能感受到她对这些小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怀。小说以第一代人物李辛亥开始展开，也以他的死亡为结束。第二代人物李甲戌有四个子女，分别是李春天、李顺秋、李夏至和李小寒，李顺秋娶妻名肖水芹，李春天嫁给刘芝麻，并育有两女刘一花和刘一草，这祖孙四代共十个人物构成整部小说的核心脉络。从人物命名来看，盛可以似乎是要谱写一个家族的兴衰和时代命运，这些人物的名字，蕴含着政治时间、自然时间以及空间的混合杂糅，第一代和第二代人物李辛亥、李甲戌以年号命名，李辛亥从出生到死亡整整一百年，作为这个家族的见证者，他在一百年的时间里“由盛而衰”，逐渐被忽略了的他旁观着家族的变化，既漠不关心，又无能为力。第二代人物李甲戌是李辛亥那个时代的延续，他厌恶李辛亥的言行，却又将自己的老婆和儿女当成子民，暴力而专制地对待他们。等到儿女渐渐长大，李甲戌就如同李辛亥一样苟延残喘，他们的时代已经奄奄一息，而李氏第三代的四兄妹在反抗与挣扎中依然摆脱不了时代的命运。作者用春夏秋冬给他们取名，让他们摆脱时代的桎梏，在一年四季的自然时空下成长；肖水芹、刘芝麻以及第四代的刘一花、刘一草更是取名于大自然中微小却又坚韧的作物，人在大自然中像野草野花一样野蛮生长。盛可以赋予人物姓名以深刻的内涵，却在全篇的讲述中不提及一个字，她只是冷静客观地讲述着这些人物的故事，不予以评判。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但又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第一人称。以“我”（李小寒）的视角展开的叙事，全篇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看，前一部分是李辛亥、李甲戌以及“我”的姐姐哥哥们的成长经历，这个时候的第一人称“我”有点莫言《红高粱》中的“我”讲述爷爷奶奶小时候的故事的意味。这种第一人称却又杂糅全知视角的叙述方式使得作品展现出来的整体风貌是冷眼中带点戏谑，诙谐又不失严肃。在叙述过程中，密集的“我爷爷”“我爹”“我妈”“我姐”等叙述称呼使得“我”与故事产生疏离感，这是他们的故事，和“我”无关，而我又仿佛亲历过他们的故事一般。试看下面这一段：

我爷爷和我爹结过梁子，不知什么情境下，他弄了我爹的第一个老婆。我爹认为我爷爷可以随便去搞别人的老婆，但不该搞他的，这是家风问题。我爹把他的第一个老婆轰走了，那女的没路可走，只好变成尸体漂在河里，别人捞起来送给我爹，我爹在荒地里挖个坑把她埋了。

“我爷爷”和“我爹”的这件事情发生在“我”出生之前，而“我”却在一边旁观着，“我”不会对他们的事情作出任何评价，但在“我”的叙述声音中已经隐含了“我”对他们的情感态度，或讽刺、或戏谑。作者通过对叙述声音的控制使激情得以冷静的言说，这是盛可以小说叙述的显著特点。

后半部分，也就是“我”长大后，“我”开始参与到故事的现在进行时中来，这时候的“我”不再只是一个旁观或追忆家族其他人故事的角色，“我”自身也开始展开故事线索，同时也参与到其他人物的故事中。但是在讲述中，对于“我”自己的故事， “我”有着细腻的心理体验和感情表露，而当“我”讲述其他人物的故事时，“我”又仅仅只是一个冷静客观的讲述者，带有情感的“我”被隐藏，转而更像是第三人称的叙事，偶尔的出现也只是旁观者的冷言冷语。

盛可以通过解构式的叙述，杂糅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叙事功能，冷静又完整清晰地再现了李氏家族人物图谱。

在整个乡村大家族的背景下，全文分出三条叙事线索。第一条线索是一直留守生活在农村的李辛亥、李甲戌及其妻子，第二条线索是离家进城谋生存的肖水芹夫妇以及最终抛下丈夫进城的李春天，第三条线索是进入大城市广州的“我”李小寒和刘一花。三条线索并不是并列单独行进，而是互有穿插和关联。作家通过这三条叙事线索串联起整个大家族的故事，形成一个枝繁叶茂的网状叙事结构。在这个结构下的人物，在农村的李辛亥自然死亡，李甲戌夫妇自然老去；而无论是在小城镇还是大城市生活的这些人物，都无一例外地经受残酷命运的打击，他们或死去，或生不如死。盛可以没有在小说中激情澎湃地揭示出乡村和城市的冲突以及在这种冲突下人物的悲惨命运，她只是冷静客观地向读者展现，而读者却能在她冷静的讲述中深刻体会到中国新时期以来城市发展的进程中城乡的冲突以及变化中的乡村实情，作家讲述的冷静使得背后突显出的问题更加严肃。

三、冷冽的语言风格

1.尖锐的冒犯之美

盛可以小说语言以凌厉、凶猛为特色，自称受余华、朱文影响很大。哪怕是在女性主义小说的写作中，盛可以也刻意跳出女性化语言，以男性的语气叙事，将个人气质与理智相结合，她对语言一如既往的控制似乎是保留了先锋文学的部分残留，将先锋与写实结合起来，在女性作家中形成自己的特色。

《野蛮生长》中，盛可以总是用一种习以为常的语气无情地描写人与人之间尤其是亲人、爱人之间的冷漠，如“我说过我爹会算账，他算出截掉一条腿的成本，远不如一个残废所带来的负担要重，所以一咬牙借凑了钱送大哥去长沙医院”，再如写大哥李顺秋，“他只知道自己属于土地，城市是另一座监狱，老婆和孩子关在里面，他不得不去看他们”，又如写李春天面对丈夫刘芝麻第二天将要被执行死刑时的反应，“我姐隔着玻璃干坐着，听刘芝麻哭。想到这个人明天就变成一把灰，心里有点惶恐，毕竟一起睡了二十年。很多夫妻都是这样，对方本不是自己的人，睡得多了，就成了自己的人”，在这样的语言中，作家没有任何忸怩作态，非常直接又尖利地道出她所体察到的人情世态，残酷而真实。

小说中对八十年代那起文学政治事件的隐晦书写通过盛可以冷酷而猛烈的语言得以扩张。在“我”看完唐林鹿放给我看的CD后，盛可以开始了她的语言攻击。“暴雨开始砸窗，砰砰砰砰，子弹一样果断密集，玻璃上留下伤口板的污渍”，“我看着瀑布似的血水顺着玻璃冲下去”，对于敏感政治事件，作家不能过多书写，于是盛可以通过写暴雨让人仿佛看到子弹、看到伤口、看到血水、看到无数个像“我”的哥哥李夏至那样的青年倒下。

在盛可以的笔下，主流伦理道德往往被逾越，在这种张力的渗透下，她的语言彰显出一种冒犯之美。《野蛮生长》中肖水芹在身心都遭遇到巨大摧残和打击的绝望之境下，意外发现生财之道。“身体不行，就用嘴和手，那样不算买卖，她只是付出劳动，正如裁衣、种田一样，劳有所得，跟道德无关”，肖水芹总是对自己的手洗洗刷刷然后不断刷牙，因为她“脑海里不断浮现那些从裤裆里蹦出来的野兔子，它们竖起耳朵，猥琐丑陋，臊味扑鼻”，肖水芹对那些找自己“吹箫”的男人感到恶心，但她又必须在自己身体受绒毛膜癌摧残而没多少生命时间的状况下，竭尽可能的为女儿李线线多攒一点寄托和承载自己梦想的出国留学基金，于是她在被把自己搞怀孕的男人的语言侮辱后顺势做起了买卖。把复杂的感情变成交易，作家没有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人物进行批判，仿佛在命运的一步步推动下，她这么做合情合理。

2.比喻的智力和审美愉悦

盛可以及其擅长运用比喻，她说：“用形象的隐喻使人想象陌生事物或某种感情，甚至味觉、嗅觉、触觉等真实的基本感觉来唤起对事物的另一种想象，既有强烈的智力，也有独特新奇的审美愉悦。”

在《野蛮生长》中，比喻随处可见，一方面她非常多的将人比喻成物，尤其是动物，隐含着对人物的讽刺。例如把“我爷爷”吃东西的样子比喻成寂寞反刍的牛，将他敷疮化脓的状态比喻成孵小鸡而且还生出一碗脓疮汁；把“我爹”威严地位大势已去后的样子比喻成“像件烂蓑衣挂在墙上，一把生锈的农具堆在仓库里，再也派不上用场”；把“我姐姐”的嘴比喻成鸡屁股嘴，说她“干起活儿来像补足了饲料的牲口”；把“我哥”从劳改场出来后怕见人的样子比喻成幽灵、警觉的兔子等。每一个人物被作家运用了比喻将之比喻成动物后，非常形象地表现了人物的典型特点，使得人物的行为充满画面感，同时暗含有或讽刺或同情的感彩。通过比喻的恰当运用，作家巧妙地将自己对所塑造人物的透彻理解融入其中。

另一方面盛可以在这部小说中安排了很多新奇而富有审美愉悦的比喻，突出人物性格以及细腻地表现人物心理。拥有随性洒脱之性情的刘一花在六子死了之后被“我”问及为什么没跟六子睡过的时候，还是处女之身的她认为睡觉最容易，“睡了就没了，就像糖果，吃了就只剩张纸”，把睡觉比喻成糖果，这一俏皮的比喻展现了像野植物一样生长的刘一花虽然在广州夜总会工作，但她活得洒脱，活得可爱，而且她有深度，并不是一个庸俗的陪酒女人。而小说中“我”对已婚男人喻书中爱而不能言、言而不能得的心理体验也通过比喻进行了细致精巧的刻画：“当年唐林鹿一个眼神击穿了我的少女之心，初恋情感像隐疾一样在体内深藏，现在心里有条活鱼，总想蹦出去，不断地撞击着束缚物。”在这里，作家通过比喻和通感，用触觉将自己这份想要安放却又不能安放的感情体验调动起来，用活鱼的跳跃和蹦Q隐喻自己想要挣脱束缚的心理。接着作家写道：“人们说感情像弹簧，压得越紧反弹越大，夜里头我曾掂了掂，感觉弹簧在耸动，有种小幅度的晕眩。夜晚因此时而美好，时而湿润，月亮像一滴水，蒙着雾气，我想写首诗献给什么人，不过冲动像寒战，哆嗦一下就过去了。”感情像弹簧、月亮像一滴水、冲动像寒战，又是一系列的比喻表现出沉浸在自己的爱情中的李小寒美好又心酸的微妙心理，然而最终，像一滴水蒙着雾气的月亮，再怎么诗情画意令人想要舒展情怀，在作家盛可以冷酷的笔锋下，还是哆嗦一下就过去了。现实没有那么多美妙的幻境，在生活的重压下，谁也不能真的获得什么爱情。

结语

盛可以通过冷静的讲述方式、冷冽的语言风格，对乡村社会的现实进行冷酷书写。《野蛮生长》这部新作，是盛可以继长篇小说《死亡赋格》把笔触伸向文学与政治之关系层面探讨之后，将眼光瞄准在整个乡村社会的一部长篇力作，用她一如既往冷冽凶猛的笔法书写乡村人的生存困境，透析乡村社会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的残酷命运。诚然，盛可以从先锋文学走出后所进行的女性主义主题的小说创作已经在写作手法和表达深度上有了一定的成就，而今她跳出女性主义的视角，观照整个社会现实，书写与人命运紧密相关的现实问题，其创作之突破体现出来的对文学丰富性精神的追求值得予以肯定。

当然，《野蛮生长》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或者是出于想要重新书写过去所写过的素材，又或者是题材选择的有限，作家在这部小说中有很多人物性格的相似塑造以及情节的重复。刘一花与《北妹》中钱小红的性格以及工作遭遇简直如出一辙，在收容所事件的处理上，她们同样都遇到一个帮助自己的人并与之发生情感纠葛；李辛亥与《乡村秀才》中的吴船山性格相似，情节上也都有一个私生女对自己颇为照顾从而作为一个神秘线索贯穿人物命运始终；李春天受父亲专制暴力的压抑夜里啃火柴并通过家人逃离父亲，与《尊严》中吴大年的行为一模一样；李顺秋与《余生》中的甘棠春一样，有一个美好的恋人，而遭“严打”成为了劳改犯，出狱后都伤了腿却不送医院却请江湖郎中因而耽误治疗，婚后不久都被查出有血吸虫病。过多的情节重复和相似人物的塑造，会让对作家作品熟悉的读者产生审美疲劳，也使作家创作的丰富性大打折扣。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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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曹淑贤：《盛可以访谈录》，《时代文学》，2013年11月上。

[2] 刘涛：《70后作家与先锋文学的六种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12月。

[3] 周婷：《锐利的“冒犯之美”――盛可以独特的语言艺术》，《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6月。

[4] 盛可以：《野蛮生长》，《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