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谈中国乡村发展道路

温铁军：“三农”问题要有“本土化”思路

“三农”问题其实也是世界普遍现象。我已经去过三四十个国家，不论是印度、孟加拉、泰国、菲律宾还是墨西哥、巴西等等，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具有普遍性的问题，都是从农业提取积累来完成工业化，也都会出现农村凋敝、小农破产等加剧社会分化现象。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必然出现两极分化，城乡差别会逐步拉大，社会动乱危机四伏。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较普遍的问题是在土地私有化条件下大地主、大农场主、大庄园主扩张土地追求农业规模收益，同时伴随着农村凋敝、小农破产。而中国则表现为工业化进程加快时，拉动了农村流动打工人口，却没有出现大型贫民窟。

我第一次去墨西哥看到的是百万人口规模的大型贫民窟，找了一辆出租车，司机不敢熄火，并嘱咐说，发现任何不对头，咱们就赶快逃。为什么害怕?这些地方根本没有所谓的法制、政府治理，警察、官员都不敢进去，是黄赌毒泛滥、黑社会控制的地方。

尽管我们已经有2亿多农村人口流动出来，到沿海和大城市去打工谋生，这已经超过整个墨西哥的人口。但中国却是唯一的虽有大规模人口流动，却没有出现大型贫民窟的国家。这种不幸之中的大幸，一方面是因为中央政府强调的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并没有简单地强调城市化；另一方面是农村土地仍然维持难以形成规模经济的均分制。

一些专家认为，只要加快城市化，农民的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他们到发展中国家考察一下，所谓的城市化，就可能明白，百万千万的农民是“城市化”了，但是大多数在贫民窟里。现在很多人主张土地私有化，一旦实现，就会导致农民大量破产涌入城市，就会出现大型贫民窟。

大凡是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城市化加快、农村贫困人口转移及其引发的问题。墨西哥总人口1.3亿，中国到2008年转移至沿海和城市的农业人口就已经有2亿了。我们转移出了比墨西哥全国人口数还多的人口，有过黑社会和社会混乱吗?至今还没有。为什么?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基本制度稳定，中央强调的是农村基本经济制度长期稳定不变。

所谓城市化，是一个根据西方发展经验提炼出来的经典概念，就是城市人口的比重增加，而到中国，就变成了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大家都希望把西方的现成概念搬过来就能用，但实际上，搬过来肯定不能用。

也不要轻易听信谁可以解决“三农”问题。专家开出药方很简单，只要加快城市化，只要土地私有化自由买卖，“三农”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专家们说“三农”问题是伪问题。可是有调查研究依据吗?有比较分析吗?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曾跟我说了一套完整的理论，这个理论是美国的，在美国也许都对，但是这个理论不是中国的。美国现在才达到3亿人口，国土面积跟中国差不多大，且没多少沙漠、高原、戈壁，大部分地区水草丰茂。中国有五千年农业文明，很多地方被开垦得寸草不生，1955年前是在四五亿人口这样一个基数上搞工业化，现在13.2亿人口中8亿劳动力需要就业。拿美国那个经验形成的理论来做中国的指导思想，行吗?

朱启臻：农村发展在于农业之外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农业都是一个不可能提供积累的行业，纵观其他国家，没有哪个是依靠农业得到快速发展的，即使是农业规模化经营也不可能提供积累。以美国为例，美国有很多大农场，有人误以为美国的农场主收入很高。事实上，有调查显示，近十年来，美国农场主的净收入都没有变化，如果没有国家补贴的话，美国农民的收入还达不到一般职员的户均收入。所以，认为一规模化经营就有收益的想法，完全是一厢情愿。

在我国，被广泛宣传的“明星村”其实并没有经营农业，大部分是在经营工业，通过非农产业的收入来补贴农业。但是，全国农村不可能都像他们一样，自己发展工业、补贴农业。大多数的农村还是要靠国家财力的大力支持，这一点，国家作为农业投资的主体责无旁贷。当然，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农村的衰败，但这是在国家加大政策扶持的基础上实现的，一味地让农氏自己解决农村问题是不现实的，只会使这些农村逐步衰败下去。这对农民来讲，也是一种戕害。

除此之外，另外一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农业产业链条延伸后的深加工，一定能够给农民带来收益。事实上，没有哪个农业加工产业能够带来非常多的收益。相反，农产品加工业还要受到很多条件的约束，也需要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

另外，农业吸纳劳动力总是有限的，应该允许城乡人才的双向流动。人口的流动是一个自然的事情，从目前来看，城市的建设肯定要比农村好，农村的年轻人很多都想着到城市去，这是不可能遏制的事情，在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的。日本北海道是个地多人少的地方，每一户都有几百亩地，日本政府给农民的补贴很高，收入比大学教授还高，即便如此，年轻人也不愿意从事农业，只有没什么办法的人才安心种地。在我国，这种情况也存在。

同样，非农民的城里人，如果想到农村去经营农业，政策上也应该允许。只有实现人口的充分流动，才能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现在的政策是“双重限制”，不仅农民进城受限，而且，城里人进村承包土地也受到限制。这种形势下，农村的衰败在短期内很难解决。事实上，如果农民想进城，而且在城里能找到工作，就不应该限制他们。

当然，有人担心大量的农民进城，城市会超速膨胀和扩张，带来一系列的城市病。这就涉及城市的规划问题了。显然，城市的规模化必须得适度，必须限制超大城市的规模。像北京、上海这样超大的城市，明显不适合工作和生活。针对这种状况，费孝通当年提倡加强小城镇建设的建议还是可行的。同时，还要把小城市发展成中等城市，把中等城市发展成大城市，各种形态的城市功能不能互相替代，应共同存在进而起到“分流”进城农民的作用。

贺雪峰：“民工潮”隐忧与“乡村秩序”建设

农民外出务工有两种不同的逻辑。一种外出务工，目的是为了提升村庄生活的质量，虽然农村劳动力外出了，但劳动力赚取的资源流入村座，村庄因此显得繁荣。另外一种外出务工的目的是积攒进城安居所需的费用，或者说是积攒逃离村庄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面，不仅劳动力流出村庄，而且各种资源持续流出农村，村庄因此变得萧条。

家庭生活的不完整构成了当前中国民工潮下面最大的隐痛和暗伤。因为丈夫长期在外务工，妻子不得不独自忍受家庭农业劳做的艰辛和乏味。外出务工的确是增加了小农家庭的收入，但是，小农家庭生活内容本身被掏空了。这样的家庭收入，乃至村庄中建起的高楼，又有什么意义?离土又离乡的民工潮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因此，在农民事实上不可能快速转移进入城市，农民收入不可能得到迅速提高的情况下，站在农民主体立场的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从而为农民的生活意义提供说法；是从社会和文化方面，为农民提供福利的增进；是要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不同于消费主义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要建设一种不用金钱作为生活价值主要衡量标准，却可以提高农民满意度的生活方式。

农村基层组织能力弱化，对乡村治理秩序造成了严重冲击。当前全国农村开展的乡村体制改革，其政策目标似乎不在强化农村基层组织的基础能力，并以此来塑造农村基层组织，而是要取消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诸如撤乡并镇、合村并组、精简机构、减少人员、取消村民小组长等改革，这样的改革可以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具体而言，要通过以农民为本位的新农村建设，重建乡村生活的价值与意义。首先站在农民主体的立场，因为当前农民的苦，不苦于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而苦于正在丧失生活的意义；不苦于现实的物质生活匮乏，而苦于未来生活预期的不确定；不苦于消费水平没有提高，而苦于人与人的信任正在减少；不苦于生产劳动强度太高，而苦于生活方式变化太快；不苦于经济收入没有增加，而苦于整体福利正在减少。总之，不是苦于纯粹物质的方面，而更苦于精神和社会的方面。当前的农民问题，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不纯粹是生产方式的问题，而更是生活方式的问题。

(摘自7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报》、6月27日《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