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变开放压力为改革动力

在中国加入WTO前景变得清晰之时，本刊记者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财经》： 此次朱总理访美，在促成中国加入WTO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有可能在近期达成协议。我们感到这几年国内对加入WTO谈得不多，这次我国决策层决心很大，而且为之作了重大让步。现在外国分析家普遍认为，中国选择在这个时机争取加入WTO是为了吸引外资、推动出口，请问你如何看待此一行动的意义？

吴敬琏：我觉得他们的看法多少有些误解。在我看来，争取恢复在GATT的缔约国地位和争取加入WTO，是我国政府的一贯立场。这种立场是由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决定的。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国内市场经济改革的政策延伸。中国改革走到今天，尽管经济面临需求不足的困难，增长放缓，中国还是愿意作出重大努力争取加入WTO，这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使中国能在这个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而且使中国按照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发展与世界各国更密切的贸易往来和其他经济联系。这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必然导致的战略选择。

《财经》： 我们在业界接触很多。可以看得出来，许多人对于中国较为迅速地开放门户，一方面有思想准备不足的，另一方面有公开反对的。可以说现在有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认为WTO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主导的，中国在谈判中让步过多，有损中国权益。就是主张改革的人，在种种传闻面前也显得有些嘴软。得承认中国争取入关不仅有谈判本身的困难，在国内也有观念上的、利益上的阻力。可否这样看？

吴敬琏：现在中方公布的材料不多，不足以对谈判中方作出的让步是否适当作出评论。不过既是谈判，双方都必定有得有失。中方在取得长远的好处的同时，也要作出一些让步。我只能从原则上说，既不能为了加入WTO而牺牲我国的根本利益，也不应死死把住国门拒绝作任何让步。

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个问题，我觉得症结可能在于正确处理开放和改革之间的关系。早在80年代中期，就出现了国内改革、特别是国营企业改革滞后，开放走到了改革前面的问题。当时在一些开放领域出现了诸多磨擦和冲突。仍然拘囚在旧体制中、效率没有得到提高的国有企业受到很大的冲击。这时候的正确对策应当是加快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但有些人却产生归罪于开放走得太快的情绪，要求放慢开放，甚至把已经打开的大门重新关闭。显然，后一种做法与改革的大方向背道而驰，而且因为企业愈是得到行政保护愈会变得缺乏竞争力，即使从维护民族利益的观点看，也是于事无补的。既然有了这种教训，所以我想，我们一方面在谈判中要坚持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为我国企业争取一个进行改革、使自己适应国际竞争的缓冲期，另一方面也要有变革的勇气和紧迫感，加快推进改革。

《财经》： 当然，中国入关从长期来看是好事，但从短期看可能要付出比较高的成本。比如华盛顿一家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最近做了分析，认为中国在将过去保护程度比较高的这部分工农产品市场开放以后，会增加1100万失业工人，而且会使相关领域的产出减少三分之一。经过一个时期的运转之后，资本和劳动力会更有效地配置，经济效益会有很大提高，超出早期损失部分。但在市场早期开放时，调整本身的成本已经预支了未来的这部分收益，所以还是相抵状态。今年中国经济似乎还是面对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入关，对增长会不会有比较大的冲击？

吴敬琏：因为现在还不能确定最后协议的内容，我无法判断近期内中国国内经济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受到冲击。但我总觉得国外的有些分析只估计了开放国内市场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加快改革的积极作用。这就提出了一个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改革努力来增加收益、减少损失的问题。只要改革，特别是国有经济改革的步子走得快一些，走得好一些，效果就更显著一些；在未来国内、国际一体化的竞争中，中国的企业界也更加主动一些。因此，我的主张是“加速改革，迎接入关”。

讲到国有企业改革，第一方面是布局调整。在“十五大”作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决策后，在“放小”方面做得比较好。在一些先进的地区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1997年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新增加就业353万人，1998年达到563万人。这方面的潜力还很大。我国的民间企业非常“皮实”，它们成本低、机制灵活，在国际市场上都能站住脚根，更何况在国内市场上占有地利、人和，更不会没有竞争力。

第二个方面，是国有大型企业按照《公司法》进行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这项改革的核心，是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制衡关系，即所谓公司治理结构，使所有者能够通过董事会对掌握着日常经营决策权的经理人员进行监督和激励。应当说，在这方面，直到现在还是说得多，切实的行动少。这样下去，国门一开，竞争强化，体质虚弱的国有企业就会纷纷败下阵来，造成严重后果。

《财经》： 这次开放可能在电信、银行、农业等几个领域步子比较大。它们都是我们过去保护程度比较高的部门。您认为现在的改革步伐应当怎么跟上？

吴敬琏：首先还是刚才讲的，要把现代企业制度的微观基础建设好。比如说银行，必须进行金融系统的整体改革，特别是要与产权改革结合起来，进行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制度创新。这样就可以在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过程中同时实现对金融机构的再注资。1993年就有国内外学者例如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钱颖一教授提出过银行在重组不良资产的同时进行股份化改制的意见。我从央行领导那里了解到，银行公司化和股权多元化现在已经没有政策上的障碍，主要是顾虑在国有银行存在大量呆帐的情况下，它们从国有独资变成法人实体以后，信誉度会不会下降。其实公司化的工作是可以和不良资产重组结合起来相辅相成地进行的，还可以有其他的安排来起辅助作用，比如像外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之类。因为靠政府信用来维持金融信用总不是长久之计。金融机构目前存在的信用问题正好说明积极推进金融机构的制度创新大有必要。这一步应当尽早走出去，不然将来外国银行进来了，我们的原有客户能不能保得住都成问题了。

至于电信业，目前改组的方案已经政府批准，已经进入执行的过程。现在的任务是加快实施步伐，以期尽快实现“政企分开、打破垄断、鼓励竞争”的目标。

农业方面的改革，看来重点十分明显，应当针对长期滞后的流通体制，同时完善适应于市场经济的农村支持政策。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我国农村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过多，农民人均占有资源(首先是土地资源)数量太少，因而农民收入水平低，农产品成本高，农业极易受到“谷贱伤农”之类的打击。因此，解决农民生活水平和农业竞争能力双低下的根本途径，在于使高达1亿到1.5亿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非农产业中获得就业机会。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总之，为了迎接进一步开放的挑战，改革的步伐必须要跟上。特别是在这些过去保护程度比较高的领域，关键在于下决心在改革方面迈出大的步子。这样，就可以把开放的压力变成改革的动力，实现改革与开放的良性互动，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