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森林中的闲云野鹤

书法家、收藏家、艺术鉴赏家、教育家、慈善家等多重身份加身，刘国柱却始终像闲云野鹤一般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悠游自如。在当今风云变幻的艺术品市场中，茹古斋以独到的经营方式立于不败之地，刘国柱更是被誉为中国书画市场运作第一人。

少年宫岁月

父亲是一名建筑总工程师，北京的许多大型建筑都由他亲自主持。童年，刘国柱总是拿起父亲制图用的钢板尺在纸上比画，画个红旗飘飘或者红宝书什么的，标准极了，大人看了都“吓一大跳”。老师的表扬和鼓励让他动力十足，画宣传板报、刻蜡板之类的活也被他一手包揽了。大队辅导员很喜欢这个充满灵性的孩子，便将他介绍到北京市少年宫的暑期美术班。

1968年，8岁的刘国柱正式踏入了艺术之门。这个瘦小的身影常常拿着两块钱的月票奔波于家和少年宫之间。由于表现出色，没多久，他转入长训班，视野越来越开阔，并打下了深厚的绘画基础。只要一有空，他便泡在画室，沉浸在线条和色彩的世界里。老师看他如此刻苦，特意给了他一把钥匙，以便他随时出入。

当时，刘国柱的作品经常发表在《北京青少年》杂志上，稿费源源不断地寄回家里，三块五块的，对于孩子来说绝对是一笔巨款。12岁时，雕塑《小木匠》参加了中国青少年美术大展，他至今清晰地记得作品陈列于中国美术馆的西南厅。一个孩子的作品能够在中国美术馆展览，在当时来说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通过少年宫这个平台，刘国柱接触到了许多艺术界的大师级人物。任率英是当代最著名的工笔重彩画家，他创作的年画、连环画风靡全国。在刘国柱的印象中，老先生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一分钱没给过老师，得到的都是真传。”十一二岁时，他跟随任先生学习工笔画，经常能从先生那儿搜罗到不少小人书，甚至直接把老先生的原作拿回家里临摹。在“破四旧”期间，任先生冒着极大的风险将这些珍品保存了下来，学生才有幸一睹真容。“光是一幅《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我就临了多少遍，同学们都羡慕不已。”刘国柱回忆道。

刘国柱还跟随原《工人日报》党委书记王宏学习过素描和写生。“他对中国美术界贡献非常大，策划组织了许多大型展览，培养了不计其数的画家。”中央美院教授孙滋溪在业内赫赫有名，他创作的油画《天安门前》和《小八路》等曾被大量印刷发行，并被编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刘国柱跟随他学习色彩。此外，国画大师李可染、中国美协主席靳尚谊、著名油画家马运洪、工笔人物画家吴光宇等重量级人物也曾为少年宫的孩子们授过课。

“我们有机会拿到许多画家的真迹回家临摹——胡爽庵的虎、李苦禅的鹰……少年时代便得到这些大家的指点，是我们一生的幸运。”7年少年宫时光奠定了刘国柱的人生基调。

淘金时代

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后，刘国柱被分配到电影厂。几年后，他厌倦了循规蹈矩的工作，选择下海。在经营广告公司的同时，刘国柱一发不可收拾地迷上了收藏。其实，早在童年时，他便喜欢四处淘宝。最让他得意的一件藏品便是8岁时在琉璃厂花两块钱买的清早期拓本《颜家庙》，如今的市值已经高达几万元了。

当时，北京有几个旧货古玩市场，属于打击对象，挪来挪去无定所，常常天不亮就成交了，老百姓称之为“鬼市”。刘国柱在市场里流连忘返，“那时候没什么鉴赏力，但好在东西便宜，花个一块两块的就能买到那些瓶瓶罐罐。”如此这般，二十啷当岁的他开始潜心钻研收藏，想方设法收集市面上跟收藏有关的书籍，理论结合实践，艺术鉴赏力不断提升。

渐渐地，刘国柱意识到收藏不仅是艺术欣赏，更是一种投资行为。他主动出击，骑一辆破自行车奔走在中国的乡村之间，以极为低廉的价格收购到许多老物件。“收获特别大，有一个星期，一共花掉27块钱，收回来7书包。”

后来，潘家园旧货市场渐成气候，当时假货极为罕见，花个二三十元便能收到清朝的真品。很快，刘国柱那个10多平方米的小屋子就堆满了藏品，6层明朝的大桌子一直摞到房顶，院外则是带霸王的黄花梨。他简直无立锥之地，只好凑合睡在一张收来的有着近300年历史的小床上。

时代变迁，收藏市场渐入佳境，交流日益频繁。刘国柱不再一味买进，而是在琉璃厂出售部分富余的藏品，以藏养藏。“收藏是一条成长之路，随着眼力越来越好，知识越来越多，收藏的品种越来越精，投资失误率也低了。”

总的来说，依旧是买多卖少，他笑言：“整个市场经历了飙升和平稳上升的趋势。对我们来说，一开始不买市场账，买了以后砸在手里了——没有渠道、关系，不太懂经营。别人买进来再卖出去，挣50%或挣100%便很满足。但多少年以后，我们突然发觉自己的资产已经增长了十倍、几十倍——资产扩大了，但依然不是钱。兑现的能力很低，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一个是喜欢，不愿意出手，像我收藏砚台，上千方了，一块没卖过；另一个兑现确实有难度。没卖动，于是成收藏家了，不战而胜。全卖动不就成小商小贩了吗？时间是最伟大的作者。我们是靠时间挣钱的，而不是靠忙碌。”

刘国柱在收藏领域涉猎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中国书画、瓷器、家具、墨砚、唐卡、佛像、铜镜、根雕、苏绣、翡翠珠宝等。对他而言，收藏就是“收起来藏起来”，“藏品整整占了三个大仓库，泛滥成灾。没让人看过的东西多了，数以万计，目前最紧迫的工作是好好梳理一番。”

书画收藏是极为重要的一块，“所有能看到的能搜罗到的都买。”刘国柱认为，欣赏真迹和画册获得的信息量是不一样的。研究真迹对鉴赏能力、艺术语言表现力的提高，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情定茹古斋

1997年，刘国柱盘活了位于琉璃厂的茹古斋，正式成为这间百年老店的主人。“茹古斋”牌匾由清末书法大家光绪帝师翁同题写，经过历史的荡涤，愈显古朴雅致。“世界各地的人来到琉璃厂感受中国文化，茹古斋便是其中的一座桥梁。中国的传统风格是轻商的，文化在前，笔墨在后；学识在前，买卖在后。茹古斋的历届主人对中国文化市场和人才培养的贡献都是巨大的。”

刘国柱一直践行着这些理念，并融入自己对新时代画廊功能的见解，为茹古斋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如今，与茹古斋合作的书画家共有200多位，其中不乏方绍武、王洋等一批中国书画界的中坚实力派。让人眼前一亮的是，这里还有20多位轮流现场书写作画，让顾客直观地感受到创作的全过程，可谓开创了中国画廊的先河。“中国书画艺术本来不是表演艺术，我们把幕后搬到台前，让更多人近距离接触，了解笔墨的神奇。另外，在整个中国文化市场成长过程中，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扰就是真假问题，我们让艺术家在市场的眼皮底下创作，公开透明，令人信服。”

用“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来形容传统画廊的经营模式再合适不过，而刘国柱则将目光投向更广泛的人群。如今，顾客只要花费几百上千元就可买到极具升值潜力的佳作，这种“小投资、大收藏”的理念使很多投资人受益匪浅。刘国柱相信：“艺术家的成功不应该是自己的成功，应该是一个群体获益，艺术家、画廊、投资人共同成长。”

“画廊是一级市场，其功能是帮助画家突破他的临界点，尤其是推新人。拍卖公司则是二级市场，推市场上的尖子，优秀的、有代表性的画家和作品。两者的功能不一样。从籍籍无名到被市场接受，我们帮助书画家完成这个转变。和他们结成战略联盟，向他们提供信息，把市场上需要的书画品种、风格反馈给他们，把市场存在的、画家应该避开的问题告诉他们。

“中国文化是一片巨大的原始森林，传统文化在改革开放以后遇到了市场经济。过去文人情怀讲究视金钱如粪土，艺术与市场无关，因此，很好的文化产品不见得是很好的文化商品。作为一个产品，既有技术属性，又有社会属性。艺术家可以解决技术属性，比如买材料、选题材、创作等。但一旦走入市场，就具有了社会属性。艺术家只一条腿，我们画廊便是他的另一条腿，从市场角度帮助他完善社会属性。我们要研究市场、学习市场，把舶来的有关营销的办法、思路、理念，作为我们的工具。”

刘国柱认为，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上，中国艺术理应占有一席之地，中国书画市场也必须由中国人来操控。

“我们不希望给外国人打工。中华文化有几千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是平起平坐的，我们渴望在大美术市场、大艺术市场、大文化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份额，而不是只能够呆在博物馆里。中国艺术讲究天人合一，通过冥想、悟，得到智慧，很超前。在艺术最高峰，东西方文化必然会有衔接点和共同点，我们完全能够爬到世界文化市场的顶峰。

“要想成功一定要走出去，帮助画家、成就画家，遵循市场规律，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我们独特的文化也应该遵守国际化的经济游戏规则。把已有的传统文化盘活，这也是画廊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