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记《大公报》群英荟萃的盛景

【摘 要】见证了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百年《大公报》，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为之骄傲和自豪。关于这位中国新闻界的老寿星，我们有太多的感慨。然而，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是1926年新记《大公报》开辟出的群英荟萃之盛景。那一段时光，是《大公报》人才辈出、熠熠生辉的时光。本文从重视人才、挑选人才、培养人才和留住人才四个方面，对新记《大公报》群英荟萃的局面略作探讨。

【关键词】《大公报》 人才 群英荟萃

创刊于1902年6月17日的《大公报》，至今已有111年的历史。作为中国新闻史和全球华文传媒史上唯一拥有百岁高龄的报纸，《大公报》不负众望地见证了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沧海桑田。对于密苏里最佳新闻服务荣誉奖章，《大公报》当之无愧！曾在评价《大公报》的历史贡献时，提出了三点肯定：其一，“她是爱国的”；其二，“她是坚持抗日的”；其三，“培养了很多人才”。

据统计，“近代以来，中国涌现过数以千计的著名新闻工作者，有幸作为人物词条入选这部部级百科全书的只有108人，《大公报》竟占了其中的九分之一”。①《大公报》与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范长江等12位“大公报人”皆被1991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设立为专门的词条。

毋庸置疑，“《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群英荟萃的一家报纸。她不仅集聚了一大批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也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杰出的新闻工作人员”。②那么，对于今天我国的报业集团来说，当年新记《大公报》的人才培养之道能否给予我们一些思考呢？笔者对此略作探讨。

一、重视人才的传统之道

从英敛之创办《大公报》，到王郅隆接办《大公报》，再到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的新记公司成立，《大公报》迎来了它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三个时期，不论负责人是谁，一脉相承的都是重视人才的经营战略。

英敛之筹办《大公报》之初，首要举措便是组好人才班子。他曾多次南下上海，寻求意中人才做主笔，好不容易相中了曾任《时务报》和《昌言报》主持人的汪康年，却因二者商谈失败，无疾而终。不甘心的英敛之又再次两赴上海，意欲找到一个像汪康年一样有知名度，有办报经验的才子，担任《大公报》的主笔。然而，最后招来的主笔们都不能使英敛之满意。无可奈何之下，“在民国之前十年间，《大公报》实际上的总主笔就是英敛之本人”③。虽然千里难求一主笔，但是英敛之并不轻言放弃寻求人才，重视人才之道可见一斑。

而到了王郅隆掌门的时期，《大公报》似乎陷入了低谷。就在这“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漫长过程中，王郅隆出人意料地抓住了令之后的《大公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胡政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胡政之是个新闻事业的全才。曾经是胡政之部署的老报人徐铸成说：“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文、武、昆、乱不档’。”可见，被视为《大公报》最平庸的一段的王郅隆时期，重视人才之道也是不可或缺的。

紧接着，作为涅槃后的新生，新记《大公报》在吴鼎昌、张季鸾和胡政之的精心打理之下，熠熠生辉，人才辈出。吴鼎昌出资，使得坚守“四不”方针的《大公报》独立自主办报，为《大公报》的新闻工作人员提供一个自由、民主、稳定的办报空间。张季鸾著论，奠定了《大公报》的政治立场，积极引荐了许多论政人才。胡政之治报，将刚性的制度规则与柔性的人文关怀相结合，培养了人才，留住了人才。在笔者看来，重视人才的传统之道在这一时期算是达到了顶峰。

联系今天的报业集团现实来看，各大报社对于人才也都是如饥似渴，重视人才的传统之道流传至今。然而，如何重视人才，培养人才却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各路英雄齐荟萃

《大公报》群英荟萃的局面，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依靠的是从同行中延揽人才，从办报中吸纳良才，从学生中挑选可造之才。正是这“三才”，使得各路英雄齐荟萃于新记公司。

首先，是同行延揽。“原任天津《庸报》总编辑的张琴南，原任北平《晨报》编辑的许君远，原任法国哈瓦斯通讯社记者的费彝民，原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教的蒋荫恩，以及原任北大主教的张佛泉”④等人都是被延揽进《大公报》，后成为《大公报》的骨干力量。

其次，是吸纳良才。出身于茶叶铺学徒的王芸生，没有多高的学历，自学成才。1929年，他写文章与《大公报》辩论，引起了张季鸾的注意，并写信求职自荐，“张季鸾亲自到王的住地方，接他进了报社。”⑤而徐盈和杜文思则是从投稿者中被发现的。

最后，是挑选学生可造之才。从学生中挑选可造之才，正是培养新秀的起点。当时还是北京大学学生的范长江，因为常有文章见于平津之报，便得到了胡政之的青睐。胡政之准予他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前往西北进行采访，并提供资助。此外，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招考练习生，也是《大公报》葆有生机的重要原因。

三、内外互调的全才之路

这里的“内”，主要指的就是编辑稿件，而“外”，主要指的是采写新闻和经营工作。内外互调，“采编双精”，“编营通用”，这就是全才之路的本色。

具体说来，“采编双精”要求：新进人员要先从新闻的采访工作做起，了解采访工作的甘苦，如果具备潜质，则再做编辑工作，加强处理新闻稿件的能力；之后再被分派到外地担任特派记者，等到工作取得成绩时，才再调回编辑部并参与社评写作。而对于“编营通用”，在胡政之看来，“办好报馆，首先是编好报纸。但光有好的版面、好的内容，如果发行不力，广告很少，事业也无法维持。因此编辑、经理两部要紧密配合，相辅相成，才能使馆务发达起来”。⑥按照他们的传统做法，便是注重从编辑记者中选拔经营人员。这么做，一来可以方便编经两步的沟通协调，减少误会隔阂，二来有助于编辑部熟悉业务经济情况，促进报社经营。

根据现实状况来看，一般报社的一名记者要成为部门编辑（主任），首先至少要有6-10年的记者生涯经历，想成为总编或副总编，则必须有相当的领导能力，并在报界具有一定的名望。这么看来，现今报业集团的运作模式与《大公报》相差无几，但在实际中，却仍有差别。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论资排辈。《大公报》不熬年头，只要有真才实干和出色表现，即可破格擢升。徐铸成入社三年，就由联系记者晋升为驻汉口的正式记者兼办事处主任。月薪由30元增至150元，外加车马费50元。梁厚甫因为突击翻译希特勒的一篇演讲稿，任务完成出色，月薪立马从60元调到100元。

我们相信：在用心培养人才的同时，也就是在留住人才。因为只有提高了人才的素养，报社的核心实力才能得到提高。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平台扩大了，人才才有可能留得住。

四、刚柔并济留人才

我们知道，在报界培养人才很重要，但更为关键的还是要留得住人才。在此方面，胡政之可谓是使出了刚柔并济的技法——刚性的规则制度与柔性的人文关怀。

法学出身的胡政之在他主持的新记《大公报》时期，曾制定了《职工任用及考核规则》以及《大公报社职员薪给规则》。前者规定了六项考核标准：“一、恪守规章，服从指导；二、珍惜公物，节省公费；三、勤奋好学，工作进步；四、勤劳思敏，重视服务；五、整洁精神，和睦有礼；六、其他有特殊辛劳者。”无疑，这既是对员工的约束，也是一种优秀员工的标准。而后者中的“‘薪给’主要由五项构成：月薪、特别费、年终酬劳金、生活补贴、年资金，其考核范围，除一般工作分量、工作能力和工作成绩外，特别有一项‘服务年资’。据说，这是胡政之借用日本企业的做法，意在鼓励员工终身为报馆服务。特别值得书写的一笔，是大公报向有特殊劳绩的员工赠予本报劳绩股权。胡政之此举的意义，在于它能够稳定骨干力量，鼓励青年人提高对报馆事业发展的信心，从而形成安心工作，积极进取的局面”。⑦

与此相对应的，胡政给予员工的更多的是人文关怀。他关心员工生活、重视员工福利待遇，鼓励员工创新，对于干得特别出色的，还发红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注意保护人才。“文章或报道出了问题，当局者怪罪了下来，胡政之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的报社刊载，一概由我负责’抵挡，主动承担责任。”⑧如此领导者的责任和风度，怎叫人不愿相随。

就现有的报业从业人员看来，每年报社记者的流动量都较大。而记者的人身安全却又时常面临威胁，健康得不到保证。做不了编辑的记者，大多转行到其他领域，或向更高层的媒体奔赴。

结语

新记《大公报》群英荟萃的局面是令人羡慕与向往的。而在群英荟萃的背后，我们顺着历史的长河，看到的是对于人才一脉相承的重视。从重视人才的传统之道，到挑选人才的多种途径，再到花血本培养人才，最后到刚柔并济留住人才，《大公报》为我们今天的报业做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其中的点滴，仍然值得我们去思考、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①②③④⑥⑦⑧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3、7、10、8、318、319、9

⑤董谦，《新记〈大公报〉的人才培养之道》[J]，《新闻导刊》，2008（5）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新闻与传播系2011级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