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社评思想浅析论文

论文摘要：民国著名张季育自1919年起的30年间，共撰写文章不下3000篇，其中绝大多数是社评。因此从社评来考察张季窝的新闻思想当为一个重要侧面。张氏的社评思想可以从如下方面加以分析:张季宾社评的写作原则、主要特色、选题范围与政治态度。

论文关键词：张季宾社评思想大公报

一、张季窗社评的写作原则

“他曾对我们谈评论写作，第一要不偏，第二要不滥，不偏则意旨平正，不滥则文字清晰。”张季莺既然提出并阐释了“四不”主义，当然也以此作为其社评写作的最高指导原则。该原则在写作的运用中，具体表现为“立意至公，存心至诚，忠于主张，勇于发表”的言论信条。作为一位独立的民间报纸的社论主笔，张季莺的言论的“四不”主义原则首先表现为“立言为公”，即“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其次，表现为言论独立，即“不以言论作交易”，不为政党所用，不为权势所迫，也“断不为金钱所左右”;其三，表现为持论公正，即不随声附和，不一知半解，不感情用事;而是态度严谨，分析客观，判断公正。

二、张季有社评的主要特色

1.时效性较强，更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评论。

新闻就应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评论亦然。“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评论的特点包括强烈的新闻性、鲜明的政治性、广泛的群众性等”。在近代新闻评论的传统上，王韬、梁启超等突破了“桐城时文”的局限，强调“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梁启超更是继承和发扬了王韬的政论风格，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时务文体”，在纵论时事之中感情充沛，文气跌宕，气势磅礴。但是两者都失之于时效性。此自有技术上的原因导致。张季莺所处之时代的评论多属“太上感应篇”，非就事论事，而是空发议论，言之无物。毫无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评论可言。更别提时效性了。

2.语言淋漓酣畅，议论声情并茂。

张季莺的这一言语特点的形成大致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中国古典散文的影响。张季莺熟读子书，而中国古典散文多洋洋洒洒，溢满激情。二是王韬、梁启超、严复等近代政论家文章的影响。赖光临说:“梁启超与胡适的文章都富于感情，有扣人心弦的力量。”还指出他们爱用排语与对称来加急、加强语气，兴奋读者感情，而张季莺的文章也有同样特点，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份真挚感情。三是张季莺本人富有正义感、责任心与同情心，立志“文章报国”，扬善弃恶。

3.逻辑严谨，分析合情合理，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台湾学者赖光临曾把张季莺的文章同梁启超的文章做比较。他说梁启超的文章虽“务为平易畅达”，“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但胡适批评梁启超的文章多“策士文学”纵横裨阖的强调，不免于浮泛气;而张季莺的文章则论理严谨、周密，且鞭辟人里，朴实无华，避免了“策士文学”的堆砌与浮泛。张季莺的社评议论的一个问题，确实能够做到八面玲珑，点滴不漏，使人读后觉得人情人理，心服口服。

4.文章简明易读，较为接近白话文，但仍带有文言文的痕迹。

继任新记《大公报》总经理曹谷冰在为《季鸳文存四版序》时就说:“其为文如昌黎，如新会，无僻典，无奥意，以理胜，以诚胜，故感人深而影响远。”在张季莺的文章中极少用冷僻的典故，极少华丽词藻的堆积，而是尽量采用新鲜的事例与生动活泼的比喻。尤其是到了抗战开始之后，文章更加简单明晰了。而其前期倒还尚有一段从“繁”人“简”的过程。

张季莺的社评还有一个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和过渡的过程。在接任新记《大公报》总编辑的初期，他所写的评论半文半白者居多，还带有明显的文言文的痕迹。因为他是处于白话文运动的年代，又因为其古文功底异常深厚。

三、张季窗杜评的选题范围与政治态度

1.揭露社会黑暗，抨击腐败政治。

作为一个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报刊政论家，张季莺的政治立场和倾向十分鲜明。在他担任新记《大公报》总编辑兼社评主笔的初期，曾发表3篇斥责权贵，胆识过人的社评。即著名的“三骂”:一为《跌霸x(1926年12月4日)，对曾“独霸一时”而今大势已去的吴佩孚之所以有今天的结局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该文也成为吴佩孚及直系军阀的送终之作。二为《呜呼领袖欲之罪恶》(1927年11月4日)，对忽而“联共”，忽而“清共”、“分共”的之反复无常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十余年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原因，是“领袖欲与支配欲为之祟耳”。三为《之人生观》(1927年12月2日)，专门就与宋美岭结婚发表的声明进行了深刻而辛辣的讽刺和批判，不仅揭露了的虚伪，还将蒋宋联姻放在大批兵士殉生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对照，表现出其社评鲜明的立场和强烈的爱憎。

2.“反苏”、“”、“骂蒋”、“拥蒋”，坚守“国家中心论”。

张季莺为一名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其政治理想是建立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对于共产党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抱有相当的成见和天然的戒心。表现在其评论上，则是有相当的篇目与“反苏”、“”、“骂蒋”、“拥蒋”，“国家中心论”有关。在有关苏联的评论中，张季莺既指出了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又提出向苏联学习工业化、电气化的建设经验《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列宁逝世》等文)，观点看似矛盾，其政治立场其实是一以贯之的。

张季莺的政治立场集中表现在其对“国家中心论”的强烈的维护。无论是他早期在《之人生观》中对的“骂”，还是在有关“西安事变”中队的“保”与“拥”，包括抗战爆发前夕对政府“缓战”政策的支持，都是出于对“正统”政府的承认维护，对“国家中心论”的坚信与坚持。

3.关注社会教育，开启民智民风。

在民族危亡之时，张季莺在《中国青年》一文中指出:“救亡建国德艰难重任，无疑在全国青年肩上。因为青年能刻苦，有勇气，可以做困难工作，可以克服逆境。特别是青年的荣誉心，责任心，正义心，都旺盛，可以将拥护中国独立自由的大业担负起来。”刊载于“一二九”运动量周年纪念日的社评《学生与政治》，就表明了青年学生如何处理学业与政治，学科与政治，人生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议论循循善诱，深人浅出。特别是在议论只讲专业不讲政治的危害时，就理工、文哲和经济各科可能出现何种于国有害的后果逐一述之。其中，他认为自然科学教育“如不实和人民利益的进行，则技术人才有时反演助封为虐之角色。如造械徒以杀人民，飞行亦足奖内乱是夜，即不然，徒增长少数人利益。或甚而作国际资本之工具…”此番言论至今听来仍振聋发馈，极具预见性与启迪性。

4.揭露日本野心，宣传抗日救国。

张季莺早年曾留学日本，对日本有较为深人的了解。在其主持新记《大公报》笔政的巧年间，先有“九一八”事变，后有“七七事变”，他目睹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变为侵略行为的过程，直至他去世之时，中日战争仍处于僵持阶段。因此，在张季莺大量的时事性社评中，有关日本问题，中日关系和抗日战事的内容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台湾学者陈纪澄曾说;“季莺先生洞察时事，眼光之敏锐与远大，就中日关系来说，先知先觉，是最权威之政论家。”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张季莺凭其对日本问题的关注与了解，已开始察觉到日本对中国的野心。

此后，张季莺的社评重点放在宣传救亡图存，主张“明耻教战”和谴责“上层误国”上。“西安事变”中，虽明显的拥蒋护蒋，但其三篇社评:(西安事变之善后》，《再论西安事变》，《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季莺有关抗日救国的社评所占的比重就更大。如1937年“九一八”六周年纪念日发表的一组社评《九一八纪念日论抗战前途》(1937年9月18日)，《感谢卫国军人》(1937年9月19日)，(勉全国公务员工》(1937年9月22日)，(勉出川抗战各部队》(1937年9月30日)等，既有对抗战历程的反思，更有对民心士气的鼓舞。而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及其后的南京大屠杀期间，张季莺撰写的社评无不表现出其强烈的爱国之情与坚定的抗战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