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大公报》与公共论坛的建构

【摘要】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我们社会生活当中一个领域，其间能够形成公众舆论一类的事物。”这一空间是对所有公民开放的，能够保证他们自由地集会和聚会，表述和发表观点。张季鸾先生早在1931年就提出了“报纸应为公共论坛”。这一观点似乎与哈贝马斯的公共舆论领域不谋而合。张先生重视舆论，《大公报》以他的言论而著称。本文试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观点的基础上对《大公报》如何建构公共论坛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 《大公报》 公共论坛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其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对公共领域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一方面随着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自发形成的一个公共讨论的区域，介乎国家与社会之间，他称之为公共领域。在这一领域中，文艺作品对现实的批判，咖啡馆或沙龙里对现实政策的批判而形成的一种公众舆论，继而形成一种机制，决定国家的发展与走向；另一方面，在公共领域中，报刊等传媒成了公众的批判工具，并在公共领域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将报刊称为“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①第三，公共领域是我们社会生活当中一个领域，其间能够形成公众舆论一类的事物。②这一空间是对所有公民开放的，能够保证他们自由地集会和聚会，表达和发表其观点。“有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共舆论领域，它和权利直接相抗衡。”③新记《大公报》的张季鸾先生，在1931年就提出“报纸应为公众论坛”。所谓公众论坛，可以理解为公众可以在这里进行自由地辩驳，发表不同意见和言论，从而形成公众舆论的一个领域。这一观点既符合了《大公报》以言论而著称的特色，又似乎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不谋而合。

一、《大公报》和“报纸应为公共论坛”

1、《大公报》的背景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广泛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创办人英华（字敛之）。英敛之在创刊号上发表《〈大公报〉序》，说明报纸取“大公”之名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办报宗旨是“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英敛之主持《大公报》10年，以敢于议论朝政，反对袁世凯著称，一跃成为华北地区最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1916年报馆盘给原股东之一王郅隆，但由于不善经营《大公报》于1925年11月27日停刊。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接手，并于9月1日发表文章《本社同人之志趣》，揭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秉此“四不”方针，《大公报》形成了既不同于政党报纸，又区别于商业报纸的“文人办报”特色：论证不参政，应经不为赢利，以言论报国，代民众讲话。④

2、报纸应为公共论坛

“四不”方针可以说是张季鸾先生的新闻思想核心。他重视舆论的力量，早在1931年5月22日，张先生撰写的《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上，他即主张“报纸应为公共论坛”。他说：“……夫报纸者，表现舆论之工具，其本身不得为舆论，即同人自念，其所有者，唯若干经验与常识耳。建国大事，何知何能，是唯有公开于全国国民，请求其充分指导、督责、援助、合作。敢望全国政治家教育各种科学之专门家，及各种产业之事业家，凡所欲言，可在本报言之，其互辩者，在本报辩之。”⑤他认为：“舆论之养成，非偶然也，必也集全国最高智识之权威；而辩论，而研究之，最后锻炼而成为结晶体，始为舆论。”⑥张先生关于报纸与舆论关系的看法，源于他对报纸属性的认识，即“报纸是公共论坛”，报纸俨然成为了一块公共舆论领地，各种思想在上面任意驰骋。

二、开辟专栏、专论

张季鸾认为报业应为“公共论坛”，“公众之喉舌”，并为提高舆论品质，报纸必须与学术相结合。《大公报》为了实践这个理想，创辟了在各色读者，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影响相当大的一块自由主义言论阵地，就是集中了当时国内学界和思想界名流为之撰稿的《大公报》“星期论文”专栏。在这里专门刊登学者和专家的论文，树立了我国“学者论政”的权威，也真正做到了“报纸应为公共论坛”的思想。⑦“星期论文”专栏创刊于1934年1月1日，敦请社外名家撰写。论文团最初由8人组成，以胡适为首，另有丁文江、翁文灏、梁漱溟、傅斯年、杨振声、蒋廷黻，后又逐渐扩大。⑧特别是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创辟后，重心南移，撰稿者更是扩大到全国范围，其作者多达200余人。可谓左中右各色名流都能在“星期论文”这个宽广的舞台上尽情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盛况，是中国自有现代意义的报刊后绝无仅有的。⑨

为了适应不同读者的需求，天津版《大公报》还开辟了学术专栏。⑩（见下表）

这些学术专栏的设计，覆盖面广，从政治经济到科学教育，甚至涉足到了医学文艺方面，从而使报纸的言论范围也由政治经济界拓展到文化教育界，医学文艺界，这进一步扩大了报纸的读者面。形形的读者汇聚于此，他们通过阅读日报、周刊、月刊、评论等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核心的，开放的、批评的公共论坛，为了鼓励青年学者，栏目是完全公开的，不同专家学者可以在上面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进行辩驳。这点完全符合《大公报》特色。

结语

《大公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成功，离不开张季鸾先生的努力。张对民间报纸的社会功能认识得非常深刻，特别是对报纸言论的社会效用理解得尤为透彻。他告诫记者们：“报纸是公众的，不是‘我’的”；发表主张应尽到客观的探讨，不可夹杂着自己的名誉心或利害心，更要力避自己的好恶爱憎，不任自己的感情支配主张。⑾“报纸应为公共论坛”，为了力行这一主张，《大公报》在它每天一篇社论、“星期论文”和各种期刊上发表言论，探讨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民生问题等形成了一块自由主义的公共论坛。这一特色也使《大公报》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舆论阵地，代表着公众的喉舌。

基于张季鸾先生“报纸应为公共论坛”与《大公报》对公共论坛的建构，笔者理解其观点应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有不谋而合之意。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和周刊、月刊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又开放和富有弹性的交往网络。公共空间是联系国家与社会的中间桥梁，一般而言，大众传媒就是一个公共空间，是发表公共意见的公共场所。《大公报》作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大众发表各种评论、见解的公共场所――即大众的公共论坛。这块公共论坛是在政府控制之外的一个区域，通过自由地、批判性地商谈、讨论，形成大众普遍承认的“公共意见”――舆论。哈贝马斯还认为公共领域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领域，其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⑿这正像张季鸾先生所说的那样“报纸是公众的，不是‘我’的。”它是向所有公民开放，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形成了一个公共舆论领域。

参考文献

①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210

②[英]J.C.亚历山大 编，邓正来 译：《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392-393

③哈贝马斯 著，曹卫东 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2

④陈建云 主编：《中外新闻学名著导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44-45

⑤⑦李瞻，《报业巨星张季鸾先生》，《国际新闻界》，2010（1）：104、106

⑥陈建云 主编：《中外新闻学名著导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57

⑧蒋含平、谢鼎新 编著：《简明中外新闻事业史》，2004：193

⑨张育仁：《自由地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2002：468-470

⑩陈纪滢：《我对张季鸾先生及大公报的体验》，《传记文学》，1997（6）：13-17

⑾张育仁：《自由地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2002：411

⑿汪辉、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出版社，2005：125-126

（作者：安徽大学2010级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