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调控促经济转型

当前中国经济仍面临着复杂的内外部形势，如何综合运用宏观政策工具，挖掘金融调控潜力，发挥政策协同效应，有效引导和促进经济转型进程，成为经济决策的重中之重。

从国际上看，债务危机引发了对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忧虑，更进一步恶化了中国出口的外部环境。

从国内来看，中国已进入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转型期，正处在国际经济周期与中国自身发展周期重叠的困难时期，宏观政策的抉择面临众多“两难”，甚至“多难”困境。

转型实质：扩内需、调结构

长期以来，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靠出口消化高投资所形成的过剩产能拉动。2009年中国已超过德国成为第一大贸易出口国，但目前欧美等中国主要出口市场都深受金融危机影响，出口高速增长已经不具有可持续性。

同时，高投资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已经严重超出中国的承受能力，大量进口能源及各类矿产品则推高了各类大宗商品的价格，进一步侵蚀了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为此，需要从两个层面推进中国经济转型。一是经济增长重心要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这需要从源头调整优化当前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内需；二是经济增长要由依赖出口规模的持续高增长，转向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这需要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因此，现阶段中国宏观政策的着力点需要放在扩大内需、增加技术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三个层面。

积极财政的杠杆效应

2008年年底以来，中国重启积极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的企稳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经济运行效果来看，投入产出效率还不理想，仍依赖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到30％，2010年上半年虽有所回落，但仍达到25％。下一步应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但政策指向需要进行结构调整，应通过减税和增资两条途径，引导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

首先，要进一步改革完善税收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这是扩大内需的基础和前提。过去在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居民收入比例持续低于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长期低于财政收入增速。加上教育、医疗和房价的持续上涨，抑制了终端消费的增长潜力，制约着中国经济的自主增长后劲。

其次，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教育体系，免除普通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提高整体消费意愿。

最后，要通过结构化税收政策、财政贴息等政策工具，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转型期金融调控之道

对于转型经济国家而言，货币政策更恰当地应该称之为金融政策，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又包括信贷政策、监管政策等等。为进一步挖掘金融政策的调控潜力，服务于经济转型，必须注重“三个联动”：

一是注重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联动。2008年下半年以来，货币政策方面，先后5次下调贷款利率、4次下调存款利率、3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2009年全年信贷增量达到9.7万亿元，为支持我国经济的v型反转发挥了重要作用。

期间，金融监管部门发挥监管政策的引导作用，实施动态的资本补充机制，提高资本金质量和资本充足率，提高拨备覆盖率，强化贷存比考核等，密切配合货币政策，督促银行业机构加快信贷结构调整，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取得良好的协同效应。

同时，银监会正在积极推进实施“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的贷款新规，通过加强对资金流向的监控，确保银行信贷资金进入到最需要的实体经济领域，为调结构、促转型保驾护航。

二是注重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联动。我国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银行信贷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引导作用非常突出。所以迫切需要制定更为明确和详细的产业政策，发挥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与信贷政策的合力，将社会资金吸引投入到产业结构升级所亟需的投资领域，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三是注重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联动。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创造一个既具有导向性，又富有活力的金融环境，共同推进我国经济转型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