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分”与“合”

“二战”后,欧洲人普遍有一种情绪和愿望,那就是欧洲再也不要打仗了,希望刚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欧洲为战场的最后一次战争。怎样避免新的战争呢?一个主要的想法就是把战略资源由几个有关的国家统管起来,特别要把刚战败的德国,连同它的煤钢等当时重要的战略物资,置于几个相邻国家的监督和统管之下。主持其事的政治家们认为,这是为避免欧洲国家之间再发生战争的釜底抽薪的办法。

经过几年的准备,在1955年生效的“罗马条约”,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战后关系到欧洲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而签订的。这是一个体现欧洲智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虽然原创国只有六个(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西德、意大利),但它为欧洲的前途指出了方向――走“联合”的道路。“罗马条约”为尔后几十年从“共同体”到“联盟”的发展进程打下了基础,把历史上几个世纪的理想化为现实了。几十年来的发展、组织和法律的逐步完备、共同市场的扩大、超国家因素的逐渐增强,其基础都可以在“罗马条约”中找到。

在战后几十年中,欧洲学会了处理彼此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方法,即使出现了危机,也坚持和善于协商,不使问题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更不要说发生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了。

处理危机的办法无他,只是反复不断地磨合、谈判、磋商,以求得各方最终都能接受的妥协。那么多的国家联合起来,大大小小的矛盾不计其数――小至一些具体举措上的分歧,大到原则性的意见冲突――都靠各级各种的谈判去解决。有的可以一拖几年,欧洲人学会了保持谈判的耐性。

20世纪60年代是“联盟”(当时还叫“经济共同体”)的“危机”时期。英国由开始用组织七国“自由贸易区”抗衡和抵制六国的共同体,转为审时度势争取加入共同体。这是一次长时期的英国“海洋型民族主义”和法国“大陆型民族主义”的对峙。这场谈判的记录(我是在伦敦皇家学会的图书馆看到的),很生动地展现了英法两种民族主义从对立到妥协,以及其他国家的各自偏向,是那时西欧国与国关系的一个缩影。

欧洲的一体化经过停滞、摸索和徘徊,从20世纪80年代起重新启动,采取许多积极推动的措施,并制定出台了一份题为《建立内部市场》的详细计划。在“内部市场”里要实现“四大自由”,即商品、人员、劳务、资本的自由流通。

到20世纪末,“欧洲联盟”至少有两项成绩可以称道,一是实行了欧洲议会的普遍选举;二是欧洲统一货币的进程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欧元和欧元区已成现实,欧元已与美元、英镑一样成为国际流通的货币。英国等国还不属于欧元区,但这只是早晚的事情。在组织机构方面,首脑会议、部长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已按照程序建立和运行了;欧洲法院的班子也搭起来了。欧洲人也有了双重人格:既是某个国家的公民,又被人们称为“欧洲公民”。计划中的“四大自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

“欧洲联盟”作为一体化的现阶段形式是怎样的状态呢?我认为,“欧洲联盟”说到底仍是欧洲各国的“国家联盟”。它不是“邦联”,更不可能是“联邦”,它的任何“超国家”的举措必须照顾到各成员国的接受程度。复杂的欧盟法律在其协调作用的同时还不能与各成员国的国家法律相抵触。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在于,各国的个性是在历史上形成的,更不能强求一致,所以它是带有一定“超国家”性质的国家联合组织。

这个问题前有戴高乐后有撒切尔夫人已说透了。欧洲包括那么多的独立民族国家,每个国家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性格、感情和特殊的利益。文化上同源分流,而属于自己的那部分文化传统是抹不掉的,那属于各自民族的骄傲。仅“联盟”成员国的不同语言就是很难克服的障碍。“联盟”的重要文件都要译成各种文字,少了哪国文字,都会被认为是对这个国家的尊严的失敬。当然,“联盟”又是成员国之间复杂的利益结合体,并且在国际竞争中对各成员国都有好处。在这种时候,“联盟”往往是欧洲的综合利益的代言人。

因此,欧洲的“一体化”意味着有“合”有“分”;能“合”者则尽量合之,不能“合”者则听其分殊,待有条件“合”时再择期将可合者合之。“欧盟”从一开始起就在处理“合”与“分”、“一”与“多”、欧洲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当中,培育和锻炼了处理危机的艺术和技巧,欧洲人很少说决绝的话。

欧洲“一体化”在20世纪下半叶上了路。几十年来,不管有多少风浪,它已没有逆转的可能了。

《给没有收信人的信》,见本期“荐书”。本文选自该书“辑二”最后一篇《远距离看欧洲》,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