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富伦理亦该“灾后重建”

四川汶川“5・12”大地震后，全中国无数人的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遭遇重重一击。眼泪、祈祷、祝福、烛光……遍洒神州，当然还有大量捐款捐物。我承认，脱离学生时代后，我已多年未曾为自己家庭以外的事如此情难自控；我相信，也有无数的中国人在那段时间里，从繁忙、疏离、隔阂、冷漠中找回了部分内心最深处隐藏的光。

在这种感动难抑的时候，间或也响起了几丝那么“不和谐”的声音。

比如，大地产商王石虽然令万科地产以公司名义捐赠200万元，却一边大谈“公司员工捐赠以10元为限”，甚至语称：“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

再比如，网络富豪马云说：“善心无需拿金额来衡量，捐1块钱足以显示自己的态度。至于在荧光灯之外愿意在公益事业上花多少钱，那是另外一回事。更何况，对企业家来说，最大的善举绝不在于捐款。”当然，我也注意到，马云并非对慈善一毛不拔，他此前也成立了自己的慈善基金。

甚至是富豪之外娱乐圈也有风波，如作家韩寒就公开表示“向相关部门的捐款为0”，甚至说“感觉捐款搞得像喝喜酒掏红包一样”；当然，这位帅哥并非冷血，他第一时间采集了众多物资赴灾区当志愿者了。

以上这三种态度，不能说是反对全民捐款。但至少可以说是泼了点冷水，于是也理所当然地引发了社会广泛的议论。

我认为，这三种态度基本反映了当下社会对慈善伦理乃至财富伦理的一些主流争论焦点，围绕它们的辩论不仅将在这场巨灾的全程中进行，更很可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民间财富聚集日益增多，私有产权保护观念也深入人心，但很遗憾的是，关于财富伦理的启蒙和辩论却始终缺位。这种现象不仅导致贫富人群之间的隔阂日深，也必将成为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巨大隐患。

我们如果能借巨灾之际“重建”中国财富伦理，则将是巨大不幸之中的一点收获。

社会责任虚无化

我看到，网络上针对王石的批评是最直接的。主要围绕两点：其一，捐赠多少固然是本人自由，但是限定万科员工捐赠上限则说不过去；其二，200万元以上是否已经构成对万科企业的沉重负担?众所周知，王石爱登山，据说他10年来登山花掉的钱不下3000万元。

但细细品味他的言论，却发现他的立论和马云的一句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对企业家来说，最大的善举绝不在于捐款”。这句话并不新鲜，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有名言云：“企业的责任首先是做得好，然后是做好事。”甚至再往“祖宗辈”上溯，我们赫然看到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控制下，尽情地为个人利益而竞争，个人获得的利益越大，社会的收益也越大。市场经济的“道德”，被简化为“人人赚好自己的钱即是做公益”那么简单原始。

这个财富伦理被20世纪末期的中国社会视为一次“思想启蒙”，甚至被无原则地崇尚。盖因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依然是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天下，“个体户”、“农民企业家”饱受双轨制歧视，而政企不分的作风依然盛行，于是，很多先富起来的人发现，自己被过多的“社会责任”困扰，甚至成为“社会负担”。各级政府部门无论大小活动都要“凑份子”，以至于很多企业家“闻发奖大会便逃”。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至21世纪，随着非公有经济成分的壮大，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充分深化，以及党和政府对公民私有财产的日益重视。这种“企业责任”终于回归到相对正常的水平。

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相当程度上的“矫枉过正”，即一些企业家、大富豪将“社会责任”绝对虚无化。甚至于将“5・12”汶川大地震这种百年一遇的灾害虚无化为“中国灾害频发”的地步，令人深感遗憾。

财富的神圣信托

须知，即使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的西方国家，在诞生亚当・斯密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中，亦早已对此种不顾社会责任的财富伦理多有批判、改进，并在此基础上糅合各种宗教伦理形成了一套完整社会财富伦理体系。

早在18、19世纪，早期发展的市场经济国家就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很大的贫富差距，导致社会矛盾丛生乃至暴力革命苗头不断出现。于是，在英美等国掀起了一轮财富伦理反思，启蒙者认为“救穷人即是救富人”。而亚当・斯密在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中也指出，他之所以鼓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一个基本的预设就是个人有强烈的道德关怀和约束，会利用自己的自由追求社会公益，所以才用不着国家来插手。

正是这种反思，让“自由放任市场经济”集大成者的美国诞生了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位慈善家。那就是豪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的卡耐基。这位童工出身的资本家在生意上是裸的资本家，他曾毫不留情地破坏罢工，降低工资，把工作时间增加到了一周七天，一天十二个小时……然而，他亦在有生之年向社会捐款3.5亿美元(约合今天上百亿美元)，创建了2811个公共图书馆，向美国的教堂捐了7689架风琴。

有人认为卡耐基后半生的慈善之举是为了“赎罪”，然而这是一种误读。他自己的解释是，身为商人，必须尊重市场逻辑，也就是必须为了利润拼命压榨，并且享受这种提高劳动效率的成果。但是他亦认为自己的巨大财富“不是我的”，而是代替全社会的人“保管并分配这些财富”，所以必须在有生之年把财富返还给社会。

这股“现世财富乃神圣信托”的思潮影响极大，和卡耐基同时代的美国富豪洛克菲勒在其有生之年共捐献了5.5亿美元，并设立了洛克菲勒基金。此外，进入20世纪下半叶后，经过西方多次思想浪潮的洗礼，这些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慈善文化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前任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和妻子梅琳达已经捐赠了200多亿美元成立慈善基金，他甚至在壮年辞去公司管理职务专心搞慈善。在欧洲、日本乃至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类似美国商业社会里这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现象也比比皆是。旁人不说，香港首富李嘉诚即在2006年表示，他将把个人财产的三分之一(当时价值约480亿港元)捐赠出来用于慈善事业。甚至于年轻时因对慈善一毛不拔而被广泛诟病的现任首富巴菲特，也在2007年宣布将近400亿美元的权益委托给了盖茨夫妇代为行善，以实践自己“年轻时用钱赚更多的钱未来行更大的善”的诺言!

看了这些简单介绍，读者应该都明白了我的逻辑：企业存在的意义固然主要是尽可能多地实现自身合法盈利，但它绝不是企业家实现社会责任和神圣价值的绊脚石。说白了，王石也好马云也罢，不能以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衡量生活中一切事物。当然，你可以不捐款或者少捐款，这是你的自由，但拿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来忽悠大众瞒天过海则是很不厚道的行为。

“荧光灯下”不是问题

平心而论，我认为韩寒的话相当有道理，的确有不少人和单位在把捐款搞成标榜和攀比，而马云所谓“荧光灯下的捐款”亦是这重意思。

然而我的判断是，在巨灾面前，搞“排行榜”、“攀比”都不过是细枝末节的问题，人性中的这一点点“小我”既无伤大雅也无可厚非，更不构成反对捐款的理由。西方有谚云：为了爱而进行计算够不上残忍。就算为了“站到荧光灯下”而捐款者，其行为的结果毕竟是行善，为什么非要计较这种行为的“目的”呢?出于无私奉献固然最佳，出于“宣传企业形象”也没什么不好。

说到底，救灾行动看的是结果而非动机，世界各国还普遍用抵税来吸引慈善捐赠，难道抵税者均要因“动机不纯”而接受道德拷问吗?韩寒、马云等也大可不必为了表示自己的“清高”而鄙视甚至丑化那些上了捐赠榜者。如果因为这次捐赠活动直接间接地“培养”出了很多富人的慈善心，才是功德无量呢。

文章最后，我想推荐大家看一部电影――《特蕾莎修女》，它描绘的是世界上最博爱的人的一生。当她面对来抢粮食的“恶丐”，敞开大门任其搬走所有粮食，并对他们说“愿上帝赐福你”。一个人问她：“你为什么不诅咒我?”特蕾莎修女说：“你的孩子没有饭吃，我为什么要诅咒你呢?”

我在此祈祷，现在有很多孩子没有饭吃，请王石、马云、韩寒等先生容忍凡人们的“庸俗”，让我们一起微笑面对挑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