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

[摘要]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一度繁荣,国家对海外贸易的重视、指南针的发明、中国瓷业中心的南移、瓷器烧造技术的进步、中国瓷器价廉物美、广泛的实用性和较高的艺术欣赏性等因素起了重要作用。海上陶瓷贸易以两条路线为支撑,以众多贸易港口为依托,陶器贸易遍及亚、非、欧、美、澳等各大洲。这一时期输出的种类繁多的瓷器,对内刺激了各地瓷窑的发展,对外间接或直接传播了陶瓷烧造技术,也改善和丰富了所达之地人们的物质生活,影响了其生活文化、风俗习惯和经济发展。

[关键词]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 陶瓷贸易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4-0023-04

一、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繁荣的原因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又称“陶瓷之路”。据史料记载,海上丝绸之路在公元2世纪前后就已开通。《后汉书》载:“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这说明远在西欧的罗马帝国(中国史书称“大秦”)从南海与中国曾有交通往来。唐宋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与外国交通最重要的路线共七条,五条为陆路,二条为海路,即安东道、云中道、回鹘道、西域道、天丝道、渤海道、海夷道。海夷道后来成为日本学者所称的海上“陶瓷之路”。实际上这条路不仅是“陶瓷之路”,也是“丝绸之路”、“茶叶之路”、“香药之路”。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陶瓷贸易出现了繁荣局面。

宋代因陆路交通的阻塞,国家大力提倡、鼓励海上贸易。在造船术改进、指南针发明等外部因素的推动下,海外贸易到得较大发展。陶瓷贸易在此大背景下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产生这一局面的具体原因如下:

其一,宋代以后,中国南方得到进一步开发,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尤其是陶瓷业中心的南移,方便了瓷器由沿海港口向外输出。从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出发的海上航路日益发达,越走越远,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

其二,宋元时期,中国古代交通发展进入鼎盛时期,造船业取得了长足进步,航海交通发达。宋代造船技术较之唐代有很大进步,南宋钱塘人吴自牧在《梦梁录》卷12中说:“宋时海船大者载重达五千料(《明会典》称:一科相当于一石,即60公斤),载五六百人。”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这样描述宋代一种“巨舟”:“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柁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可见宋代船只不仅载重量大,而且船体坚固,结构良好。宋代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中说:“船体巨木全方,搀叠而成。”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的宋船残骸,可以作为明证。

在导航术方面,除传统的海外地理学、地文定位、天文测量、船舶操纵技术等继续发展外,以量天尺为测量工具的大洋天文定位术和全天候的磁罗盘导航的使用,使得中国航海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20世纪初北宋宣和年间成书的《萍州可谈》这样描述当时的远洋海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人得数尺,下以储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海中不胃风涛,唯惧靠搁,谓之奏浅,则不复可脱。船忽发漏,即不可入治,令鬼奴持刀絮自外补之。鬼奴善游,入水不瞑。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可见宋代先进的造船术,是“陶瓷之路”形成的必要条件。

元代创办了规模空前的对外海运,杭州、泉州、广州都是重要的对外航运港口,各个港口又设市舶司,和各国通商互市。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说:“泉州为世界最大港口,港中大海船百艘,小船不计其数。”他还这样描述元代的船只:“中国船分大中小三等,大者船员千人,水手六百,卫兵四百,有三帆至十二帆……船分四舱……船员常在木盘中种植蔬菜……摇橹时有十人至十五人,分两排对立……”元代内河航运也很发达,尤其是会通河、通惠河、京杭运河的全线通航,使大都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交通中心。元代王礼在《麟原文集》卷6《义冢记》中形容元代交通:“适千里者,如在户廷;之万里者,如出邻家。”

其三,宋元时期,封建政府非常重视海外贸易。诚然,造船与航海技术的进步,是宋元时期我国海外贸易发展迅猛的基本条件,但在刺激瓷器外销方面,大宋朝廷的政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宋王朝采取诏诱奖进的政策发展海外贸易,以获其利。《宋会要辑稿》记载:“绍兴七年(1137)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岂不胜取之于民。”又:“绍兴十六年(1146),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通货贿。”《宋史》载:“绍兴六年(1136),知泉州连南夫奏请,诸市舶司纲首能诏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大食蕃官有练啡橄阒等十万,纲首蔡景芳诏诱舶货收息九十八万,各补承信郎。闽广船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百万两转一官。”海外贸易为宋王朝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润。南宋还在一些港口设有番坊,有外商长期在此居住。同南宋通商的国家众多,以阿拉伯人最多。绍兴末年,广州、泉州两个市舶司岁收税高达200万,超过北宋1倍多。

北宋时期,中央王朝曾派遣使臣专门拓展海外贸易。宋太宗雍熙四年(987),朝廷遣内侍八人赍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番国勾召进奉,博买香药、犀角、珍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于所至处赐之。元世祖统一中原之后,即命中书右丞索多等奉玺书十通,诏谕诸蕃输诚内向,于是占诚等南洋诸国均入朝奉贡,而回回商贾与中国海陆两路均有交通往来。明宣德中,派郑和至西洋,遣通事七人赍麝香、磁器、锻匹同本国船至国,一年往回,易得各色奇异宝石……其天方国王亦遣其臣来朝贡。

北宋时期,朝廷还在广州、杭州等地设置市舶司,专门负责管理对外贸易和事务,征收商税。宋太祖开宝四年(971),设广州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А⒚骋字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后又在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设市舶司。哲宗元v二年(1087),又增设泉州市舶司。南宋时,泉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贸易港,极大地促进了宋代海外贸易业的发展。元代市舶之盛,计有市舶司七所,即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庆元。中国瓷器绝大部分经由这些贸易港口销行出境。

宋元时期,禁止以金银与外国贸易,在以物换物的交易中提高了瓷器在贸易中的地位。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这样一来,金银钱币不再用于海外贸易,而瓷器、丝绸成了海外贸易的主要产品。外销的陶瓷主要来自民窑,又直接刺激了东南沿海民窑陶瓷业的发展。据《简明广东史》记载,南宋时广东已开始使用纸币,到元代市舶条件更为完备,市舶贸易普遍使用纸钞。元初即已印行“中统钞”。市舶贸易流通手段的进步,也促进外贸的发展,出口商品“仍以瓷器和丝绸为大宗”。

其四,由于宋瓷窑烧造技术的进步,使宋瓷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深受世人喜爱,需求量很大,促进了对外贸易及瓷业的发展。宋代南方瓷业的制作工艺和烧造技术有了一定的进步,如对瓷土注意选择、提炼,因材施釉,在纹饰题材、制瓷种类、施釉颜色等方面都有所改进。在烧造技术方面,窑炉也从半倒焰式的馒头窑改为平焰式的龙窑。龙窑多以山坡或堆土倾斜建筑,窑长数十米,形似长龙。其特点是升温、降温都快,生产周期短、产量大、成本低。同时,还用上了观察窑温的火照(试温标)。瓷窑烧造技术和工艺水平的进步,既降了低成本、提高了质量,又扩大了生产规模。

宋代,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耀州窑与磁州窑兴起,广东地区的瓷窑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元代是中国瓷器生产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1278),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元代,景德镇制瓷工艺的新突破集中体现在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南方瓷窑地靠海港,瓷器输出极为便利。

其五,宋元时期,中国陶瓷贸易的繁荣、瓷器在国外市场的畅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瓷器价廉物美。宋代陶瓷的对外贸易,已是一项可图厚利的买卖,商人因此不惜以陶瓷囤积居奇。所以,北宋时期,陶瓷外运,数额相对较大。宋代赵汝适所著《诸蕃志》记载了当时青瓷、白瓷、青白瓷、盆钵粗器以及瓷珠等热销于中印半岛、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和东印度群岛一带的情况。

宋元时期,中国陶瓷大量外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富有东方民族色彩的瓷器,作为盛食器不仅可以代替简陋的木器、陶器和昂贵的金属器,同时也可作为珍贵的艺术品,陈设在宫殿、花园里。当时在世界各国上层社会,无不以珍藏中国瓷器为荣,如埃及河尤布王朝的创建者萨拉丁,就曾以40件龙泉青瓷作为高级礼品,送给大马士革苏丹诺尔丁。

二、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概况

宋初,海上陶瓷贸易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

宋元时期,我国陶瓷海外贸易港口主要有闽南的泉州、同安,另外,还有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明州、庆元等。泉州港在宋元时期是一个很重要的贸易港口。为增加国库的收入,两宋朝廷重视且鼓励海外贸易。于10～11世纪,相继在广州、明州、杭州、泉州等开港,设立市舶司。宋室南迁后,明州与杭州市舶司被废,导致泉州与为全国港口之冠的广州并驾齐驱。及至元代,泉州港一度被称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物资集散地。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盛极一时,中国瓷器大量随海上航线外销,运销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和欧洲各地。其中东南亚诸国与我国隔海相望,地处中西交通咽喉,是国际贸易中货物转运、集散的中心,也是中国陶瓷外销的主要地区。近几十年来,东南亚各国考古发现的宋元时期外销陶瓷为此提供了许多翔实、可资印证的实物资料。成书于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的《诸蕃志》,作者赵汝适列举了当时亚洲有15个国家,都是用瓷器进行贸易的。元顺帝至正间(1341),汪大渊附舶远游海外,归来撰成《岛夷志略》,其中对元代陶瓷外销东南亚各国的记载详细、丰富。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对元瓷外销东南亚各国也略有述及。陈炎教授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贡献》一文指出:“元、明两代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极盛时期。这时,海外航路和对外贸易发展到高潮……从输入商品的产地推知,同我国贸易的地区的国家已扩大到亚、非、欧、美各大洲。”我国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在《古陶瓷鉴真》一书中说:“我国陶瓷在唐代已有相当数量输出国外,入宋以来,瓷器对外输出有增无减。在亚洲的东部、南部、西部及非洲东海岸很多国家都发现有宋代瓷器……”

宋元时期,中国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有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上述品类在国外都有大量发现,龙泉窑、景德镇窑、德化窑、泉州窑、西村窑和潮州窑等是主要的外销窑口,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陶瓷外销的实际情况。

最早出现在欧洲的瓷器,是通过波斯、埃及等国传过去的,数量极少。唐宋时期,中国瓷器贸易主要由阿拉伯人控制。1517年,葡萄牙商船第一次抵达澳门,欧洲与中国的直接贸易以瓷器开始,中国瓷器从此遍及欧洲大陆各国。中国瓷器是西方国家本地陶瓷所不能比拟的器皿,在贵族中以收藏瓷器为荣耀。

三、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产生的积极作用

宋元时期,外销瓷器数量急剧增长,有力地刺激了中国各地制瓷业的发展。瓷器的外销热潮,同时带动了制瓷技术的传播与交流,受其影响最大的是日本与朝鲜。此外,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如德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制瓷风格受到中国瓷器的影响。

宋元时期,陶瓷适应了消费者的爱好和要求,大量运销东南亚,极大地改善和丰富了东南亚人民的物质生活。中国陶瓷制品的输入,还改善了东南亚人民的生活。在与东南亚国家友好交往的过程中,对这一地区输入的大量中国陶瓷,不但改善、丰富和美化了当地人民的生活,而且在传播烧造陶瓷技术方面也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中国制瓷技术传入东南亚地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使自己能够自己生产大量适用的陶瓷器皿,以供当地人民使用,扩展和深化了中国陶瓷对东南亚人民生活文化的影响。制作精良、质量上乘的中国陶瓷,在东南亚个别地区还和当地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发生了奇特的联系。陶瓷鉴赏家韩槐准先生指出:“在婆罗洲一地各种民族,其习俗极重视我国之陶瓮及瓷瓮;其家中之财富,皆视其所藏之陶瓮、瓷瓮之多少以为衡。其最大之需要,乃应用于埋葬,以为妆奁。”温鲁大在《英属北婆罗洲》中说:“在柏巴(Papar)之风俗,其女嫁时所得之妆奁,必与其母前嫁所得妆奁相同量,例如彼之老母前所得者为……瓮五个……其女嫁时亦当如此数。”同时,中国古陶瓷瓮也被作为可以充分保证债权的借款的抵押品,韩槐准说:“……此种土人家藏之瓮,非易于购得,倘欲罗致,惟有一途。缘为婆罗洲一地,其经营商店者多属华侨……倘土人财用缺乏时,每携家中所藏之古瓮为抵押品与华侨商店借款,便利议明月息几何,限期若干年月,当依期持款来赎,如过期,债主可自行卖出。”其次,在婆罗洲民族中还盛行着瓮葬。北婆罗洲土著民在圣瓮节崇拜圣瓮的情景颇为热闹,所行仪式的目的是驱逐村中的邪魔。

中国瓷器的出口曾对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瓷器对西方的影响力甚至大于丝绸,故西方人直呼中国为“瓷国”,中国的英文名称“China”实质就是“瓷”的意思。

从宋元至今的千余年,五彩缤纷、莹润亮泽的中国陶瓷是古代国际贸易的大宗商品,曾一度居于中国出口商品的首位。瓷器通过各种渠道输入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澳洲等地区后,对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国家先后都参与的陶瓷贸易,对古代中国与世界经济交流、人类生产发展和文明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日本当代著名学者三上次男在其所著《陶瓷之路》一书中说:“陶瓷是跨越中世纪东西方世界的一条友谊纽带,同时也是一座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不容置疑,中国古代陶瓷对世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世界上一些致力于考古学、中西文化交流史、经贸史、工艺美术史的学者,甚至包括其他一些行业的学者非常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古代中国陶瓷器碎片乃至完整器皿在世界各地接二连三地被发现的事实。公元6～7世纪以来,中国的陶瓷器像星星一样在世界各地散布。在东南亚的菲律宾、 吕宋岛、北婆罗州,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泰国,南亚的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中亚的“波斯”地区,伊朗,阿富汗,东地中海沿岸的黎巴嫩、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 伊拉克,土耳其,阿拉伯半岛,北也门,阿曼,石油之国巴林,圣地麦加,东非,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桑巴给尔岛,马达加斯加尔岛,埃赛俄比亚和埃及都发现了大量的中世纪中国陶瓷。在20世纪末乃至本世纪相继在以上各地发现的中国陶瓷已经形成了世界学术界引人注目的“中国古陶瓷研究热”现象,学者们也越来越注意到由此而产生的所谓“中西文化交流”、“东西方贸易交往史”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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