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斯得诗歌“诗史”探微

摘 要：宋末诗人高斯得，其诗歌创作以叙事为主，纪实与伤时并重，创作了大量堪称“诗史”的诗歌。高斯得诗歌中有着明显的秉笔直书的“诗史”意识。他的诗歌创作以古体诗为主，通过组诗的形式更好地记录时事。其诗歌创作中大量的自注，解说背景、补充时事，使得其诗歌有着明确的“诗史”内涵。

关键词：高斯得；诗歌；诗史

中图分类号：I207.2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2）03-0051-04

自孟《本事诗》中以“诗史”论杜诗，以诗歌传达史实意义上的“诗史”概念就已经形成了，有宋一代人们对“诗史”的讨论更为深入。宋代重文轻武，文人与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正如柳诒徵所言：“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1］宋代文人对政治的热情、对社会的关注反映在诗歌中，极大地促进了诗歌创作中的社会意识以及“诗史”特性。黄宗羲《万履安先生诗序》曰：“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借乎诗也。……是故景炎、祥兴，《宋史》且不为之立本纪，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闽广之兴废？非水云之诗，何由知亡国之惨？非白石、发，何由知竺国之双经？陈宜中之契阔？《心史》亮其苦心；黄东发之野死；《宝幢》志其处所，可不谓之诗史?”［2］在梨洲先生看来，诗可以补史之阙，尤其在易代之际，史亡而以诗存之。文天祥、汪元量、谢翱等人的诗作确实记载了宋亡之际的国破家亡、生民流离，但考察宋季“诗史”，高斯得更是不容忽略的一个重要诗人。

一

高斯得（1201―1275年后）①，字不妄，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高稼子，登绍定二年进士第，授利州路观察推官，累官至参知政事。为人刚直不恶，屡屡触忤权臣，一再被贬。其诗歌现存170余首，多感时伤事之作，据统计，仅从诗题可知是反映时事的诗歌就有40余首。另有不少诗作虽作他题，仍是以反映时事为主要内容。如《次韵徐景说见寄并呈牟存叟》曰：“人事一朝异，祖训成仇冤。奸隶窃其柄，良朋中路捐”；《次韵李通甫赋中秋》曰：“抵掌谈世事，亦可资一噱。……奈何朝廷上，聚铁方铸错”。诗人秉笔直书，在这些诗歌中叙写了宋末社会的政治举措、民生凋敝，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之心。“是亦足称诗史矣。”［3］

所谓“诗史”，宋人多围绕杜甫诗歌进行论述，《蔡宽夫诗话》曰：“子美诗善叙事，故号‘诗史’。”《后村诗话》载：“唐自中叶，以徭役调发为常，至于亡国，肃、代而后，非复贞观、开元之唐矣。新、旧唐史不载者，略见杜诗。”可见，宋人对于“诗史”的定义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叙事；其二是反映史实。当代学人孙明君说“所谓‘诗史’乃是诗人以仁者心观照当下社会现实，从而创作的具有天下意识和忧患及其相应艺术特征（地负海涵，沉郁顿挫）的诗歌。”［4］这是对“诗史”的一个较为合理的定义。按照这一标准，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高斯得诗歌的“诗史”特性。

其一，忧时伤事。高斯得生活在理宗、度宗朝，在宋王朝走向最后灭亡的这几十年内，外有强敌压境，内是昏君乱臣，统治阶层在太平的假象里苟且偷安。上行下效，在民族危亡之际社会上却是反常的弥漫着一种耽乐游逸之风。文人士大夫在无所作为又无可奈何的处境中更多地倾心于游山玩水、啸傲山林。这一时期的诗歌充斥着衰飒之气，一向被视为是亡国前的靡靡之音。但是此期的诗坛上仍不乏有识之士以社稷苍生为重，不忘其社会责任感，用诗歌记录、反映那一时期的社会现状。高斯得即为其代表诗人。其《酒阑》诗曰：“世道日沦忽，涔泪夜中滋。客问子何伤，伤予士气痿。不见齐鲁，所争在糟。……哑钟悬清庙，虎伏路垂。此而为君子，小人当谓谁。币轻物痛跃，赤子命一丝。尚曰此元，天乎欲谁欺……”言直情且，对国事的担忧、对时局的不满溢于言表。《感事》“太师百僚长，历代皆有之。所用有贤否，邦以分安危。……咄哉京桧托，言之可嘘欷。近者扬王庭，举朝莫言非。太潞不可作，吾其谁与归。”对晚宋社会独相掌权的社会现实作了如实的记载，对政局的失望之情也不言而喻。《五月》更是如实记载了南宋军事能力的劣势，“师出无寸功，败书常踵路。世道复谁论，当局委而去。”南宋王朝军事萎靡、士气不振，贾似道鲁港不战而逃更是直接动摇了南宋国脉。高斯得诗歌中对此的真实记载也清楚地说明了在这种国弱兵困的情势下，宋王朝如何挣扎在生死存亡线上。宋朝末年，连年的战火，经济衰弊，物价上涨。高斯得《物贵》、《物贵日甚》、《桑贵有感》、《赋》诸篇，真实而形象地展示了这一时期人民的困苦生活。

其二，直言抗权。高斯得为官敢言，不畏权贵。其诗歌多有议论时事，抨击权奸，揭露社会黑暗之作。宋末，经济几近崩溃，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追究造成这一社会现状的原因，高斯得归为是“奸人窃其权，百物因大翔。”（《物贵》）高斯得敢于抗直犯上，嫉恶如仇。弹劾史嵩之，触忤丁大全，斥责贾似道，甚至直指理宗，“币轻物痛跃，赤子命一丝。尚曰此元，天乎欲谁欺。”（《酒阑》）当众多的诗人文士陶醉于所谓的“元更化”时，他却颇为清醒地认识到这不过是当权者自欺欺人的又一损国害民的举措。高斯得诗中对于贾似道的跋扈、荒淫无度多有无情的揭露。《三丽人行》序曰：“杜子美作《丽人行》，讥丞相杨国忠也，贵妃之兄。近事有相似者，以苏公有《续丽人行》，故作《三丽人行》。”贾似道是以外戚的身份登上的政治舞台，在宋末的内外交困中，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他却整日悠游于西湖的旖旎风光中。高斯得在对其游乐的铺张奢侈进行揭示的同时，无情地批判道：“风流宰相推第一，但恐稷契羞同伦。腥风霎霎塞宇宙，万年遗臭何时泯。要当壮士为一洗，我老无力覆八溟。”（《三丽人行》）。这与当时诗坛上的谀颂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高斯得对于贾似道当政的公田举措也颇为不满，《官田行》、《读陆逵常簿奏篇喜而赋》等诗都揭露了公田法对民众的损害。这是周密所言 “（公田法）此事苛扰，民皆破家荡产，怨人骨髓”［5］的进一步解说，为宋史提供了具体的史实。《鬼瞰吟》、《要君》、《西湖竞渡游人有蹂践之》等诗都对贾似道的倒行逆施、荒淫做了惟妙惟肖的揭露，

其三，自伤身世。高斯得另有部分自伤身世之作，这些诗歌通过对自身遭遇的叙述抒情，展示了个体在社会环境中的活动和处境，从而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别具“诗史”内涵。淳元年（1241）“冬雷，斯得应诏上封事，乞择才并相，由是迕嵩之意。迁太常寺主簿，仍兼史馆校勘。时斯得叔父定子以礼部尚书领史事，时人以为美谈。会太学博士刘应起入对，拄嵩之，嵩之恚，使其党言叔父兄子不可同朝，以斯得添差通判绍兴府。”［6］12322-12323淳二年（1242），“四朝《帝纪》书成，上之。嵩之妄加毁誉于理宗、济王，改斯得所草《宁宗纪》末卷，斯得与史官杜范、王遂辨之。范报书亦有“奸人剿入邪说”之语，然书已登进矣。”［6］12323《鬼溪即事五首》对此皆有记载。在这种自传性质的诗歌中，不难窥见当时社会权相独政，政府机构几近瘫痪，有识之士难于作为。 “龙飞四十春，先皇始招延。绛侯正骄主，答策聊相镌。无心得天下，人力何有焉”；“未几孽嵩来，当国恣且专”；“淳更化瑟，弓旌罗八缠”；“吴公亦去相，国事堪潸然。荏苒兵难作，扰攘纷戈。吴公再秉钧，首议贾生篇”；“伤哉淳士，萧艾化兰荃”；“一旦彗星出，应诏言数千。历数蔡京罪，请收贾充权”。 《自叙六十韵》中的这些诗句，都是诗人生活背景的真实记录，显然，诗人在自叙生平中寄予了深深的家国之恨，从而更为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现状。《生日自嘲》、《齿落》等莫不如此。

二

高斯得师从李心传，端平元年（1234），李心传以著作佐郎领史事修《国朝会要》，辟高斯得为检阅文字，嘉熙二年（1238），李心传修四朝史，辟高斯得为史馆检阅，分修光、宁二帝《纪》。这种修史的经历显然培养了高斯得客观求实的史学思想。其诗歌创作也深受其影响，有着明确的史笔意识。

首先，以组诗的形式写时事。所谓组诗是指以若干首诗歌来表现同一主题的一组诗，这种形式的诗歌创作便于主体的表达、内容的丰富。《孤愤吟诗十三首》序曰：“甲戌十一月以后，边事日急，作此以纪一时之事。”甲戌即咸淳十年（1274），是年元朝调兵遣将向南宋发出了最后的进攻。鄂州失陷，南宋王朝危在旦夕。《孤愤吟诗十三首》首篇曰：“桧当权十五年，始终只被一私缠。人心失尽天心怒，燎火炎炎故不然。”从秦桧、韩胄的专权谈起，高斯得对南宋王朝的兴亡做了一个沉痛的历史反思。“始终只被一私缠”，一句话道破了南宋王朝政局的腐朽不堪。在这13首诗歌中，对贾似道当政期间的阴许岁币、推打算法、行公田法都做了批判、反思。“阜录新书幸已成，名山藏去复传人。毋令十载编摩苦，竟与家书共厄秦。”经过对时事的反思，诗人此时对南宋的命运已经了然于心了，悲伤沉痛中，所幸“阜录新书成”，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诗篇首尾照应，对宋末时事记载详实。显然，诗人有着明确的存史意识。《书事四首》围绕“避寇”一事层层渲染。“两月窜荆棘，愁生祗自怜。屈盘茅屋底，擎跽野人前。尽室逾百指，看囊无一钱。长安望不见，何日静戈。”诗人在战火中的颠沛流离其实正是那个时代广大民众司空见惯的生活。“长安望不见，何日静戈”，诗人的期望真实地传达了宋末广大人民的心声。以组诗的形式写诗，便于叙事，这在一定程度上正迎合了“诗史”的要求。

其次，高斯得诗歌多为古体诗。古体诗不拘格律与音韵，便于叙事。而“诗史”最基本的特性之一既是如实地反映社会现实，这必然要求诗歌的创作以叙事为主。如《记二首儿四日雷二异》一诗，“咸淳七年正二月，天灾人异何稠叠”交代了事情发生的时间以及诗歌所叙主题“天灾人异”；“日当丙子月当寅，湖州昆山有妖孽。曹家产子威杀人，二首一身连骨节。”事情发生的时间、起因；“人妖示变未三旬，二月天灾来不辍。粤从已亥至壬寅，据历雷声未当发。胡为砰訇震天鼓，四日四夜声不绝。”事情的进一步发展、高潮；“二首之儿四日雷，占虽不同应无别。作诗会入五行传，谨勿流传取刖。”事情的结局。且不考虑此诗内容的迷信色彩，从诗歌的结构安排来看，宛如一个故事的讲述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末世多言鬼，此诗在对“天灾人异”的记载中如实的反映了时人对于这些“怪事”的恐慌。这其实也从侧面反映了末世人们内心的惶恐，所以才会求助于占卜来预测吉凶。为了彰显纪事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在高斯得的诗歌中对叙述内容多有具体时间的记载。“方冬十月天炎蒸，雷公吼怒声凭凭。”（《冬大雷电》）“噫呼嘻乐哉，咸淳三年之秋大有年。”（《官田行》）“杭州城西二月八，湖上处处笙歌发。”（《西湖竞渡游人有蹂践之厄》） “五月出师时，老臣抱忧惧。”（《五月》）可见，高斯得创作诗歌很注重诗歌的纪实性，这也正是“诗史”的特性之一。

另外，高斯得诗歌创作中，为了如实地反映时事，不仅有序言，而且多自注，这是宋代诗人创作中不太常见的情形。高诗自注多是对时事的解说，颇有以诗存史的意味。据统计，高斯得诗歌中自注近50处。《龟溪即事五首》其一曰：“顽云鹤岭，积雪明龟溪。榆社已屋，斯焉卜幽栖。亦有好事人，除馆溪之西。门巷寄深窈，青山有攀跻。平生秉微尚，颇忻咏归兮。且可投吾簪，安能栖会稽。”诗歌描绘了龟溪的风景，顽云、积雪、溪西之馆、青山绿水，风景秀丽，但“且可投吾簪，安能栖会稽”却颇为费解，诗人的自注“史嵩之以冬雷封事见逐，改予越，不赴”使得诗意顿然明朗。诗歌语言的凝练、明洁使其意蕴丰富的同时，有时也会引起歧义，从而给解读带来了一定的模糊性，高斯得诗歌创作中明确的自注，在帮助读者解读诗句的同时，也记录了时事，这显然也得益于诗人修史经历所培养的存史意识。《赠蜀僧钦师》曰：“天台招提薮，我常避其尘。夫岂无名缁，近腻终汗人。”诗人自注：“时鬻寺之风颇盛。”这对于后人考察宋末的社会风情都提供了可信的史料。诸如此类的“自注”在高斯得诗歌中比比皆是。

可见，高斯得诗歌的创作不仅从内容上符合“诗史”叙事、纪事的要求，在创作手法上也不再仅仅以抒情表意为主。而是力求叙事的真实、表意的准确。把忧国忧民之心寄予在诗歌中，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民生疾苦多有揭示。

三

邵雍《伊川击壤集》卷十八《诗史吟》曰：“史笔善记事，长于炫其文；文胜则实表，徒憎口云云。诗史善记事，长于造其真；真胜则华去，非如目纷纷。”［7］宋人论“诗史”都较为重视“诗史”的叙事。以诗叙事，以诗存史的观念在宋末文人中更为流行。高斯得诗歌以叙事为主，无论是忧国伤时还是直言抗权的诗作，都是真切地记录了宋亡前夕社会动荡、政治腐败、战火连年、物价飞跃、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甚至在自叙身世的诗歌中都寄予着深切的家国之恨。为了更好地叙事，高斯得诗歌在创作上也别具一格，从形式上，高诗用组诗的形式叙写时事；从文体上，高斯得采用了便于叙事的古体诗，古体诗不拘音韵和格律的创作要求丰富了“诗史”创作的内容；在诗歌创作中，高斯得又别出心裁地以“自注”的形式来解说诗中所述“史实”。这样一方面不失诗歌语言的含蓄蕴藉，同时在阐述诗歌内容的同时也保存史实。由此可见，高斯得的诗歌创作有着明确的“诗史”意识。这固然得益于高斯得师从李心传修史的经历，但也不能排除这与宋末文人“诗史”观有着重要关系。自杜甫之后，宋代诗人颇为重视诗歌的“诗史“创作。宋末的社会动荡、强敌压境与唐代“安史之乱”有着相似的情形，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社会现实引发了诗人忧国忧时之情怀，纪实与伤时并重的“诗史”创作也蔚为大观。

元赵景良所编《忠义集》即是“以诗存史”的具体体现。也是宋末“诗史”创作的一个延续。集中《补史十忠诗序》曰：“诗以厚伦美化为本，如曰谐俗寄情而已，即千篇奚益？……清议得忠义臣十人，史不书，各赋十韵，纂其实，曰补史诗。”［8］故而，以诗存史、以诗补史的“诗史”创作，不仅为研究宋末社会保存了大量资料，同时也是中国“诗史”创作一个重要的阶段，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580.

［2］ 黄宗羲.南雷文定（卷一）［M］.清康熙刊本.

［3］ 永.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1044 .

［4］ 孙明君.解读“诗史”精神［J］.北京大学学报，1999（2）.

［5］ 周密.齐东野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3：316.

［6］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 邵雍.伊川击壤集（卷十八）［M］.四部丛刊景明成化本.

［8］ 赵景良.忠义集（卷一）［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