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格萨(斯)尔》史诗研究的新视野、新问题与新方法

[摘 要] 文章对新世纪以来《格萨尔》史诗研究的新视野、新问题与新方法进行了回顾与探讨。在所出现的新视野方面对史诗的艺术改编和文化产业及民族视域下的格萨尔研究等进行了论述；在新问题方面主要是针对文学性研究不足，史诗基本理论深研不够，艺人可持续发展等提出了看法；在新方法上，主要对程式和“AT”法的运用进行了介绍。基于上述新情况，史诗的研究也必须与时俱进。

[关键词] 《格萨（斯）尔》史诗；新视野；新问题；新方法

[基金项目] 本文受到“大学科研启动资金”的特别资助。

【中图分类号】 I20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7-003-7

如果说学汉语最基本的工具书是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学英语最基本的工具书是一本《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的话，那么研究《格萨（斯）尔》最基本的工具书则是赵秉理先生主编的《格萨尔学集成》（1-5卷），再加一本则是扎西东珠、王兴先二位先生编著的《格萨尔学史稿》。前者几乎囊括了新世纪前的所有研究《格萨（斯）尔》的全文资料（包括各级各类专题会议资料、学术会议资料等），此大型工具书的特点之一就是内容极其丰富。“它把我国从3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分散发表的《格萨尔》研究文章编纂成书，集历史性、系统性、信息性、资料性、学术性于一体。”作者从1990年12月至1998年11月，花费整整9年时间和心血，终于编纂成了一部可供格萨尔学人置之案几的权威工具书，有诗赞曰：“格传集校几经年，历经千辛与万难，有志竟成岂虚语，勇留伟绩在人间。”而后者，《格萨尔学史稿》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者只述不评的缺憾。从中，学人们可了解到：世界最长史诗《格萨尔》的产生、形成、发展史；《格萨尔》的出版史；《格萨尔》的收集整理史；《格萨尔》艺人的成长史；《格萨尔》的音乐、绘画、雕塑史；《格萨尔》的风物传说概况；《格萨尔》在藏族、蒙古族及其他相关民族中的流传、分布和演变概况；《格萨尔》的翻译史；对《格萨尔》多学科的研究史，以及研究者们对上述种种“史”与概况的不同见解与争论。本书有关专题史章节，就《格萨尔》的多学科研究价值及其研究，也作了一定的论述与评说。

问世于新世纪前的这两部研究《格萨（斯）尔》的权威工具书，可谓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惠及后人，对它们的说明，权且当作是对新世纪前《格萨（斯）尔》研究的简要回顾。

一、新视野

（一）国际学科――史诗的学科建立。当然，西方国家研究史诗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我们这里所说的“史诗的学科建立”，是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学科。今天，从大兴安岭南麓到天山南北，从青藏高原到印度洋北岸，从黄河两岸到伏尔加河之滨，从天府之国到北美大地，到处盛开着《格萨尔》之花。它已成为中外研究史诗、民间文学和藏学的热门课题，已成为国际性的“格萨尔学”。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989年11月、1991年8月、1993年7月、1996年7月、2002年7月连续五届“《格萨（斯）尔》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我国成都、拉萨、锡林浩特、兰州、西宁的相继召开和圆满成功，除了说明《格萨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之外，还标志着我国格萨尔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科学体系已基本形成。同时，“格学”业已成为国际性藏学研究中与历史研究、宗教研究、藏语研究并列的四个热门学科之一，《格斯尔》研究也已成为国际性蒙古学研究中的重要研究领域。

根据“格学”科学体系的建设现状，我国已有能够进一步向“格学”的高层次递进的有利条件：（1）已有多方面的极其丰富的科研资料；（2）已有20多部较高水平的论著和近千篇涉及《格萨（斯）尔》方方面面的论文与调查报告；（3）已有多家集收集、录制、整理、翻译、研究为一体的工作机构和一支客观的具有多民族成分的老中青结合的研究队伍；（4）已能在国际间进行同国外同类学科水平不相上下的且占据特有条件与优势的学术交流活动。

而2009年7月27日至31日，在昆明成功举行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被称为是新世纪以来特大型的国际学术会议。此次有关“格萨尔文化研究”的专题会议也受到了众多与会者的热情参与和高度关注。“是格萨尔学科创建以来首次以文化研究为宗旨和标志、从各个侧面展示格萨尔学研究最新成果的重大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体现了新时代下格萨尔学研究的新气象、新阶段和新趋势。”

此次专题会议主席是西北民族大学坚赞才让教授，他总结了这次专题会议的特点：

其一，由传统的收集、整理为主走向文化研究为主；

其二，质量高、内容广、富于时代特色。如所提交的论文涉及到了格萨尔造型文化，格萨尔伦理学、民俗学、心理学研究，格萨尔文学、音乐研究，格萨尔艺人研究，格萨尔民族学、比较研究，国外格萨尔学研究等；

其三，格萨尔文化研究中年轻学者的比例上升。年轻学者的比例攀升充分说明了格萨尔文化研究事业后继有人，预示着它蓬勃发展的动力。

（二）艺术改编――史诗的今生演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格萨尔》史诗发掘收集整理研究进入热潮，史诗不同形式的艺术改编也迎来了高潮。进入新世纪以来，《格萨尔》史诗的艺术改编又呈现出了新形态。主要有以下四大亮点：

1.小说。小说《格萨尔王》是当代作家阿来从藏族传统文化当中汲取养分、寻找灵感，对本民族史诗的重写献礼之作。可以说，小说《格萨尔王》的出现，是《格萨尔》史诗艺术改编在文学体裁样式领域里的重大突破。突破了两者间似乎不可逾越的鸿沟。当然，在阿来的创作中，如何将英雄史诗二度创作为小说体裁，这是问题的瓶颈。作者独具匠心，别出心裁地设置了必要的人物形象，就像贯串宝石玛瑙的项链一样，将虚幻与现实巧妙地融化在了一起，建构了小说固有的模式：以人为中心的故事情节的叙事描写。具体说来，阿来的再创造，“着重选取其中的‘神子降生’、‘赛马称王’及‘雄狮归天’三个部分……”这部作品既凸显了他的民族背景，又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它体现出阿来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思考。其中既有对文化寻根意义的探索，又有对于现代文明影响下的传统文化将何去何从的隐忧。

下面重点叙说的是青年学者王国明对土族《格萨尔》的研究。王国明师兄高我两届，也是王先生的学生。目前，他在研究土族《格萨尔》方面，已取得了三大成绩。

一是，在王先生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土族研究》，并于2009年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涉及到了土族《格萨尔》中的创世史诗、生产生活、、风俗文化、语言形式等。尤其是其中的创世史诗部分，是其它《格萨尔》史诗中所没有的，它巧妙地融入到了土族的《格萨尔》史诗中。

二是，在王先生的严格要求下，用国际音标原原本本地记录了土族《格萨尔》。现已出版了两大本《土族》上、中册，约253万字，并编入到了王先生主编的《格萨尔文库》第三卷。其学术价值、语言学价值不言而喻。

三是，出版了专著《土族语言研究》。该书论述了“土族《格萨尔》在语言变现形式上的特殊性”、“土族《格萨尔》中土族语语音的分类”、“土族《格萨尔》中藏语语音的分类”、“土族《格萨尔》中土族语与藏语语音的对比研究”、“土族《格萨尔》中的词汇和语法”等等。被称为是整个“格学”研究中第一本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格萨尔》史诗的专著。

至于白、普米、纳西等少数民族的《格萨尔》，除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几篇零星的论文介绍外，鲜有进一步研究。据王先生和他的学生王国明等人于上世纪80年代考察的结果看，基本上处于失传状态。

二、新问题

（一）史诗文学性研究名不符其实。现在看来，对《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已呈现出多学科异彩纷呈的研究态势。主要表现为：史诗基本理论的研究、史学研究、语言学研究、艺术研究、宗教研究、民族学研究、民俗学研究、艺人研究、比较研究等等。虽然其中不乏对史诗的文学研究。但相较于方兴未艾的对《格萨尔》史诗的宗教、民俗、语言学、民族学等的研究状况而言，其文学研究状况极为薄弱。

从国外来看，“国外对于史诗《格萨尔》的文学性方面的研究仍十分薄弱。也许因为一些学者并没有把这一部史诗作为民间文学的一部分来看待，或者还有其他种种原因，因而有关史诗的文学性的研究文章甚少。”

国内而言，对《格萨尔》史诗的文学研究，有学者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30、40年代的研究；20世纪50、60年代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及其以后的研究。如果说前者是《格萨尔》史诗文学研究之滥觞，中者是其初步发展，那么后者则是整个20世纪对《格萨尔》史诗文学研究的最高峰。这个阶段取得的成就是，涉及到了《格萨尔》史诗的情节与结构；探讨了史诗的创作方法与艺术特点；分析了人物形象与艺术典型化。

然而，史诗首先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作为人类最初的文学样式，她为后世文学作品的发展提供了诸多范本、蓝图，是一眼永不干涸的文学泉源。因此，对《格萨（斯）尔》史诗的研究，也首先应该在文学领域开出更美更艳的花朵，结出更多更大的硕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研究《格萨（斯）尔》的诸多领域中，最为薄弱的恰恰是史诗的文学性研究。前面提到20世纪《格萨（斯）尔》史诗文学研究达到了最高峰，这个时期，不仅有一定数量的学术，更是出现了一部研究《格萨尔》史诗文学性的代表作，即吴伟之专著《人物研究》。当然，这与同时期的其它领域的研究相较而言，虽然，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但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对史诗文学性的研究仍然没有超越那个时期的最高峰。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新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有识之士针对这种怪现状，清醒而又明确地指出“《格萨尔》作为一部英雄史诗，文学性是其首要特性。史诗首先是一部文学文本，在这部内涵丰富的文本中，其文学意义是彰显它价值的重要途径。”他首先从史诗对民间文学艺术创作的影响谈起：《格萨尔》是一部伟大的民间文学作品。它从内容到形式，全面而充分地汲取了藏族古代神话、传说、故事、谚语、格言、折嘎、故而鲁、山歌、喇嘛嘛呢、歌舞、戏剧以及绘画、音乐的丰富营养。也就是说，它是在藏族民间文艺及其丰厚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的。它对藏族古老的民间文艺起到了知识汇总、保存、传播和发展的积极作用。它是一座藏族民间文艺的丰碑。接着，他又指出史诗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格萨尔》对藏族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可以说每个藏族当代作家都接受过史诗的沐浴，从思想理念和精神方面都受到过洗礼。”我们不妨举例说明：有的作家，其本身就是格萨尔研究专家，譬如降边嘉措、丹珠昂奔、扎西东珠等人……此外，藏族作家益西丹增（代表作是《幸存的人》，主要作品还有《迷茫的大地》、《菩萨的圣地》等）、扎西达娃（代表作是《，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主要作品还有《江那边》、《没有星光的夜》、《世纪之邀》、《白杨树、花环、梦》、《，隐秘岁月》等）、阿来（代表作是《尘埃落定》、新作是《格萨尔王》）、《意西泽仁》（代表作是《大雁落脚的地方》）、尕藏才旦（小说集《半阴半阳回旋曲》）等，作者最后得出结论：“他们的创作或显在或潜在，都受到《格萨尔》史诗的影响。可以说，《格萨尔》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已经深入到作家们的灵魂深处。”

既然有如此的重要性，又有如此丰富的研究资源，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深入挖掘《格萨尔》史诗与民间文学与藏族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呢？换言之，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史诗的文学性研究名不符其实呢？大致说来，原因有三，其一，研究者本身的文学素养有待于提高，还要及时关注并掌握最新文学理论、文学方法、文学成果，同时，自觉地投身其中。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研究《格萨尔》史诗的学人，本身并非文学科班出身，从文学角度研究是他们的弱项，自身底气的发怵和不愿问津，久而久之甚至形成了一个研究的“”。要知道，由于我们有意无意的研究“偏好”，甚至可能导致史诗研究的畸形发展，我们不能不倒吸一口凉气，惊定之余，痛定思痛，“文学自觉”应该是切中史诗之研究的肯綮。其二，我国学者接触史诗、研究史诗的历史不长，甚或可以说其研究史非常短暂。直到民国鲁迅、郭沫若这些大文豪对史诗的研究依然未能深入，要么简单提之，要么语焉不详。解放后，由于走过一段“歪路”，我国研究文学的一流学者，要么“靠边站”错失良机，要么重视程度不够，所以始终缺乏一大批文学研究的一流专家、学者的热情投入。当然，对藏族学者而言，由于历史的原因，对《格萨尔》史诗文学性的研究，也不够投入。甚至有一种鄙夷的态度，解放前，“乞丐的喧嚣”是他们对到处流浪的《格萨尔》史诗说唱艺人的嘲弄和戏谑。其三，译本的原因。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藏汉全译本，这无疑对史诗文学性的研究有着莫大的局限作用。另举一例，我们无法全面地对《格萨尔》进行中外史诗的文学性比较研究，是因为匮乏某些史诗的藏汉译本，如，《摩诃婆罗多》这部当年雄踞第一现在位居第二的伟大史诗，我们就缺乏一个对它的全译本。如此状态，请问研究又从何谈起呢。

加强《格萨尔》史诗的文学性研究既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问题，又是《格萨尔》史诗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的突破口。

（二）史诗的基本理论研究相对匮乏。在我们了解史诗、研究史诗之前，如果匮乏于史诗的理论，这不仅限制我们的视域、思维，更会使我们的史诗理论创新裹足不前。其实，先不要说其创新问题，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及中外哲学家、文学家论史诗的精辟论断的继承方面，也做得令人汗颜。

经笔者查阅，关于史诗理论方面的研究，新世纪来也是“万马齐喑究可哀”。而在新世纪前，却有着这方面的代表作。如，宝音和西格的《谈史诗的特征及其价值》，王德和的《黑格尔史诗理论初探》、《史诗简论》，潜明兹的《论史诗》、《英雄史诗简论》、《史诗类型略论》，钟进文的《史诗论略》，降边嘉措的《史诗与史诗研究》，段宝林的《史诗研究方法论刍议》，另外还有赵秉理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及中外哲学家、文学家论史诗》，以及吴岳添翻译的法国学者鲍里斯・希洛克的《史诗英雄的幻化》和赵丽娟翻译的前西德学者瓦尔特・海西希的《关于蒙古史诗中母题结构类型的一些看法》等等。

他们关于史诗理论问题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英雄史诗方面的论述；

鲁迅、矛盾等对史诗的阐释；

高尔基、别林斯基等前苏联学者对史诗的论述；

黑格尔史诗理论；

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及史诗理论；

史诗的含义，创世史诗，雏型英雄史诗，英雄史诗；

史诗的特征及其价值；

史诗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史诗的思想内容及其主要特色；

史诗永久的艺术魅力；

当今时代能否写出史诗；

史诗与传说，史诗与神话的密切联系；

史诗是一个民族的特殊的知识总汇；

史诗与民族精神，研究史诗的意义；

史诗叙述的庄严性；史诗的描写研究；

史诗基本情节构成，形象思维特点；

英雄史诗的幻化――诞生、双亲、乌鸦和天鹅、食物、青蛙、讨厌的外貌老人和新生儿、英雄的服装；

史诗基本结构的十四大类：（1）时间；（2）英雄的出生；（3）英雄的家乡；（4）英雄（外貌、性格及财产）；（5）英雄的马同他的特殊关系；（6）启程远征；（7）助手及朋友；（8）受到威胁；（9）仇敌；（10）遇敌、战斗；（11）英雄的计策、磨刀；（12）求婚；（13）婚礼；（14）返回家乡。

没有理论的指导，其实践是盲目的。不加强理论的探索，其研究是肤浅的。笔者认为新世纪加强《格萨尔》史诗的理论研究，应侧重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史诗多角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

2.史诗比较研究的理论；

3.史诗艺人研究的理论；

4.史诗数据库建构的理论；

5.史诗艺术改编及其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或曰《格萨尔》史诗与现代结合的理论）；

6.格萨尔学人才培养的理论；

7.《格萨尔》史诗翻译的理论；

8.《格萨尔》史诗在相关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发展的理论。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将老一代著名格萨尔学研究专家降边嘉措先生语重心长的话，重新提起，以示长鸣。他说，我国关于史诗的基本理论研究，本来就十分薄弱，很多问题不为人了解，在某些方面，甚至要进行启蒙性的工作。随着史诗的收集整理和科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又不断地向我们提出新的课题，因此，必须加强关于史诗基本理论的研究，对实践中提出的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回答。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该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不可能为我国当前各民族史诗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中提出的新问题，留下具体的、现成的答案。但是，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完整的体系。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史诗研究才真正走上了科学的道路。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史诗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他们关于史诗问题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在今天仍然闪烁着不可磨灭的真理光辉，仍然是我们研究史诗的指导思想。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艰苦的创造性的研究，探索史诗的发展规律，回答史诗研究中出现的新的理论问题，进一步提高我国史诗研究的学术水平，开创史诗研究的新局面，从而创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史诗的科学体系，并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史诗理论，做出我们应做的一份光荣贡献。

（三）“活化石”地位的说唱艺人。我们知道，《格萨尔》史诗有两大之最。它不仅打破了西方大哲黑格尔关于中国无史诗的论断，而且还打破了当时世界上最长史诗《摩诃婆罗多》（20多万诗行）的长度，约其5倍之多。据统计，《格萨尔》史诗达120多部，诗行上100万，字数达1000万言以上。这意味着什么呢，比世界五大史诗（《吉尔伽美什》、《伊里亚特》、《奥德赛》、《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的总和还要更多。另外，最了不起的是，还有一定数量的民间说唱《格萨尔》史诗的艺人活跃在广大藏区。是这些“行吟诗人”赋予了《格萨尔》“活形态”史诗的美誉，他们也因此获得了说唱《格萨尔》史诗活化石的赞誉。

这也因此使我们的研究具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这种活态使我们还有可能走进它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表演现场和艺术的腔调招式中，进行原生态的欣赏、体验、探究和追问。这是那些已经凝固化了的史诗所不能提供的。这就使得史诗研究的方法论或研究方式有可能发生本质性的突破。”

可是，该怎样让我们引以自豪的这些宝贵的艺人资源不至于枯竭呢。还是先让我们来看一看《格萨尔》史诗艺人研究的状况吧。

对于《格萨尔》艺人的研究，首先发端于国外学术界。其中，对《格萨尔》及其说唱艺人研究较为精深者，当属法国的石泰安教授。早在1959年，他就于巴黎出版了目前仍是《格萨尔》学领域很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之一的《藏族与演唱艺人研究》。而国内，直到80年代，才先后有杨恩洪、徐国琼、降边嘉措、王兴先、角巴东珠、格日勒扎布等学者有意识地深入民间，做寻访、调查和研究艺人的工作。到80年代末期，随着调查与研究的深入开展，人们对艺人研究的重要性已取得基本共识。也就是说，对艺人的研究到现在只有30来年的时间，这与艺人处于活化石地位的重要性是极不相称的。

扎西东珠、王兴先二位先生认为，对说唱艺人的专门研究，至少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1.艺人的社会背景；

2.艺人的身世与生存环境；

3.艺人的说唱与史诗传播间的关系；

4.、宗教仪轨对艺人的影响；

5.艺人的记忆特点与表演形式；

6.艺人的类型；

7.演唱道具及其功能；

8.“神授”与“托梦”之说等；

9.各民族艺人之异同。

就以上面第六点艺人的类型来说，降边嘉措先生将藏族《格萨尔》艺人分为7类，即①托梦艺人（babsgrung）；②顿悟艺人（dang snang sgrung）；③闻知艺人（thos sgrungs）；④吟诵艺人（vdon sgrung）；⑤藏宝艺人（dgongs gter）；⑥圆光艺人（pra phab）；⑦掘藏艺人（dter vdon）。他还指出：“只有第七类‘掘藏艺人’有文化，能记录整理，众多的抄本就是出自他们之手。”也就是说，多数艺人是文盲型的。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有颇多的争议，但至今莫衷一是。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发展，牧民定居点的大力推进，普九义务教育的全面落实，现代文明、现代技术的日新月异，史诗的说唱艺人会受到这些异质于传统之外的环境的多大影响。

不久前，我采访了一位艺人，22岁的斯塔多吉，他被称为是最年轻的格萨尔说唱艺人，也是目前唯一一个拥有大学生身份的格萨尔说唱艺人。也在不久前，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为我校文学院2010级藏语言文学班学生的他颁发证书，命名他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边坝格萨尔说唱”代表性传承人。和著名的扎巴老艺人一样，斯塔多吉也来自边坝，同样也是神奇的“梦授型”艺人。据他讲，在他年幼时，曾做了一个奇妙的梦，“梦见自己由将军们领至一个美妙的地方，并让他吃下长长的书卷……”醒后，无师自通的他就会讲史诗《格萨尔》了。而且以后，也没有拜过师、学过艺，但是，他会讲的部数却越来越多，现在已能讲到80来部了。对这种奇特的艺人说唱之谜的研究，从上世纪到现在，依然是众说纷纭，不得要领。

但我目前并没有什么信心和勇气去解决这个悬而未决的神奇的说唱现象。我只想就目前艺人们所面临的可持续培养、发展的问题，与他交谈看法。

其一，你与其它艺人有什么不同。

“首先，我是梦授型艺人，这种类型的艺人在艺人中所占比例极少。据我所知，目前在我区只有三位；其次，我是全国唯一的一位在大学学习的或者说是具有大学生身份的艺人。而其它艺人仍然是文盲型的居多。”

其二，那么你所接受的大学教育对你的艺人说唱，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实事求是地讲，我如不接受大学教育，这并不影响我的说唱，甚至我在大学校园里对我的说唱还有一些负面影响，有一些课，甚至我还觉得学了它们，我头脑里的史诗就少了。当然，接受教育，使我可以对我所说的史诗进行有效的记录。”

其三，你说唱史诗的惊人的记忆力用在你的学习上，肯定会让同学们望尘莫及吧。

“我一点也没感觉到。我也对自己说唱史诗时，所拥有的记忆力感到惊异。可是一到学习上，这种神奇的记忆力一点也用不上。我背书，感觉到很吃力，与学习一般的同学相比，都不占上风。对此，我也很纳闷。”

其四，也就是说，文盲不文盲的，不是影响一个艺人的关键，是吗？

“是的。我本人年幼时还没上学也没人教就会说，这算是一个例证吧。”

其五，那么什么是影响艺人的关键呢？

环境、氛围。大致说，就是艺人所生长的环境，绝大多数都是经济欠发达、交通不便的农牧区，可是那里却有着许多与说唱相关的原生态的遗存；听众的氛围滋养着艺人的说唱能力。

其六，你怎样看待现在影响艺人成长的环境和氛围。

总之，“地球村”、“全球化”，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我的家乡，是出说唱艺人比较有名的地方，近年来，也不可逆转地经受着现代文明、现代科技的洗礼。而艺人们现在正呈现逐年减少的状况。

其七，那么，你考虑过我们应该如何培养说唱艺人的问题吗？

其实，格萨尔说唱艺人不是培养出来的。“教是教不会的，学是学不了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也就是说艺人努力教你，你刻苦学，能掌握几部就不错了。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闻知艺人”的水平，基本上就是这样。但是，几十部，上百部的，那真不是教和学所能掌握的。

其八，你同意处于活化石地位的艺人正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吗？

“是的。”

其九，有什么良策或建议吗？

国家和政府给了包括我在内的艺人很多的一些照顾政策。但艺人的可持续发展、培养的问题，或者说这些活化石“永活不死”，确实是一个值得专家、学者、国家、政府思考的大问题。我只是心急，却没有什么好办法。有时我也在想，其它史诗的艺人都或迟或早地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这是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我们有什么办法避免呢？

小艺人的坦陈及其忧虑，我们可以理解。专家们指出，土、裕固、普米、白族《格萨尔》，由于无本民族文字、鼎盛时期的口传未能及时转换成抄本，近年一些屈指可数的艺人传唱也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并日趋淡化和衰失。而在蒙古族地区，史诗的书面作品大量涌现，口头说唱逐渐让位于书面抄本、刻本的流传，久而久之，民间的说唱艺人逐渐减少。目前，史诗《格斯尔》正处于从口头形式向书面形式过渡的最后阶段，基本趋于书面化。

那么，藏族呢，藏族虽有大量《格萨尔》以口传本和各类抄本流传于民间，虽有不少部本正式出版问世，但处于从口头形式向书面形式过渡的中期阶段，至完全的书面化尚有一定的距离。惟愿我们的工作走在这段距离到来之前，更愿这段距离来得迟些，迟些，再迟些。

高尔基曾经高度评价民间艺人在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中的巨大作用，并指出抢救民族文化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认为，死掉一个民间艺人，等于损失一座图书馆。鲁迅称赞民间艺人是“不识字的作家”，充分肯定他们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但愿这“一座座图书馆”永存发光，这一批批“不识字的作家”在现代教育、现代文明的洗礼下，保持说唱本色不变，借力加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让“喜鹊上扬调”、“云雀六变调”、“骏马长嘶调”、“细雨淅沥调”、“闪电雷鸣调”、“猛虎对峙调”……永远荡漾在我们心间，响彻在我们耳畔。

三、新方法

（一）从程式到隐喻。斯钦巴图所著的《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是新世纪来用新理论新方法研究《格萨（斯）尔》的一部力作。该书“以文本分析为基础，探讨了蒙古史的程式、母题和篇章组织结构。作者运用程式和母题分类学说，在研究蒙古史诗的史学方面多有创见。”作者采用了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结构主义和母题结构类型方法等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尤其是借用口头程式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对研究对象从部分到整体、从形式到主题、从有形到无形、从表层意义到深层意义进行分析，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同时，作者利用认知隐喻学理论方法，并运用结构主义方法，析出狩猎与战争、盛宴与集会、结义与冲突、婚姻与结盟、死亡与再生、迁徙与征服等一系列对应关系，把这些对应关系用于具体史诗的文本解读，探讨了史诗的深层意义结构。……是一种新的尝试。当然，在中国运用程式理论研究了史诗，是新近才出现的趋势。这种趋势随着朝戈金和尹虎彪对相关理论成果的介绍、翻译和应用而形成，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朝戈金之后，斯钦巴图借鉴口头程式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理论方法，探讨了蒙古史诗文本的程式化构成机制、文本与语境的关联性和隐喻结构问题。可以说，史诗理论研究在中国不断地形成、发展和深入。

扎拉嘎研究员认为，从哲学角度思考，程式总是可以归结为具有方向性和相对稳定性的连接。《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也是从这样的角度，亦即从母题的传递、人物形象的对称、语词的顺应，以及隐喻的特定内涵等不同侧面探讨了蒙古史诗的程式问题。作为史诗叙述中的有方向性的联结，程式又总是与语言结构、心理结构和习惯交织在一起，显示出民族的特性。《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注意了史诗程式的这种内在力量。在史诗程式中，隐喻显示为更加曲折的联结，也可以认为是程式的深化。《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也是这样理解隐喻在程式中的位置的。应该说，我们的史诗研究面临着向理论层面的跃进。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从中国史诗传统出发建立中国史诗学，《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的意义，就在于向这个方向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

（二）AT分类法的运用。AT分类法在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研究方面，是一个重要的属于“常青树”之称的理论和方法。但把它运用在我国《格萨尔》史诗的研究方面，还是一种尝试。尤其是《格萨尔》史诗在裕固、土、普米、白、纳西等（前面已述及蒙古族，这里不提。）少数民族中有着一定的流传，那么，对它们的研究，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呢？笔者结合AT分类法对流传在裕固族中的《格萨尔》进行了研究。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程金城先生对笔者的博士论文《裕固族故事类型研究》评价道：“《裕固族故事类型研究》，选题独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作者在对故事类型研究理论及其实践归纳梳理的前提下，对裕固族《格萨尔》故事进行了较全面的概述和评价，进而对其故事类型的建构、母题构成、类型情节、丛构规则和艺术特点及“生活史”做了系统深入地探讨。这些研究对从故事类型“内部”把握裕固族《格萨尔》特点具有重要意义，也为进一步研究多民族视域中的《格萨尔》做出了贡献。”

青海省社科院赵学富先生评价说：“选题创新性质明显。研究者在扎实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西方故事类型理论与方法，特别是运用了故事类型丛及其构成原则的新成果，对现有的24格裕固族《格萨尔》故事进行了细微的分类和归纳，在分类的同时与藏蒙格萨（斯）尔进行了比较分析，探讨了裕固族《格萨尔》故事主要人物形象的审美意义，并从‘生活史’的角度发掘了格萨尔故事与裕固民族文化的关系。论文田野基础扎实，阐释合理，归纳科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在裕固族格萨尔故事类型研究方面具有奠基性意义。”

总之，我们在研究《格萨尔》史诗方面应该多学科，多方法、多角度、多层面地着手，因它毕竟是“百科全书”式的伟大作品，方法单一是行不通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格萨尔》史诗研究在新世纪出现的新视野让我们眼前一亮，充满自信。面对新问题，我们不回避，冷静对待；面对新方法，启迪我们开动脑筋，解放思想，不断进取。在新的世纪里，我们相信，“格学”也会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民生等各项事业的跨越式发展而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参考文献：

[1]斯钦巴图.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2]赵秉理.格萨尔学集成[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

[3]扎西东珠，王兴先.《格萨尔》学史稿[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2.

[4]岗・坚赞才让，伦珠旺姆.《格萨尔》文化研究[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0.

[5]骆春.谈阿来小说《格萨尔王》的两个人物设置及其功能[J].时代文学，2011，（6）.

[6]王吉鹏，王姝懿.阿来小说《格萨尔王》对藏族传统文化的思考[J].石家庄学院学报，2011，（4）.

[7]馨闻.人类最长史诗漫画巨著藏族英雄传奇惊心动魄――《格萨尔王》漫画正式出版[J].出版参考，2012，（6）.

[8]贡去乎杰.论格萨尔文化产业[D].兰州：西北民族大学，2011.

[9]阎振中.《格萨尔王传》说唱艺人神授说浅析[J].研究，1987，（1）.

作者简介：王军涛（1973-），男，汉族，甘肃张掖人，博士，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格萨尔学、民间文学、藏族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