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中贸易摩擦产生机制及策略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日渐增多，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在对华实施贸易保护的发展中国家中，印度无论从保护的范围还是强度上都是十分典型的国家，本文在对印度对华贸易摩擦的特征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印度对华贸易摩擦产生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高外部依赖性和两国要素禀赋相近的共同作用是贸易摩擦产生的根本原因，而贸易失衡、印度高失业率问题和“中国”仅是这一根本原因的外部表现。因此中印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解决中国与印度乃至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从根本上需要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市场化水平，提高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同时，需要通过双边对话和在多边贸易体系内进行协调，尽量减轻贸易保护对我国的负面影响。

一、中印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特点

在过去20年中，中印两国双边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不仅贸易额迅速攀升，而且双方相互直接投资的额度也呈较快上升的趋势。这表明对两国贸易摩擦问题的不当处理可能从根本上损害双方的贸易利益，应尽量避免简单地使用贸易报复措施。

(一)双边贸易规模快速增长且贸易失衡日益严重

1992年中印双边贸易额仅为3.39亿美元，此后双边贸易持续增长，2000年中印两国贸易额上升至29亿美元。在随后10年里中印双边贸易额出现了迅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40%以上。其中在2008年达到了517.8亿美元的高峰。虽然在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中印双边贸易额比上一年度出现了小幅度的下降，但仍比2007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总体而言，两国双边贸易额保持了稳步增长态势。中印双边贸易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越来越严重的贸易失衡问题。长期以来，中印贸易基本保持平衡，然而到2006年，印度对华贸易出现赤字。2004年，印度对华贸易保持着17.4亿美元的顺差，到了2006年变成了43亿美元的逆差，2009年逆差扩大到了159.5亿美元(如图1所示)。据中国海关统计，2010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617亿美元，其中印度对中国贸易逆差201亿美元，逆差较2009年扩大25%。

(二)双边直接投资规模呈上升趋势

与双边贸易的快速发展相比，中印两国双边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规模较小。截至2009年，印度对华的投资项目累计402个，实际使用金额27055万美元;同期中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额累计为12509.1万美元。虽然双边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但从图2中可以看出，两国之间的直接投资规模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上述数据表明，中印两国双边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保持良好的经贸关系对两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因此正确处理两国贸易摩擦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印度对华贸易摩擦的特征

近年来，印度对华贸易摩擦呈现出三个典型特征:在贸易摩擦的表现形式上以采取反倾销措施为主;反倾销调查案件的数量不断攀升且为“单向贸易摩擦”;贸易摩擦的强度也呈上升趋势。下面本文就这三个特征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贸易摩擦的表现形式以反倾销为主

反倾销在贸易摩擦中是较为常见的一种保护措施。中国出口产品从1979年开始遭遇到反倾销的困扰，截至2010年6月底，中国共遭受了784起反倾销调查，占到了同期全球反倾销调查案件总量(3752起)的21%，并从1992年开始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美国、欧共体等发达贸易伙伴是反倾销的主要使用者，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运用反倾销来限制中国产品，其中印度最为突出。根据印度商工部网站案件列表统计，从1992年印度对外发起第1起反倾销调查以来，截至2010年年底，印度共对中国产品发起137起反倾销调查，1起反补贴调查，6起特保措施调查和11起保障措施调查。总体来讲，中印两国之间贸易摩擦形式较为单一，主要以反倾销措施为主，占比高达到90%。

(二)反倾销调查案件的数量不断攀升且为“单向”贸易摩擦

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而且主要是以欧盟和美国为主。与印度发起反倾销的数量相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对印度发起反倾销可谓是少之又少，2005—2010年只有1件。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并没有将反倾销作为对等的措施报复印度，具有明显的单向性。由图3可以看出，1995—2000年的6年间，从数量上来说，印度对华的反倾销呈逐渐上升趋势，并在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WTO，印度对中国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达到峰值，高达14件之多。但随后2003年及2004年却出现了一个小幅度的下降，而到2005年由于纺织品服装配额的取消，印度对华反倾销从此又开始呈逐渐攀升趋势。印度国内一直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加之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印度为保护本地市场，不断地挑起贸易争端，同时在“中国”的影响下，印度更是不断地针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力图从经济上遏制中国，对中国反倾销调查高达15件，使得我国产品深受其害。此时印度成为对中国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已超过了欧美等发达国家。

(三)印度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强度也逐渐加大

自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发起第一起反倾销调查开始，印度就不断对中国商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是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与印度对全球发起的反倾销对比可以发现，印度对华发起反倾销的案件数量占其对全球反倾销调查的比重自2004年以来(29%)明显高于1995—2003年阶段的水平(21%)(见图4)。印度对华采取的反倾销措施的案件数量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最频繁时印度曾经在一年内连续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15宗反倾销调查。不仅如此，这些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的涉案金额均十分庞大，仅2008年一年，印度对外反倾销涉案金额就高达16.7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20倍，严重影响了中国出口企业的正常发展。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第一，在表现形式方面，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摩擦在近几年来较为单一，主要是以反倾销为主。第二，在数量方面，虽然在2003年和2004年出现了一个小幅度下降，但是总体上来说，呈现不断上升趋势。第三，在强度方面，不管是从对华反倾销案件数量占对全球调查的比重，还是涉案金额来说，印度对华采取的反倾销调查呈现加强趋势。

三、印度对华贸易摩擦产生的内在机制分析

(一)印度对华贸易摩擦产生机制的理论分析

要素禀赋理论认为，贸易最容易在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经济体之间发生，并且差异越大，潜在的贸易规模也就越大。相反，如果两个经济体要素禀赋相近，则潜在的贸易规模较小。新贸易理论基于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解释贸易的产生，认为产业内贸易最容易在收入水平相近的工业化国家之间产生。由于中印两国都属于低收入经济体，相比于工业化国家都是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要素禀赋理论更适用于对中印贸易的解释。由于贸易失衡通常是贸易摩擦产生的直接原因，而由于H－O模型中贸易总是平衡的，因此具体对中印贸易失衡问题进行解释时，必须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事实:①2005年至2008年中印贸易额增长速度达到了33%～54%，而同时中国对印贸易顺差以更高的速度增长;②中国加入WTO以后，贸易总量和总的贸易顺差规模逐年扩大;③这一时期中国对欧美发达国家从总体上呈贸易顺差且不断扩大，对主要的发展中国家也呈现顺差。本文认为，中印两国之间贸易迅速增长和贸易失衡扩大，根本上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高外部依赖性和中印两国要素禀赋相近共同作用的结果。长期以来，由于国内消费的不足，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是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投资在维持经济增长、保障就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国内家庭消费倾向持续下降的背景下，这些投资大都属于“出口偏向型”投资。也就是说，投资形成的生产潜能无法被本国消费所吸收，最终形成更大规模的出口。从表面上看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实质上则是主要是由出口拉动的。在20世纪90年代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初期，我国过剩产能主要通过发达国家市场消化。由于我国同工业化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较大，因此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更容易向这些国家出口，并引起了大量的贸易摩擦。但随着“出口偏向型”产能的进一步扩张，发达国家的市场日益饱和，同时加入WTO后全球贸易伙伴关税壁垒的降低，我国出口产品开始大量转向发展中国家市场。由于要素禀赋相近，对发展中国家的过剩产能输出更容易引起贸易伙伴的贸易失衡和就业恶化，也就更容易遭受来自发展中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并且此类贸易摩擦呈现出发起国集中度高、单向性明显、贸易限制程度高和集中在货物贸易领域的特点。而中印贸易摩擦只不过是中国与发展中贸易伙伴贸易摩擦的典型代表。结合现有文献，本文认为印度对华贸易摩擦产生的内在机制为:①由于消费的不足，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严重的外部依赖特征，加大了遭受贸易摩擦的潜在可能性;②随着工业化国家市场进入壁垒(如技术性贸易壁垒，两反一保等)的提高和加入世贸组织后整体外部贸易壁垒的降低，中国出口开始转向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③由于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的相似性，中国的剩余产能输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印度的贸易逆差;④由于印度就业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其国内将就业问题与对华贸易逆差问题相联系，强化了“中国”的社会观念;⑤上述原因直接导致了印度对华频繁采取保护性贸易措施，并由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而有所加强。该机制可以用图5表示。

(二)中印贸易摩擦的具体原因

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印贸易摩擦产生内在机制涉及的具体原因进行了进一步细致分析。

1.产业结构相似与中国经济增长高外部依赖的共同作用

一些研究认为，由于中印两国的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相似，两国贸易缺乏互补性是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但从理论上讲，对于中印的发展中国家性质和要素禀赋特征而言，产业结构的相似应当是降低了贸易的可能性，特别是降低了贸易的潜在规模，而不是导致剧烈的双边贸易摩擦，特别是该观点不能解释中印之间的“单向”贸易摩擦现象。本文认为，是产业结构相似与中国经济增长高外部依赖共同导致印度频繁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由于类似的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两国在发达国家市场上处于竞争地位。但由于中国内部消费性需求的不足，导致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断通过投资性需求来满足增长的需要，而这些投资性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出口偏向型”的，当过剩的产能无法在本国市场上消化时，必然导致出口的迅速增长。而发达国家的市场无法消化这些产能时，中国的部分出口必然转向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中国对要素禀赋与产业结构相似国家的巨额贸易顺差，从而导致“单向”贸易摩擦。

2.中印贸易长期失衡

印度对华贸易逆差被看做是印度频繁发起贸易保护措施的重要原因。从宏观层面上，贸易余额和经济增长与就业问题密切相关，印度自2005年以来均是贸易逆差国且规模不断扩大，而对华贸易逆差又占到了印度贸易逆差的较大比重(中国2010年对印顺差占印度2009—2010财年贸易逆差总额的比重约为17%)，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印度对华贸易摩擦的动机。

3.印度的就业形势长期得不到改善

保护就业是很多国家实施贸易保护措施的重要目的之一，特别是失业率较高的国家通常会将制造业作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点领域。印度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直面临高失业率的困扰，在金融危机期间失业率更是高达10%以上(如图6所示)。高失业率和印度对华贸易逆差促使印度当局频繁使用反倾销措施限制中国制造业产品对印出口。

4.“中国”在印度的盛行

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原因，印度官方与民众长期将中国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作为威胁印度安全与稳定的因素。经济上表现为将中印贸易顺差、印度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内市场稳定和印度的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问题混为一谈。在“中国”的影响下，印度政界和工商界的一些人宣扬“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对印度在新世纪领导世界的努力构成最大的挑战”，说中国商品像“洪水猛兽”一样地涌进印度市场，“向印度发动经济入侵”等。从贸易政策上则体现为不断通过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强化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试图从经济上遏制中国，降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5.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负面影响

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谈判中，对入世协议中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方法条款做出了让步，允许贸易伙伴国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Non-markete conomies)来确定正常价值。通常进口国对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时，通常采用三种替代价格，即:替代国价格、构成价格和相似产品在进口国的销售价格。由于这些价格替代方法具有较强的任意性，常常导致我国的出口企业在对外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企业即便应诉胜诉的机会也较小，客观上又进一步刺激了贸易伙伴对我国的产品提起更多的反倾销调查。就印度对华发起的反倾销调查而言，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调查数量的上升。

四、主要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到几个方面的结论。

(1)中印贸易摩擦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两国产业结构的相似性和我国经济增长的高外部依赖性的共同作用是双方贸易竞争与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其他因素如就业与“非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贸易摩擦，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调整问题不可能短期内得到解决，印度对华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

(2)提升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是减少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的根本途径。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依赖较高，根本原因是家庭消费的不足，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需要减少扭曲家庭消费决策的因素，加快从出口主导型增长向消费主导型增长转变。

(3)谈判是缓解印度对华贸易摩擦的重要手段。从对中印双边贸易与投资的数据分析上看，双方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中国与印度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正确处理双方的贸易摩擦对中印两国都有重要的意义。贸易摩擦的长期性和日益密切的经贸关系决定了应当审慎地处理与印度的贸易摩擦，利用双边谈判和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来缓解摩擦，避免简单的“贸易报复”思维。

五、缓解印度对华贸易摩擦的建议

针对上述分析，本文认为缓解中印贸易摩擦除了加强预警、提升企业的应诉积极性、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等具体措施以外，从根本上需要创造有利于缓解贸易摩擦的国际环境和双边经贸关系，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经济向消费主导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提高家庭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部出口市场的依赖性。这需要推进市场化改革，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和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稳定家庭收入预期，降低家庭的预期风险水平，提高家庭消费水平。推动我国从出口大国向进出口大国转变，提高我国市场对贸易伙伴的吸引力，促进贸易收支的平衡。从根本上降低我国遭受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2.通过双边与多边贸易商谈推动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

通过协商进一步加大开放程度，创造便利的贸易环境，而且双方还应加强建立新的合作机制，积极推动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在不对商品、投资、服务设置新的限制措施的前提下，通过谈判减少原有的贸易限制措施。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或者其他形式的双边经贸合作强化制度约束，降低印度对华实施贸易限制的动因。近年来，中国已与巴基斯坦、智利、秘鲁等发展中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也于2010年正式运行，这些实践活动能够为解决中印贸易摩擦提供有益的借鉴。

3.加快市场化改革，提升在贸易谈判中的地位

我国频繁遭受来自印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调查，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而当前的经济体制和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同时加剧了产能的扩张，提高了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缓解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从根本上需要加快市场化改革，平衡内需和外需的关系，从出口贸易大国向出口与进口并重的贸易大国转变，提高我国对国际市场的吸引力，提升我国在贸易谈判中的地位。

4.鼓励企业对印直接投资

在境外设立生产或研发基地已成为很多中国企业有效减少国际贸易摩擦的有效途径。我国企业可以凭借自己雄厚的资金实力、先进的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经验，以跨国投资的形式进入印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样做既减少了贸易摩擦，又能使我国企业占领和开拓新的国际市场。这要求从制度设计上增强我国的政策稳定性，推动金融体系的发展，减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融资约束，降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