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人的操守坚持

近日开幕的第16届上海电视节上,举行了“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30年风云人物盛典”,盛典晚会上,既有中国电视事业开拓者沈力、赵忠祥、小辰;又有才华横溢的中坚力量敬一丹、曹可凡、袁鸣、陈蓉、朱军、王小丫、李咏等;也有近年来崭露头角的主持新秀涂经纬等。这些在各个历史阶段起到开拓和引领作用、为推动主持人事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主持人,接受了奖杯和证书,以此作为新的激励。

与此同时,“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高峰论坛”也一并在上海举行,众多传媒专家学者和著名节目主持人汇聚一堂,回顾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30年发展历程,探讨主持人的前进之路。

1980年7月12日中央电视台开播的《观察与思考》节目,开创了“用事实说话”的电视新闻评论模式,并且首次在屏幕上打出了“主持人”称谓。30年来,我国的电视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主持人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和标志之一,有着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影响,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媒体责任。而在当下各地卫视为争收视率各显身手引起诸多争议的情形下,本届高峰论坛选择了“在思考中前行”的主题,既聚焦30年的历程,也对当下屏幕现象进行热议。其中“热议”最集中的,乃是以“我宁愿在宝马车里流泪,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为导向的“出位言论刺激收视率”现象,与会者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忧患。

在电视乱象中,如何保持电视人的操守坚持?大家见智见仁各抒己见,不妨听听其中几位的声音。

余红(北大艺术学院副院长):

中国节目主持人是在传播理念的变迁范畴中,从“形的合情性”到“质的合理性”的变化。回首初期,电视主持人从人员选择、来源构成,都可以了解当时我们的观念:他们大部分来自演员,共同的特征是音质淳厚甜美,青春亮丽,只是在学历、素养、传媒经历、生活阅历上参差不齐。到1993年《东方时空》出现的时候,人们就发现这种“形的合情性”被东方时空的白岩松、崔永元等击破,而随后的李咏等个性化主持人的出现更颠覆了人们以往对于主持人的认知观念和审美判断,这种从“漂亮的人”到“本质的人”的追求,标志着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传播理念完成了从“形的合情性”到“质的合理性”的本质蜕变。

主持人的核心价值、能力体现、风格魅力,主要都集中在对节目的驾驭上,但是不同时期、不同节目、不同主持人所能体现的驾驭节目的空间,是有所不同的。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在初始时期,节目可控制的空间有限,所以往往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只是在于转换姿态去说别人写好的话。但是90年代后,尤其大量访谈、谈话节目出现以后,栏目本身决定了必须以主持人独立的、不可替代的主动的说去完成节目的有序推进,于是主持人变被动为主动,从说别人的话到开始说自己的话,又从说自己的话,到学会倾听,再从听懂以后进行信息的筛选、判断并做出独立的评论,人们开始意识到主持人驾驭节目的高低绝对不是简单的技巧问题,而是主持人主体价值判断在节目传播中的展示与体现。像敬一丹、白岩松等一批电视节目主持人,他们的人格魅力和节目价值的体现是融为一体的。所以自觉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力量,自觉是凝聚在内心的,自觉是大写的媒体担当,容不得半点虚假。有了自觉意识的主持人,不需要去遮掩瑕疵,这是一种境界,一种动态、变化的发展境界。

尹力(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总编辑):

我要谈的是“在变化中的传媒环境中主持人的文化坚持”。30年发生了这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才有幸在世界经济生活中有了话语权,现在世界金融危机和社会矛盾在不断地加剧,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让她在世界上有了一定的发言权。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整个世界的竞争非常激烈,意识形态的斗争也相当激烈,文化的多样性和经济的一体化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避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在整个社会发展进程当中,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电视传媒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新媒体发展的传播速度、话语的灵活性、传播的范围,都比传统媒体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竞争给我们传统媒体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我们当今的话语空间之大,确实是改革开放30年给我们带来的成果。

现在电视台节目的编排包括最近出台了一些为年轻人打造的栏目,实际上符合了很多的从众心理,把一些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拉进了我们的平台。我们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窗口下获得什么样的产品?这给我们当今的主持人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在这个压力下主持人产生许多困惑,有时候不敢相信自己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不得不看到现在新闻节目的娱乐化、娱乐节目的低俗化,有一些窗口为窥探与放大个人隐私搭建了平台,这个是不可否认的。我们主持人将如何面对?我们必须要坚持良好的思想品格,具备高尚的品德情操,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用人性的光芒去表达。我们的主持人在内容生产当中,主持风格一定要创新,像东方卫视的《幸福魔方》是一个非常好的典范,是一个积极向上、故事性很强、真实性很强的非常好的节目。人性是三个层次:本我自我超我,在世界上都是有论述的。但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对本我只允许当权者,对老百姓的欲望控制得很严;再一个是自我,自我是理智地对待欲望;而超我是人性的光芒,不是只有良知就行了。这三者要有机结合起来,去表达我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我们现在的电视屏幕由于竞争激烈,往往迷失了宣扬的、支持的、坚守的、反对的到底是些什么。我们一定要有文化坚持,要有这样的守望,要把先进的文化传播出去,要把中国的软实力告诉世界,让西方世界真正了解和认识到我们。但是西方的大多数国家对中国还都不认识,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价值观他们不认同,我们作为把控最后一道关的主持人,如果坚持我们的文化理念,我相信,再过30年,我们中国的节目主持人立于世界之林是毫无疑问的。

曹可凡(著名节目主持人):

最近大家都知道一个热点人物张悟本,这使我想起一直穿梭在两岸的一位号称“神医”的林光常,他广泛地上两岸各种媒体,在各种电视节目当中说三道四。我跟林光常曾经简单地交谈了一下,后来我发现他连一些基本的医学概念都不是非常的明确。其实张悟本也是这样。我们的电视制作人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也许是受骗,但起码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基本的评价,因为这些江湖郎中确实给电视荧幕带来了很多负面效应。

除了养生类节目之外,最近还出现了很多充满虚假成分的节目,比如说一些情感类节目,一些相亲类节目,据说某一档相亲类节目,每一位上台参加节目的少男少女都是经过严格的挑选,都是一些不知名的艺人或者模特,然后由制作者为他们每个人设计台词,甚至发展到连嘉宾的话都是已经撰写好的稿子。这些相亲类节目并不是像我们《相约星期六》那样,走过13年还有生命力――《相约星期六》有在上海本土最高的收视率,有一年数千万的广告收入,因为它是真实的,是以真实为基础的。而那些所谓的相亲节目,靠的是出位的言论,并不是节目做得多好。表面上看,它的制作非常精良,但是目的是什么?显然不是为了服务性,不是真的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在相亲,而是所谓的观点碰撞,而这些观点的提出都是违背社会主流价值。你去美国看看最红的节目,他们其实都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大部分是主旋律电影,反映的是美国精神。当今天“我宁愿在宝马车里流泪,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的观点被广泛传播的时候,作为电视人,我觉得极大的悲哀。今天的主持人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传递真正的社会价值。

不妨花一点时间来回顾一下主持人的起始,主持人这个行业之所以在电视行业诞生,是因为有两位电视界的巨人:当年艾德默在二战的时候在BBC的顶楼设置了一个直播台,通过这样的一个报告向盟军传递二战前夕最真实的战况,当转成电视之后就跟麦卡西做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样克朗凯特当时也是冒着危险在越南丛林里进行采访,当他从越南回来以后就宣称美国的越南战争是一次非正义的战争。从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起始,一直到1993年《东方时空》的横空出世,其生命力就在于真实。而今天的电视节目已经为了收视率向最基本的道德底线进行挑战。我们今天的主持人怎样在非常恶劣的竞争环境中坚守道德底线、坚持自己的道德品质,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在做谈话节目当中也会谈一些被访者私人问题,但是我们有个原则,就是必须征询被访者是不是愿意回答。对此我跟小S、跟蔡康永都聊过,小S的问题非常火辣,但是她有一个基本动作,就是在采访前必须要问嘉宾哪个是不能被问到的。即使谈到一些敏感的问题,能不能用非常真诚的态度来打开对方的心扉,而不是说追着所谓的绯闻来拼命挖取别人的隐私,完全不照顾被访者最基本的人格尊严。我跟谢霆锋在“艳照门”之后做了访问,当然也会谈到相关的话题,他的回答让我今天都觉得非常感动:“我没有任何的障碍,可以按照你的方法问。”他给我这么大的空间,使得我就更要注意我的提问方式。我们在整个谈话过程既要关注这些焦点问题,同时也要照顾到被访者人格的尊严。比如说我跟刘嘉玲是非常好的朋友,我跟她也做过一段非常深入的谈话,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谈到“《东周刊》事件”。如何能够照顾到别人的尊严,我们在访谈当中有一个约定,用一个代称叫做“那件事”,所以最后的谈话是非常的融洽,非常的坦诚。即使我们在谈话节目当中谈到了一些问题,事后嘉宾认为谈的内容不合适,如果提出要删除的话,我们可以毫无条件的删除。为什么我们后来能采访到一系列非常独家的访问,这是我们节目一直以来的坚持。

在今天这样一个电视环境非常恶劣的情况下,我们电视节目主持人如何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回到我的主题词“真实真诚真切”――我们阐述的事情要求真实,万万不可弄虚作假;我们的态度要真诚,千万不可虚情假意;我们的交流一定要真切,千万不可虚与委蛇。因为真实、真诚、真切是电视的生命线,更是电视主持人的生命线。

王小丫(著名节目主持人):

我认为“主持人需要宽容善良有责任心”――从小的细节着手谈一下我对未来我们这个岗位、我们媒体人的感受。“而立之年”的我们,在“思考中前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无法预知很多的未来,所以我们充满的是期待和挑战。媒体这个角色有多重性,比如说有监督功能、宣传功能,传播知识和文化的功能、娱乐功能等等,这一系列功能不断在变化。在充满变化的未来面前,我们不知道前面这么多条路当中,应该走哪一条,哪条路是不可以走的。我们今天探讨主持人未来方向的时候,其实是在探寻节目未来的价值观。

我认为有一些路是不可以走的:“收视率是第一”这条路是不能走的,如果要走这条路的话,主持人无论怎样的坚持,无论怎样做,都是很尴尬的角色。我记得我们拿着收视率看的时候,峰值最高的点让大家都很吃惊――是那个场外联线的时候,比如经常有流行的彩铃,一打手机全是这个音乐的时候这个收视率就很高。我一直很奇怪,开电视就一直开着电视,不可能在这个时候突然开电视,我对这个高点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们大家就在研究,这个场外联线就很重要,于是就有这样一个制作节目的方式,就是说场外电话的时候尽量跟他白乎。我在生活当中最烦的就是打了电话喂你猜猜我是谁,再想想,你忘了吗?要在这个时候对一位陌生人,可能正在做饭,可能正在给孩子辅导功课,给他“白乎”,这个确实有点纠结。但是我发现场外电话到现在没有一个观众跟我翻脸的,他们都特别配合,我在想他们的这种配合是基于对媒体的神秘感还有尊重,观众都能有这样的情怀,我们作为媒体自己更应该自重,所以我现在尽量减少这个“白乎”的时间,我觉得收视率不应该是第一。

第二个就是审丑不能成为我们在创作方式上“四两拨千斤”的杠杆。在很多电视节目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某人偶尔摔了一跤的尴尬,或者说话结巴,有口音,普通话不标准的细节;再到家庭之间的矛盾,比如夫妻反目;还有就是邻里之间吵架,人与人之间的恶言相向――我们现在很容易在电视节目里面看到,并且放大,节目在那里渲染,起哄。当你发现很多节目都这样做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的时候,其实你心里会觉得非常的悲哀,你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很完美的,可能在生活当中都有一些以自我为中心或者自私的思想或做法,这是难免的,但是媒体把这些东西放大甚至渲染的话,我想这就是一种错误,同时还带上了一种“花环”,就是把人性的劣根带上了真实的花环,告诉我们说“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真的”!如果说当丑恶带上了“真实的花环”之后,是不是追求真善美,反而就成了伪善的?

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节目就做了“开心万里行”,请到了来自伊朗的一位外国人,他来到中国,热爱东方文化,他想找一个中国媳妇,来参加节目就顺便征个婚,当时现场请了老中青三位嘉宾,都是女性,大妈就说:“我看你这么胖应该找一个喜欢做家务的,然后就跟她一起做家务,在家里就锻炼了,减肥了。”然后中年妇女就说,“好像中东地区的男人可以娶很多的太太,你到我们中国,会不会也这样?”他就解释说已经不这样了,是他们国家的陋习了。到了年轻的女孩子就说,“你这么远来到我们国家,你有车,有房吗?”这个人就傻了一下,说:“我有车,我有两辆自行车,一辆男式的,一辆女式的。”这个时候我有点看不下去了,我就对这位伊朗朋友说,“你知道吗?在中国有一个词叫正话反说,可能这位姑娘的意思是你有没有这样对未来的打算?”这期节目录完了之后我的同事跟我说,其实刚才那个挺真实的,蛮好的,泰戈尔说过这样的话,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是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不过我在想作为媒体,媒体是有责任感,是有价值观的,不是所有的年轻姑娘都问“你有房,你有车吗”;而是更多的姑娘在问,你这个人有责任感吗?可以值得托付吗?我觉得一定要坚守这样的坚持,我们的祖先,我们的民族是有着博大的胸怀,可是今天在打开电视的时候,常常都可以看到为三分钱、两毛钱鸡毛蒜皮的事情就可以大打出手。

我在想宽广的胸怀也是我们需要的,在面对未来的时候,我们还要坚守,还有宽容,还有温暖,还有善良,还有责任,还有力量!

赵忠祥(著名节目主持人):

我们今天的物质生活已经达到了古代宴会的标准,我们今天所在时代的物质生活已经超越了任何宗教传说神话当中提供的我们所想象的物质生活的空间,但是我们现在要问一下我们自己,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时候,我们的精神上是不是丰富?或者说,我们的精神现在很匮乏,甚至很失落。我们今天要在思考中前进。

用道德底线来衡量纳税人给我们提供的这么大的平台,我们是愧对纳税人的。我们仅仅用道德底线来约束我们自己是非常不够的,请那些说过诸如此类“出位言论”的人自己想一想,在我们最小的细胞――家庭里面,当着你们的父母,当着你们的妻子和子女,你这些话好意思说出来吗?如果在家庭的饭桌上和客厅里,在朋友之间都不能说出来的语言,居然能够在大庭广众,在公共媒体里面让它广而散之,这种缺失就不是一般的。而这种道德底线的追究不要落实到个别人、个别语句上去,而是所有参与媒体播出环节的各个人士都要感到有责任。

我们仍然信守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界限,大家延着真善美,永远抵制假恶丑。今天我们在非常好的环境下面,有一个非常好的空间,我们有责任给观众一个非常赏心悦目的节目,赏心悦目的视听。我们需要又美、又有非常好的文化学养的人作为我们经常见面的朋友。希望大家回去以后修饰你们的内心,加强你们的学养,包括我自己在内。

在今天的娱乐化背景下,我们所面临的是杠杆与超越。现在的主持人不仅呈现了一种多样化风格,还呈现了一种多样化的“层级化”生存。“分层化”的存在成为了一种现实,导致这个主要问题始终解决不了的是体制问题,几乎成为中国电视发展化解不开的死穴。国家电视、公共电视、商业电视混为一体,国家性的事业体制滋养着商业娱乐节目,不仅成为中国电视发展的难言之隐,而且主持人作为其中的一员也难免受此困扰。娱乐本身没有问题,电视的娱乐功能不能忽略,但是健康与否是主持人可以控制的,让我们在思考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