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广电总局约谈地下导演,第六代解禁

2003年11月13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下称广电总局）召集了贾樟柯、王小帅、娄烨、何建军、章明、王超、崔子恩等一批以第六代导演为主的中国独立电影人，在北京电影学院会议室召开了一次面对面的座谈会。这是第六代导演首次与电影权力机关直接对话。

会议结束后，广电总局对电影立项和审查制度进行了改革并宣布，贾樟柯、王小帅、娄烨、张元、路学长等地下导演可以走向地面公开拍片，即电影圈著名的“解禁事件”。

90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文化全球化的浪潮接踵而至，中国电影市场每年不到10部的进口大片，却占据了国内电影市场的半壁江山。面临着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商业大片的强大冲击。

当中国电影第六代青年导演的第一批作品《妈妈》、《冬春的日子》、《头发乱了》、《周末情人》推出时，那种近乎呢喃独白的个人化风格和对都市生活边缘人群的关注刷新了中国电影的表达，而现实是，他们的电影在上个世纪90年代几乎都无法公映，但同时，他们的电影又频频在国际各类电影节上获奖。

新一代青年导演力量，长年陷于“违规参赛与行使处罚”的怪圈中，电影局与创作导演的成见颇深。

随着“入世”脚步临近，每年10部的限额也被打破，国内电影界相关人士开始感到后续青年力量必须接棒的强烈危机。

电影局约谈青年导演，成为第六代独立影人与电影权力机关之间的第一次正式交流。

解禁——中国电影的皈依与召唤

电影审查制度一直在总体上把握着中国电影的航向，审查分为技术和内容两部分，影片技术质量按照国家有关电影技术标准审查；内容审查包括：涉及到反主流社会、反政府、反主流道德等，比如过分反映社会阴暗面，因此被政府的电影主管部门认为不适合公开放映的影片。官方并没有“禁片”概念，只有“未通过”、“建议修改”等未审查意见。

当下中国电影的审查标准主要是依据国务院2001年12月25日颁发的《电影管理条例》，一共有11条。其中，只有一条是针对影片的技术和质量问题的，其他10条全是针对影片的思想和内容，对比上世纪90年代的《电影管理条例》虽然已算宽松许多。

当时不能通过审查的影片，主要是因为内容涉及到敏感题材：比如张元《东宫西宫》的镜头对准了同性恋群体，因“诋毁社会主义形象，涉嫌宣传腐化思维”，迄今未被准许上映；贾樟柯的《小武》因为社会描写过于边缘，“诋毁政党形象，涉嫌煽动而被禁”；姜文的《鬼子来了》是因为在抗日这个历史话题上“立场有问题”，没有突出某些政治派别的良好形象而无法公映；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则因未经有关部门审核就参加银熊奖展映而被禁止公映，原因是“拍了太多胡同，没把北京现代化的一面拍出来，有关方面认为不利于申奥”。

同时，众多影片的禁演与其涉及的历史体裁有关，但明知道不符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还要制作完成送到国外参选让电影局大为光火。先后发文件称任何单位与个人不得与某些导演合作拍片。

这种明确被禁，无法“过审”，使得第六代导演的大多数作品最后都只能通过一种无奈的方式与观众见面——在没有获得“中国”——确切地说是官方认可的身份下，把电影送到了国际影展或电影节上亮相，于是陷于违规参赛与行使处罚，双方无法坐下来沟通商议，导致互相成见更深，便促使了1996年通过《电影管理条例》，其中的第36条便是明确规定参加境外的国际电影节或影展需经电影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导演张元无疑是开创这种“被禁模式”的领军人物，随后崛起的贾樟柯更是坚持走国际融资与发行的道路，基本与本土电影市场不发生任何关系，《小武》及其他类似的电影作品都是通过盗版VCD的形式与中国领域的观众见面。

与第六代们艰难而可贵的地下创作相比，当时的电影管理体制明显滞后，管理层在相对封闭的电影市场中高枕无忧，并未意识到中国电影的危机正悄悄来临。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文化全球化的浪潮接踵而至，对于中国电影而言，首先面临的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商业大片的强大冲击。每年不到10部的进口大片，却占据了国内电影市场的半壁江山，随着“入世”脚步临近，每年10部的限额也被打破，国内电影界相关人士开始感到强烈的危机。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电影局召集一批年轻导演在北京电影学院座谈，向他们公布电影改革的政策信息，并同时征求他们的看法。贾樟柯在这次解禁时不禁也感慨道：“这种直接的交流是从张元拍《妈妈》以来、十几年来的第一次。”

当时的“解禁事件”反映了第六代独立影人与电影权力机关之间的一种主动积极沟通与信任的态度，也是此前数年第六代影人慢慢直接面对体制的一次正式交流。

随后，在电影局一步步改革行动下，于2004年1月8日贾樟柯被恢复了导演身份，导演王小帅的电影作品《十七岁的单车》被更名为《自行车》，成为首部被解禁的地下电影。

这种持续的交流在2006年也结出了硕果，随着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获得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最高奖——金狮奖，王全安影片《图雅的婚事》获得第57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奖——金熊奖，第六代电影人彻底浮出水面，成为中国电影的中坚力量。这一次的解禁，某种程度上来说，都在中国电影改革史上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保留灵魂 从挑战权威到挑战市场

“第六代”，是上世纪80年代文化的遗腹子，带着残存的理想主义和学院派气质生不逢时地降临于创作环境紧张的90年代初。当他们的第一批作品《妈妈》、《冬春的日子》、《头发乱了》、《周末情人》推出时，那种近乎呢喃独白的个人化风格和对都市生活边缘人群的关注刷新了中国电影的表达，他们的电影在上个世纪90年代几乎都无法公映，但同时，他们的电影又频频在国际各类电影节上获奖。

张元的作品《妈妈》讲述了在一个丈夫缺失的家庭中，妻子独立抚养智障儿子的故事。未办理任何手续便参加了全球一百多个电影节，最后一举获得包括1990年法国南特电影节评委会奖在内的数个国际大奖。

娄烨第一部真正的电影《苏州河》，以王家卫的电影风格叙述了一个爱情悲剧故事，表现对爱的执著和爱之意义的探讨，当美人鱼跳进苏州河，被西方影评人解读为中西文化的撞击，自此娄烨的名字进入国际市场。

贾樟柯，被电影评论家称为“亚洲独立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凭借一部短片《小山回家》一炮打响，靠影片的奖金重返故土拍摄《小武》，开启了“故乡三部曲”。他的年少记忆、朋友的故事、摸爬滚打于社会底层的苦与乐，在长镜头平和的注视下，化作银幕上朴实甚至粗糙的影像，呈现出社会写真的质感。

如今的“第六代”，很显然他们所面对“被禁”的压力已经减弱，只是依然受到来自于审查的压力，以及市场的商业化运作的压力，如贾樟柯、王小帅解禁后的作品，《世界》、《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海上传奇》、《青红》、《左右》、《日照重庆》等，即使在威尼斯电影节或柏林电影节之类的国际电影节中扬威，进入市场后几乎都是沦为了炮灰。王小帅直接表示“投资方对于我们第六代导演信心并不大”，贾樟柯承认缺乏与市场结合做电影的经验，“缺少一个相对年轻的制片人群体，缺少有想象力的发行营销群体。”

摘掉“地下”的标签，第六代导演面对艺术、官方、市场“一仆三主”的困境，在体制内面临的是更加迷茫的定位，在市场里经历的是新的来自票房的专制。广电总局的一位领导称，解禁之后，等待他们的可能会是更残酷的现实来自经济市场的封杀。

但是这群打不死的“第六代”依然在硝烟滚滚的战斗里存活下来，选择拥抱市场。无论如何，“第六代”都是一批忠实于电影的人，无论在与意识形态的对抗，还是与商业经济的对抗中，都呈现出超凡的毅力，并愿意为此付出全部的精力和财力。

贾樟柯说：“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

作为一场电影运动，第六代导演今天已经分化，他们已经走向各自不同的领域，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电影，都选择与现实有关，与真实有关，隐约勾勒出了一条中国变革的影像之线，不至于让中国人的真实遭遇在物欲的喧嚣泡沫中无迹可寻。如他们所说，“这是一条划痕，刺痛时代，也刺痛我们自己”。

后记

在“解禁事件”发生10年后，原定于今年11月公映的贾樟柯新作《天注定》通过审查却仍然无法上映，知情人透露该片已“被禁”。片中的四个故事都来源于社会新闻，包括胡文海事件、富士康事件、周克华事件及邓玉娇事件，被影评人评价“直观反映中国贫富问题”，在今年戛纳电影节期间，该片斩获了戛纳最佳编剧奖，并得到今年台湾金马奖的多项提名。

如果该片明年能够顺利公映，或许我们能对中国电影审查的松绑多些期待，能对媒体的耐心多些期待，能对中国青年导演的未来之路多些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