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的法经济学分析

摘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治安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治理的成效如何，事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亡。目前我国的禁毒斗争形势依然严峻，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本文试着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下，对现行治理方法进行分析，从而得到关于市场机制及其资源配置的一些基本原理，实现治理的效益最大化。

关键词：治理；完全竞争市场；法经济学分析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10-0036-05

最近几年，尽管禁毒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但我国的禁毒斗争形势依然不容乐观，针对治理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我们有必要换一种思维方式对现行治理方法进行思考，法经济学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通过用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对治理方法进行分析，从而得到关于市场机制及其资源配置的一些基本原理，实现治理的效益最大化。

一、法经济学的适用前提

法经济学也叫“法律的经济分析”,主要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实证分析方法分析、检验法律的形成、结构、运作过程、绩效及未来发展。〔1〕(P14)法律经济分析的批评者们认为：法律的经济分析忽视了“正义”。“正义”有不同含义，正义有时体现为分配，涉及财富等有价值的东西的分配，既然是分配，除了遵守国家既定方针政策外，还必须遵守一定的市场规则，在保证国家方针政策得以贯彻落实的前提下，尽可能做到资源的最优配置；有时体现为效率，正义与效率并不矛盾，在弗里德曼看来，“在对法律进行经济学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正义与效率之间有着令人惊异的关联，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认为是公正的原则正好符合那些根据我们的观察是有效率的原则。”〔2〕(P9~10)法律的经济分析为正义的效率体现提供了方法，但是，法经济学的适用，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上。

经济学上的假设似乎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观察相矛盾，特别是用经济学理论去描述人们的行为时，经济学理论往往显得比较空洞，然而，进行理论研究，假设又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理论不可能完全把握住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同样，对治理进行法经济学分析，也离不开假设，假设使人们能够更好地对犯罪活动进行深层次的经济学分析，进而得出最佳的治理方法。

（一） 经济人假设

“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个人（包括利他主义者），都总是（且只能）站在自我本位立场上，为实现自我判断的独特主观价值而行动。这是经济分析本身应该遵循的逻辑基础。”〔1〕(P176)经济人假设认为：经济分析中的人依据自己的偏好和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活动，所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法经济学通过假定法律规则下的行为人与市场中的经济行为人具有相同的行为方式，将法律规则体系类比为市场价格体系，与市场中的经济行为人根据既定“价格体系”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相类似，法律规则下的行为人也根据既定的“法律规则体系”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法律规则与市场价格都构成了行为人所不能左右影响选择产出的约束条件，系统的法律规则体系构成了不同行为的“隐性价格体系”，因此，可以确信法律规则约束下的行为选择和市场价格下的行为选择具有相同的机制。〔1〕(P177)纵观犯罪领域，每一个当事人都有不同的愿望和动机，他们根据既定的法律规则体系进行成本收益分析，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活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法律的遵守、规避或者抵制行为，从根本上说，就是取决于他们对法律权利义务及其蕴涵利益的评价，取决于这种法定利益与其自身利益诉求之间差距的大小。”〔1〕(P178)对于一个理智的犯罪分子来说，在进行犯罪前，会在既定法律规则体系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在他认为犯罪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其才会选择犯罪。

（二） 财富最大化假设

在法经济学里，“‘财富’概念不应从严格的金钱意义上理解，而应被理解为：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时可以获得的价格衡量的、社会中全部被估价的物体的总和，既包括有形的物体也包括无形的物体，财富实际上指的就是一切有形无形的物品与服务之总和。”〔3〕(P102)在波斯纳后期的理论研究中，“财富最大化不仅仅讲求功利，其精神是不同的。”〔4〕(P444)这种观念扩大了传统经济学中“财富”的概念，把以前仅限于物质层面的财富扩大为集物质、社会地位、荣誉、精神感受等为一体的财富，物质利益不再是人们行为的唯一目的，各种非物质利益的动机，也常常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在各种犯罪中，都会在现有法律规则体系下作出行为选择，力求使其所追求的东西能够达到最大化。

（三） 机会主义假设

“机会主义假设是指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是强烈而复杂的，人们往往借助于不正当手段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以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倾向。”〔1〕(P190)机会主义倾向是建立在有限理性的假设下，“经济学家心目中的理性，是指经济人主体在特定的环境条件和约束条件下，具有明显目标的行为方式，既包括认识能力、行为能力，又包括行为本身。”〔1〕(P187)然而，事物的复杂多变，以及人自身的局限性，包括生理和心理上的局限性，决定了完全理性只是人们的一种幻想而已。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人们通常采取随机应变、投机取巧的方法来谋取利益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机会主义倾向实际上是对财富最大化假设和有限理性假设的补充。对犯罪分子来说，实施犯罪能否达到自己的既定目的，是否会受到法律制裁等等，都具有不确定性，其实施犯罪就是抱着侥幸的心态，以随机应变、投机取巧的方法来达到既定的目的。“法律主体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突出表现为‘法律规避’。如果人们守法收益低于规避法律收益，法律主体就会产生规避法律的动机。因为此时他们选择规避法律才是理性的，选择守法则是非理性的，投机成为了人们选择守法和规避法律的普遍心理。”〔1〕(P190)由于实施犯罪能给犯罪分子带来高额利润，而实施犯罪被警察查到和被判刑的几率又是不确定的，于是投机就成了一些人选择规避法律的普遍心理，极力地逃避法律责任或绕过法律栅栏追求个人、集团的利益。

（四） 资源稀缺性假设

、信息、法律作为一种有限的资源，与人类的无限需求存在矛盾。物以稀为贵，的稀缺性造就了的高价格，显然，犯罪已成为某些人快速致富的捷径，许多人为此铤而走险，为的就是能够在短期内致富，马克思说过：“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5〕(P829)而犯罪的利润不止百分之五十，有时可以达到百分之百，甚至更多。这可以解释在严刑峻法之下，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实施犯罪。信息的稀缺性，使得执法机关无法掌握犯罪分子的所有信息，依据不完全信息所作的分析、判断也是有限的，犯罪分子因而有逃脱法律制裁的可能。法律，特别是能有效调节社会的法律，也存在稀缺，虽然政府可以任意创设法律，“但是法律制定并实施的条件和成本却限制了政府的选择空间，甚至扭曲了政府的理，以至于现存的法律制度不仅难以达到最优水平，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发生相反的运作，出现了成本高昂、效果很差的‘法律失效’现象”。〔1〕(P193)法律的稀缺，使得犯罪分子有法律空子可钻，有逃脱法律制裁的可能。

二、治理的法经济学分析

近年来，我国治理的方法主要有采取削减总供应量和总需求量的方法，和加快经济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悬赏举报制度，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等。市场作为一个非法的隐形市场，具有市场的一般特征，也存在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的现象。本文仅对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进行法经济学分析。

完全竞争市场是一个理想化的市场，现实生活中，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竞争市场是不存在的，但“从对完全竞争市场模型的分析中，可以得到关于市场机制及其配置资源的一些基本原理，而且，该模型也可以为其他类型市场的经济效率分析和评价提供一个参照对比”。〔6〕(P186)完全竞争市场中，单个买者和卖者都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无力影响市场价格，市场价格是由总需求量和总供给量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价格固定不变，受国家政策、众多消费者需求量和众多生产者供给量的变化等影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价格也会发生变化，价格的变化，又能影响市场总供给量和总需求量。我们假设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价格由市场所决定，价格能够影响的供求关系。同时，假设我国治理的各种方法是在完全竞争市场下做出的，通过对各种治理方法进行法经济学分析，对于如何有效地治理和配置资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 削减总供应量和总需求量的分析

削减总供应量和总需求量对治理的效果如何呢？我们先分析的市场供求与价格的关系，如图1：

现实中，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是非线性的，为了易于说明和理解，把市场中的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抽象为具有线性的形式。图中S1是一条斜率为正的供给曲线，的价格与的总供给量呈正方向的变化；D1是一条斜率为负的需求曲线，的价格与的总需求量呈反方向变化关系。完全取缔市场是不现实的，至少短期内不可能实现。因此，在治理时，根据供给曲线S1，如果仅削减总供应量，将总供应量由Q1降至Q2时，价格理应由P1降至P2，但由于市场的总供给量仅为Q2，如果市场总需求量不变，或者总需求量的减少幅度小于总供给量的减少幅度，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此时，根据需求曲线D1，消费者愿意以P1价格购买全部的Q2，于是，实际价格上涨至P1。而根据较高的价格水平P1，按照供给曲线S1，生产者将在后面的生产中增加产量，之前所取得的削减供应量的成果则将付之东流。另外，为了削减的市场供应量，政府将对生产者进行打压，而生产者为了避免被取缔，势必会采取更加隐蔽的生产方式和流通方式，这样一来，将增加执法机关的查处难度和执法成本。同理，根据需求曲线D1，如果仅削减总需求量，将总需求量由Q1降至Q2，价格将由P2上涨至P1，但由于市场总需求量有限，仅为Q2，如果市场总供给量不变，或者总供给量的减少幅度小于总需求量的减少幅度，会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此时，消费者更愿意以P2价格购买全部Q2，实际价格则下降至P2。根据较低的价格水平P2，按照供给曲线S1，生产者将在后面的生产中减少产量，或者是退出市场。无论是减少产量，还是退出市场，都将会影响市场供应量。此时，出现了市场总需求量和总供应量都减少的现象，前者是政府干预造成的，后者是生产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生产者必会大规模减少产量，使市场总供应量的变动幅度大于市场总需求量的变动幅度，以保持供不应求，从而推高价格，而价格的上涨，又刺激生产者增加产量，如此循环下去，实际产量和实际价格的波动幅度会越来越小，最后会恢复到均衡点E所代表的水平，也就是说由于外在因素，使得原先比较稳定的产量和价格发生波动，但经济体系中存在着自发的因素，能使价格和产量自动地恢复到均衡状态。因此，如何打破这种状态，或者说如何使均衡点E所代表的水平尽可能低，是治理成败的关键。笔者认为，要打破这种状态，或者使均衡点E所代表的水平尽可能低，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在削减总供应量的同时，也应着手削减总需求量，不能顾此失彼，讲究先后顺序，尽可能使削减后的总供应量与总需求量基本保持一致，不至于出现供大于求或者供不应求的现象，那么价格也就趋于稳定，价格调节市场供求关系的功能将会减弱，甚至丧失。此时，均衡点E将向左移动，均衡点E越靠左，说明均衡点E所代表的水平越低。

第二，政府为上瘾者提供或者免费治疗。政府以成本价为那些喜欢寻找刺激的上瘾者提供海洛因，或者免费为他们治疗，一方面可以避免因削减总供应量所引起的价格反弹对生产者的刺激，从而达到减少产量的目的，另一方面则可以降低上瘾者对市场中的需求。

（二）建立悬赏举报制度的分析

犯罪是一种隐秘性犯罪，调查取证难度较大，而悬赏举报制度是一种政府花钱买信息的制度，增加了政府的信息搜集能力，也增加了违法行为被查处的概率，而“违法行为被查处的概率越大，违法者的预期违法成本就越大，违法利益就越小，其作出违法行为选择的可能性也就相对越小。”〔7〕我们不能否认社会上确实存在不计个人利益而进行举报的人，但毕竟是少数，少数人掌握的信息也是少数，不足于克服执法机关的信息失灵。悬赏举报制度的存在，能够激励知情人为举报行为，从而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禁毒。同时，违法行为被查处概率的增加，对违法者来说，为了确保违法信息不被泄露，不得不增加各种防御支出。面对成本的增加，违法者可能做出以下选择：一是保持价格不变，低利润，或者无利润地生产、销售，显然，作为一个经济人，其不会亏本地生产、销售。低利润，或者无利润，将导致其减少产量，或者退出市场。二是保持价格不变，将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保持利润空间，生产成本降低，可能会导致质量下降，而质量下降，又将影响其销售，从而导致其总利润的减少。三是将增加的成本转嫁到价格上，通过提高价格来保持其原有利润。影响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因素很多，包括：的可替代品的多少、的用途是否广泛、对使用者生活的重要程度等。对那些非上瘾者、潜在吸毒者来说，由于其对需求的价格弹性较大，价格上涨可以阻止其对的消费。

（三）加快经济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分析

经济发展增加了犯罪分子的“机会成本”，所谓机会成本指的就是为了这种使用所牺牲掉的其他使用能够带来的益处。加快经济发展，增加人们的合法收入，一旦实施犯罪，人们则将失去从事其他合法行业能够带来的益处，“一个人的收入能力越大，那么因定罪对其收入能力的极大影响所造成的潜在损失就越大”。〔8〕(299)虽然贫困与犯罪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市场的高额利润对生活贫困的人是极具诱惑力的，加上犯罪不是高科技犯罪，一般的人都能实施，所以，生活贫困的人极易被大毒枭或者犯罪集团所利用，成为他们的犯罪工具。为此，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可以防止人们因生活贫困而犯罪。但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要调整社会财富的分流结构，增加合法致富的渠道，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社会冲突。”〔8〕只有这样，才能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不至于因几百元钱就做“马仔”。加快经济发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相同时间内，使人们从事合法行业所得的收入不比从事犯罪所得的收入低，而人们的收入越高，犯罪的机会成本越大，其实施犯罪的几率就越小。

（四）《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的分析

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可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但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去实施犯罪，而且涉及的数量越来越大呢？因为，在价格、被查获和定罪几率不变的情况下，数量越多，犯罪分子的收入越多，其实施大宗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例如，如果贩卖五十克海洛因被查获和定罪的几率与贩卖五百克海洛因的一样，对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犯罪分子来说，其就可能会选择后者。而被查获和定罪的犯罪分子数量与实际的犯罪分子数量之间的差距越大，刑罚对犯罪的威慑力越小，选择犯罪的人就可能会越多，反之亦然。另外，还可以用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内容是：在一定时间内，在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随着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消费者从该商品连续增加的每一消费单位中所得到的效用增量即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参见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74页。

理论来解释上述现象，在一定时间内，在刑法规范（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不变的条件下，随着数量的增加，犯罪分子从连续增加的每一单位中所受到的制裁是递减的，法律的威慑力随着数量的增加而递减。例如，如果贩卖五十克海洛因的法律后果与贩卖五百克海洛因的一样，从五十克到五百克，犯罪分子从连续增加的每一单位中所受到的制裁是递减的，刑法的威慑力也随着数量的增加而递减。总之，“轻罪重罚，超过边际效应，必然导致威慑作用下降；重罪轻罚，未达边际，边际威慑作用就不能得到充分发挥”。〔1〕(P436)现行《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显然不符合当前的禁毒要求，上百克、上千克的大宗犯罪已比较常见，但《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仍把五十克作为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等的犯罪分子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依据之一，刑罚的边际威慑作用已呈下降趋势，在毒贩子看来，贩卖五十克海洛因的法律后果与贩卖五百克海洛因的法律后果无差别，为了获取最大利益，何不选择贩卖五百克海洛因。因此，笔者建议，修改《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适当提高作为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依据之一――数量的标准，并严格地予以执行，从而增加刑法的威慑力，有助于遏制泛滥。

三、结论

“一种理论的检验不在于其假设的现实性而在于其预测力。”〔8〕(P293)完全竞争市场和法经济学适用前提的假设，不是为了忠实地在假设中复制经验世界的真实性，而是为了从对完全竞争市场和法经济学理论模型的分析中，得到关于市场机制及其资源配置的一些基本原理，从而对现实生活进行解释和干预，对未来生活做出预测。问题是一个集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等于一身的问题，不能仅将问题作为一个社会治安问题来处理，而是把它作为一个事关国家兴衰、民族兴亡的问题来抓，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治理时，需要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着手。因此，在治理时，我们固然需要坚持正义、公平、自由、秩序等价值观，但也不能因此而否认效率、利益等价值观。“效率和利益最大化在经济活动中不是充足的，需要公平和正义的补足。类似的道理，公平和正义也不是法律活动中完全排他性的充足性价值，进而需要效率和利益观念的约束和补足。”〔10〕(P192)正义与效率并不矛盾，效率反而有助于正义的实现。在治理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坚持效率原则，用“成本――收益”关系去衡量治理的效果，不但可以体现公平、正义等价值，也有助于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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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 Control from the Legal Economic Perspective

CAI Lei, JIANG Yuejin

(Law School,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China)

Abstract:Drug involves more of a multiaspect problem in terms of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than the topic of social public security. The effect of drug control is immediately related to the rise and fall of a nation. Currently, the situation of drug prohibition remains harsh in China. Considering the complicated and varied drugtrafficking markets, this article, on the assumption of the perfect market competition, analyzes the current practices of drug contro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economics. It has provided som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arket mechanism and resource distribution, aiming to maximize the benefit of drug control.

Keywords:drug control; perfect competitive market; legal economic analysis

收稿日期:2011-05-24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蔡 磊（1968― ），男，云南曲靖人，云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经济法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商法、经济法、环境法研究；

蒋跃金（1985― ），男，云南元阳人，云南大学法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