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与声誉权衡下的知识中介选择

摘要：用“中介知识”和关系能力的不同构成表征某个资源投入总水平下的知识中介能力特征，并将能力类型分为“精”与“博”两类；在自利行为立场下，用声誉水映知识中介可能的串谋行为；通过数学描述给出了基于能力与声誉权衡的中介选择方法：根据两个差额的比较结果进行选择，即选择不同中介带来的收益差额和需要支付的激励成本的差额。

关键词：知识中介；能力；声誉；串谋行为

中图分类号：C9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5-0042-04

Choosing Knowledge Broker for the

Balance between Ability and Reputation

ZHANG Li1，GU Xin1，GENG Zi-yang2

（1.School of Business；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Sichuan Universit，Chengdu 610064；

2.Schoolof Management，Chengdu University of TCM，Chengdu 611137）

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oblem of choosing knowledge brok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alance between ability and reputation.The features of knowledge broker's ability can be characterized by “broker knowledge” and relation ability under some fixed source level.The ability of knowledge broker is classed into “proficient” and “extensive”.With selfinterest position，the reputation level of knowledge broker can be used to reflect the possibility of collusive behavior.One mathematical description is given as choosing method considering the balance between ability and reputation：based on the comparison result of two differences.One difference is the benefit difference and another is the incentive cost difference.

Key words：knowledge broker；ability；reputation；collusive behavior

1 引言

知识的创造、获取、扩散以及应用已经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进程的主导力量之一。知识的内容和创造知识的能力已经不能反映知识力量的全部，应该从更加多维的角度认识知识的力量，如能够帮助知识传播和扩散的知识网络、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形成支撑的知识利用能力和知识政策制订能力等[1]。知识力量的多维呈现反映了广泛而深刻的知识氛围下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环境，无疑将促使人们不断拓宽利用知识的渠道和方式，知识中介的出现可以看作是各种社会经济组织为适应知识经济环境的内生举措之一，在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中都可能存在知识中介活动。

目前尚无对知识中介的权威定义。从存在形态上看，大多数文献将知识中介视为独立组织[2，3]，也有文献提到知识中介可以作为政府部门[4]或经济实体[5]的一项组织功能。与大多数文献类似，本文将知识中介视为独立组织。

国外文献提及知识中介时，常用Broker或Intermediary指代中介[1，3]，早期文献中也有用Middlemen、Third Party等词[3，6]。从字面上理解，知识中介具有在知识共享意义下的居间联系功能，在此基础上，由于知识中介活动的广泛存在性，各种文献对知识中介的角色和功能产生了不同的认识。Howells[3]归纳了知识中介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包括促进技术转移和扩散、在创新项目中协调资源的合理配置、促成创新网络的形成、支持客户企业的创新活动。Oldham和McLean[1]总结了三种对知识中介的研究视角，即知识体系视角、知识交易视角和社会交换视角。在知识体系视角中，知识体系被看作区域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独立有机整体，知识中介被看作该体系运行的剂之一，在知识的创造、获取、转化、利用、传播等方面均发挥作用；知识交易视角关注知识提供方和知识引进方的交互方式（Interface），把在知识交易关系中发挥促进作用的第三方角色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知识传播者、知识整合者、无偿知识中介、有偿知识中介，其中知识传播者通常与知识提供方关系密切，而后三种角色则通常与知识引进方关系密切。在许多文献中，这四种角色均被视为知识中介[2，3，7，8]；在社会交换视角中，社会的规则和结构对知识获取产生重要影响，知识中介能够在社会网络环境中提高知识获取的可能性，其作用途径除了创建和完善适应社会规则和结构的知识共享渠道外，还包括增进知识密集型机构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联系程度。

知识中介的角色和作用在知识共享行为的复杂背景和不同的观察视角下呈现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促使知识受让双方认真分析知识中介的特征并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中介组织进行合作。那么这种选择需要考虑哪些因素？选择方法能否量化表示以及如何表示？本文将从权衡知识中介的能力和声誉的角度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2 知识中介的能力类型

文献[1]和文献[3]支持了李晨松、和金生[9]的观点：知识中介已经不再局限于物质中介和信息中介的空间转移和交易桥梁作用，而拓展到了更深的知识再造领域。这里的知识再造是对知识进行的适用性解释，Morgan[10]将这种再造产生的知识称为中介知识，体现了知识中介将如何获取和使用知识的能力随同知识一起传递到知识引进方的能力，是一种获取知识能力的知识。因此，仅用知识中介拥有的“关系方面的知识”——知晓别人拥有什么知识和可以解决什么问题[11]已不足以评价知识中介的全部能力，中介知识的多少能够反映知识中介在一定领域内的收获和基于关系能力的能力升华程度，其价值体现在当不同领域间需要面向知识共享的相似知识能力时，知识中介能将以往的成功经验进行有效移植[11]。

中介知识的积累不能一蹴而就，依赖于中介组织长期不断的投入资源进行学习，这将导致中介组织沉没成本和机会成本的上升，所以，中介组织需要慎重决策在积累中介知识方面的资源投入水平。总的来说，在积累中介知识和提升关系能力两方面的资源投入将共同决定某个资源投入总水平下的知识中介的能力特征，所以中介知识、关系能力、资源投入总水平是表现知识中介能力特征的三维要素。

与消费者购买商品的行为类似，知识中介在提升自身能力方面的资源投入也可以视为一种消费行为，关系能力与中介知识构成的综合能力是资源投入的结果。假设一定的资源投入水平对应一定的综合能力水平，且综合能力水平随着资源投入水平的提高而上升，那么综合能力的构成可以用图1表示。

在图1中，不同无差异曲线表示不同资源投入水平，无差异曲线的A端表示资源的主要投入方向是积累特定领域内的中介知识，于是关系面的覆盖范围收窄，这种情况下知识中介的综合能力类型可以称为“精”。类似的，B端表示资源被主要用于拓宽关系面，无法在中介知识积累方面获得深入发展，此时知识中介的综合能力类型可以称为“博”。

3 知识中介的行为立场

从文献[1]可以得到启示，由于研究视角的层面和研究假定的不同，对知识中介行为立场也有两种不同认识，即知识中介的利他立场和利己立场。如在文献[1]中的知识体系视角下，研究目标是知识中介对知识体系整体运行的作用，研究视角处于中观或宏观层面，此时可以认为知识中介具有促进知识体系整体运行效率最优化的利他立场[9，11]；在知识交易视角和社会交换视角下，由于涉及知识中介发挥作用时所处的具体环境和条件，研究视角更多被置于微观层面上，此时知识中介被看作有利益取向的个体，其行为具有利己立场。

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自利行为往往在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同时损害了他人利益。知识中介自利行为的损害结果可能来自中介的独立行为，也可能来自中介与他人的串谋行为。从社会交换视角看，知识中介总是被嵌入到一定的社会关系网中[1]，形成自身独特的关系结构，这种独特性在具体中介活动中表现为知识中介与知识受让双方关系的不等距，即与双方中的某一方关系更紧密。除了在长期中介活动中受到社会网络的影响外，某些知识中介的特殊起源也是产生这种不等距关系的重要原因：（1）源自政府行为，并带有政府使命，此类知识中介可能与知识提供方的关系更为紧密，如我国各地建立的高科技孵化园、生产力促进中心、技术交易中心等[12]；也可能与知识引进方关系更为紧密，如葡萄牙政府为利用国际技术资源提升本国创新能力而成立的面向国际知识中介业务的专门机构SPI公司[2]；（2）源自知识提供方，如高校为推广科研成果成立的技术授权办公室（TLO）等[12]，此类知识中介与知识提供方关系更为紧密；（3）源自知识引进方。此类知识中介往往由多个企业组织共同成立，不但有助于推动各自知识的共享，还可以共享各自的关系网络，更方便地从外界获取知识[4]，此类知识中介与知识引进方的关系更为紧密。知识中介关系结构的社会网络嵌入性使串谋行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或者说，当知识受让双方在考虑知识中介的声誉时，往往把这种嵌入性作为重要的判断依据，需要防范某些串谋行为。因此，在分析知识中介自利行为时把串谋可能性纳入考虑更具现实性。

4 权衡能力与声誉的知识中介选择：一个数学描述

将知识中介的能力维度、自利行为、与知识受让双方的不等距关系均纳入考虑时，将使选择时需要考虑的情形过于复杂，并且自利行为与不等距关系通常难以测量，这些都将导致选择方法难以量化。如前文所述，自利行为与不等距关系的共同作用往往意味着发生串谋行为的可能性，而串谋行为将在事后一定程度反映到知识中介的声誉变化上。由于声誉变化的可识别程度通常高于串谋行为，实际操作中知识中介的声誉可被用来间接概括自利行为和不等距关系的综合影响结果，于是在具体的选择方法上，可以通过能力与声誉的权衡对知识中介进行选择。本文给出一个以数学描述方式呈现的知识中介选择方法。

从知识受让双方中任何一方（简称委托人）的角度出发，假定可供选择的中介合作对象有两家，分别是A中介和B中介。两家中介的服务能力和声誉度各不相同，委托人应与哪一方合作？

本文将知识受让双方中与委托人相对的另一方称作人。假定委托人与人之间的知识共享是有偿的。委托人希望中介能够真实揭示人的相关信息①，而不是与人串谋损害自己的利益。串谋方式通常是中介把人的“坏”信息说成“好”信息，以便人能够多获得或少付出知识转移费用②。当考虑串谋因素时，可以借鉴Tirole[13]的方法进行研究。在Tirole的模型中，委托人为了防止所雇用的监督者与被监督人串谋，会额外向监督者支付奖金，以奖励其揭示被监督人真实信息的行为。本文假定委托人会给出人信息对自己意味着“好”或“坏”的判断指标θ∈φ={θH，θL}，其中θH>θL分别代表“好”信息和“坏”信息。如果真实信息是“坏”且中介能如实揭示该信息，那么在基本中介费用之外，委托人将给予中介一定的奖励，否则中介只能获得基本中介费用。

①如果委托人是知识提供方，关心的可能是知识引进方对知识的需求程度、知识吸收能力等信息，如果是知识引进方，关心的可能是对知识的描述、隐性知识的转移难度等信息。

②例如，若委托人是知识引进方，人的知识对委托人用处不大和隐性知识难以转移是“坏”信息，意味着委托人不值得引进或引进代价太高，反之是“好”信息；若委托人是知识提供方，人对委托人的知识并不需要和人吸收能力较高是“坏”信息，意味着委托人无法要求较高的知识转移费用，反之是“好”信息。

③若委托人是知识引进方，u（θ）可以表示知识本身带给委托人的好处；若委托人是知识提供方，u（θ）可以表示因知识转移给引进方而使得提供方得以进入新的市场等好处。

④此时委托人会认为人真实信息就是θL。 [HJ][FQ）]令u（θ）表示人的真实信息为θ的知识将带给委托人的除直接结算费用之外的效用③，且u（θH）>u（θL）。假定中介比委托人具有更强的能力对人信息进行分辨，且一定能够获得人的真实信息，而委托人只能在知识转移过程中或转移完成后以一定的概率分辨出人信息的真实情况。假定无论中介还是委托人，对人信息的好坏认知都能用θH或θL进行标识。

6 结束语

知识中介作为知识经济与网络经济背景下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正在逐渐形成一个富有活力的新兴行业，应对知识中介的行为特征和能力层次等各方面属性加以深入研究。同时，对知识中介的研究不能脱离知识中介所联系的两端，即知识共享意义下的知识受让双方，知识中介只有在知识共享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其价值，相关研究才有现实意义。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将知识中介的能力扩展为关系能力与中介知识的综合表现，以及考虑知识中介自利行为立场前提下，将知识中介的属性特征与知识受让双方的需求相联系，把知识引进方或知识提供方如何选择最佳知识中介合作伙伴的方法用定量数学描述进行了刻画，并分析了数学描述包含的经济意义。

本文得到的数学描述并不必然导致确定的中介选择结果，这恰好说明知识中介多变的属性特征使其在知识共享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与知识受让双方的利益紧密相连，不可忽视。

在将本文给出的数学描述作为中介选择方法进行应用时，相关参数（如串谋的先验信念）被认为是可以事先得到并且相对稳定的。此外，本文还认为知识受让双方的行为与知识中介的行为不发生互动变化。然而容易想到的是，参数和知识受让双方的行为都可以是多变的和不确定的，当这样考虑包括知识中介选择在内的与知识中介相关的研究议题时，无疑将导致许多有待研究的问题，本研究将就此继续做出努力。

参考文献：

[1]Geoffrey Oldham，Rob McLean.Approaches to Knowledge-Brokering[J].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1997.

[2]Milton Sousa.Open Innovation Models and the Role of Knowledge Brokers [J].Inside Knowledge，2008，11（6）：18-22.

[3]Jeremy Howells.Intermediation and the Role of Intermediaries in Innovation[J].Research Policy，2006，35： 715-728.

[4]陈自芳.德国的技术中心及其借鉴意义[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0，25（11）：28-32.

[5]Burt Ronald.Structure Holes：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6]Yiting Li.Middlemen and Private Information [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8，42：131-159.

[7]和金生，姜秀莲，汪晓华.技术中介机构运行模式探讨[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4）：350-355.

[8]李柏洲，孙立梅.创新系统中科技中介组织的角色定位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31（9）：29-33，189.

[9]李晨松，和金生.基于演化观点的知识中介基础问题研究[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7（6）：69-74.

[10]Meyer Morgan.The Rise of the Knowledge Broker [J].Science Communication，2010，32（1）：118-127

[11]董鑫，曹吉鸣，彭正龙.基于系统思想的知识中介机理及工具研究[J].情报杂志，2011，3（7）：89-93.

[12]Martin Kenney，Donald Patton.Reconsidering the Bayh-Dole Act and the Current University Invention Ownership Model [J].Research Policy，2009，38：1407–1422.

[13]Jean Tirole.Hierarchies and Bureaucracies：On the Role of Collusion in Organizations [J].Journal of Law，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1986，2（2）：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