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触法”

在美国多年，你最怕什么？

被人乍然一问，答案在脑子中纷转。想想，要说到“最”的档次，对于我，其实很明了，也很惟一。这种“怕”的感觉，被岁月不断放大。

“法律！”我答道。“不作贼，怕哪门子法律？”一位刚从国内来的小青年对此颇不以为然。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提问者叹道。

在国内，只要把握住大原则，有那么几个“领域”不要碰，做到所谓“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谁能把我怎么样？

在家里揍揍老婆、罚罚孩子、闹闹邻居，在街道上骂骂路人、呼呼飙车、毁毁市容，在单位时顶顶领导、聊聊荤话、扰扰异性，对这一切，人们可以见怪不怪，而在美国，这所有的一切，都会带来法律上的麻烦。轻者罚款，重者坐牢！

在西方人眼里，法律的化身是一个蒙着双眼、手持天平的女神，人们看不清她的真面目，她也一点儿不认哪一个人是谁。

我在美国的法学院学过法律；在美国的大学教过法律哲学；在美国的法庭当过双语翻译；在美国的友人们遇到法律危机时，曾多次帮助他们找到正确的途径而顺利解脱，这些历练，虽比不上专业律师，但对这位女神也算多少有所认识。而这种认识，更使我对她倍加敬畏。

中国有句俗话：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然而在美国，不做亏心事，也有鬼敲门。

驾车时忘了系安全带；晚会时喝了一小罐啤酒后驾车；自己停车时不小心轻轻蹭了一下别人的车而又不经意地离开了；在公共场合吸烟；摸了一下邻居小孩儿的脸蛋儿；向女同事开了个她不喜欢的玩笑；掐了一下同性同事的肩膀；对学生无意中说了句什么错话；有什么让其他族裔人士不高兴的言语；养的狗把别人咬了；行人在你的门前因雪没有及时打扫而摔伤了；孩子不做功课打了一下其屁股；配偶不愿意而强求之；税表上某些数字算错了；无意中泄露了本公司的某项计划；在电子邮件中写了一些引起误会的语句；生气时说了几句吓唬人的话；还有……

所有这些在原文化中原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行为，在美国，都可能招致法律上的麻烦。

在美国，因无知而触法，绝不是免罪的理由。不仅如此，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你不可随便做好事。

街上一位老人摔倒了，你要去扶他，就要负责任；出车祸了，不要去碰伤者，也许你使之更严重；有人溺水了，不要用口对口呼吸来抢救，不是怕你有“艾滋”，就是怕对方有“艾滋”；邻居家出现某种情况，不要随便闯进去帮忙，以免误会；没有专业执照，即便免费也不要给别人看病或疗伤；不要随便热心帮人看孩子；不要随便管别人家的私事；遇到别人有难，除了打报警电话外，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上述种种，如果在美国吃上官司，绝非危言耸听。

在美国，人人都有法律的武器，事事都有法律的捆绑，处处都有法律的陷阱，时时都有法律的悲剧。

由不得你不“最”怕法律

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法治的国家。法律的魔力笼罩在所有宏观和微观的领域，渗透进社会肌体的每一个细胞和毛孔。正如一位法国思想家所说的：美国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一切方面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某种法律问题。

“走着瞧，咱们到法庭上见！”这是美国人最爱说的一句口头禅。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师生之间、恋人之间、主雇之间……还有数不清的什么“之间”，转瞬间，都可能变成法庭上的死对头。

不要说民间小事，就连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戈尔与布什之间的最后输赢，不也是得听由法庭来定夺么？！

法律本身应该是公正的。但它的物质载体，却是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立法者、执法者和释法者，因之自然而然地会向主流社会倾斜。不过平心而论，在相当程度上，作为弱势族裔的华人，在美国所遇到的法律麻烦，有不少是来自本文化的弱点。

前年，美国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也是最惨痛的、由恐怖活动造成的灾难。这场灾难对这个国家的人民造成的伤害，尤其是心灵的伤害，是难以估量的。它必将引起美国社会生活、制度及价值观的巨大变化，也必将会引起法律条文上的相应变化，诸如有关宣战权法规、军队作用法规、战争法规、保安法规、情报法规、反恐怖法规、移民法规、航空法规、搜捕法规、公民权利法规以及以往各种反种族歧视的法律条文等。这些变化，甚至可能引起美国宪法本身的某种“危机”。在美国，吃上官司，都好似经历一场“美国之劫”。若想避之，只有尽可能地了解和熟知美国法律，才有可能从法律的困扰中摆脱出来。

亲历法庭

在美国留学时，我最大的忌讳是和警察打交道，因为只要和警察一沾边儿就意味着我有麻烦。

我和美国警察总共打过十几次交道，差不多每次都是因为我的车。有两次我被他们半道截住检查驾驶执照和汽车保险；有三次我因为违章停车吃了他们的罚单；还有两次我的车被人追尾，又有两次车窗被人砸了，他们来现场处理事故；另外还有两次我把车钥匙锁在了车里，不得不找他们来开车门。

不论是不是我的错，每次跟警察打交道都使我感到很惶恐，其中最为失魂落魄的一次是被人追尾后又被"告"上了公堂。

那是1997年夏天的事，两个亲戚来亚特兰大旅游，我开车带他们出去玩儿。我是个lousy driver（拙劣的司机），开车技术本来就臭，车上载着俩客人，我手脚更加不利落。

汽车在马路上疾驶，眼前的绿灯突然变为黄色。情急之下我六神无主，欲冲却还又止，在通过路口的一瞬间猛然踩了刹车。汽车"嘎"的一声停住了，半个车身冲出了停车线，我一口气还没喘上来，就听见身后惊天动地一声巨响，车身也震动了一下。紧接着"嗖"的一声，一辆汽车从我的左后方窜了出来，直冲向十字路口，戛然停在了路中间。

撞车了！我惊惶失措地从车里出来。

身后停着一辆小皮卡，前车箱撞烂了，车箱盖儿大开，像只张着大嘴的鳄鱼。马路中间那辆是崭新的丰田佳美，尾部被撞得稀烂。小皮卡和丰田双双报废了，我的小道奇后防撞杠的左角处有几道硬划伤，从车况和马路上的车轮印推测，是小皮卡撞了丰田，丰田在冲力下撞向我，但向左一转躲过了，擦着我的车尾冲了出去。

路旁有一个目击者――一位便衣警探。他让我们三个把车开到路边，自己拿着对讲机向警署报告。

小皮卡的司机是个20多岁的白人小伙子，丰田车主是个30出头的白人女子。

我惴惴不安，担心是自己违规。"我刹车后，你停住了吗？"我问那女子。

"Yes，I did（是的，我停住了）。"她点点头。

我松了口气，因为是她跟着我，小伙子跟着她，既然她的车刹住了，就说明我的处理还不算太离谱，而是小伙子的车速太快了。

"你的车是新的？"我又问。

"Brand－new，only 2 months（崭新的，刚两个月）。"

"What a pity，great car（太可惜了，多棒的车）。"我没有说"sorry"（遗憾，抱歉）――请注意，很早以前就有人告诉过我，出了车祸千万不能说sorry，免得授人以柄，因为你既然sorry，就可以被认定负有责任。

一辆警车向我们驶来，交警到了。先前的警探显然是把责任完全归咎于小伙子，交警当场查了他的违章记录，发现有"前科"，处罚他吊销驾照一年。

"可那是最后一秒钟，哪有在最后一刻踩刹车的？！"显然，小伙子本想"闯红灯"，却不料碰上我这个"废物"，将他"拦腰斩断"。

"既然你不服，我们就法庭上见吧。"交警给了我们三个两一人一张"传票"。

第二天，我接到小伙子保险公司的电话，询问我的车况和事故情况，并问我和那两位客人有没有受伤或有什么不适。一星期后，我收到保险公司寄来的赔偿支票。

美国的汽车保险服务十分便利周到，一起车祸发生，肇事者承认负有责任或是警方确定责任方后，由责任方通知他的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打电话给被赔偿人，问明车型、车牌照号、地址等，在不惊动被赔偿人的情况下前来拍照，然后通过专业评估，确定赔偿金额，再通过邮局寄去支票。如果警方认定出事双方均有责任，则各自找自己的保险公司索赔。自始至终，双方当事人都无需奔波，只一两个电话便可搞定。

等待开庭的日子如入深渊，我的心情极度矛盾，一方面怕开庭，那毕竟不是好玩的地方；一方面又盼开庭，赶快结束这倒霉的一幕。跟房东他们诉苦，他们笑我"神经病"，说上法庭在美国是司空见惯的事，不然就不是在美国。

美国是法律之国。200年前，欧洲人怀着自由的梦想来到新大陆，不同的国籍、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信仰……凭借什么来凝聚和制约这众多的不同？美国的先驱者们发现了两种力量：一种是上帝，另一种是法律。从此，法律与美国同生同长，和上帝一样植根于民心。美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法治国家，全世界的律师竟有70%都在美国。有人这样说，世界上不同国家的人凑到一起，三个中国人会开一个餐馆，三个韩国人会开一个教堂，三个日本人会开一个公司。我有一次把这话告诉了我的一位教授，他不假思索地说道："三个美国人则会开一个法学院。"美国的律师遍地皆是，法律更是多如牛毛，就连父母离婚后，爷爷奶奶对孙儿的探视都有法律规定。据说，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时，不无得意地对他说，中国有世界上最为悠久的历史，尼克松当即回应，美国有世界上最为完善的法律。

开庭的一天终于到了，我提心吊胆去受审。法庭和我想像的不大一样，听审席上坐得满满的，不下五六十人。"一个车祸案，干吗动这么大阵势？"我心里纳闷。听了几分钟，和我们的案子并无关系，以为是走错了地方。问了门口的警卫，说是没错，还没轮到我们。我这才明白，一个法庭同时审理若干个案子。

"1997年7月23日下午2点35分桃树街撞车案……"法庭宣布。

我们三个当事人应声上前。法官问那位白人女子，收到小伙子保险公司的赔偿金没有，她说收到了，又问我，也说收到。

法官让小伙子到一旁等着，然后对女子和我说：“You may go（你们可以走了）。”

什么？可以走了？我没听错吧？一瞬间，我对自己的英文听力完全失去了信任，只看着法官发愣。

女子转身离去，我这才相信真的没事了。临出门前，我回头看了看小伙子，他神情茫然。"I'm sorry，young man（抱歉，年轻人）。"我在心里对他说。走出法庭，我心情依然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