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崩溃 第35期

崩溃并非无可救药的宿命式安排，人类完全可以自由选择社会的兴衰成败，这不过是一个战略管理的问题罢了。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人类社会是地球上最大的组织。千百年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演化出不同的组织形态，也演绎出一幕幕令人感慨万千的成败兴亡。

当你翻开雷德・戴蒙德的这本以人类社会为叙事主体的鸿篇巨制时，也许会把他定位为一个热心于环保的人文作家。但实际上，与其说戴蒙德是在向人们进行科学启蒙、环保教育，还不如说他是在探索如何利用组织管理的力量来挽救我们的地球、我们的社会。

就连戴蒙德本人在撰写本书之初，也曾天真地以为自己写的是一本关于环境破坏的书。但最后，他总结出五点框架性因素来解释任何类型的崩溃。他认为，其中的四点――生态破坏、气候变更、强邻在侧以及友好的贸易伙伴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这些只是外因。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如何应对生态环境。

考古学家约瑟夫・泰特曾经说过：“复杂社会的特点在于集中决策，信息流量大，各部门高度合作，上下级之间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以及对资源的整合，这一构架基本上有能力应付生产力的波动和不足。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既然它们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何最终还是分崩离析?

这其中蕴含着组织战略管理智慧，不但适用于洞悉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何去何从，而且也适用于人类社会之下形形的以政府、公司、学校、慈善机构等面貌出现的子群体、子组织如何来规划、掌控自己的未来。

戴蒙德考察了很多业已崩溃的社会组织，比如属于古代社会的复活节岛、皮特凯恩岛、汉德森岛、阿纳萨兹、玛雅文明等，以及属于现代社会的卢旺达和海地。它们都因环境与人口问题的严重恶化，最终导致了骚乱和战争。事实上，这些社会的崩溃显然并非仅仅源于生态浩劫。

最具对比价值的例子是，为什么同样生活在格陵兰岛上，中世纪的维京社会渐渐走向消亡，而当地的因纽特人却延存至今?从公元793年开始，维京人开始接连不断地进攻从爱尔兰和波罗的海到地中海、君士坦丁堡等欧洲地区。

维京人在气候相对温和的时候抵达格陵兰，这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他们的不幸。

幸运的是，他们发现了未经开垦的处女地、水草肥美、海路畅通，他们借天时地利之便，建立起一个繁华的社会。不幸的是，他们没有在格陵兰的生存经验，因此无法预测到格陵兰的气候将变得非常寒冷，不适合饲养牲畜。当他们滥伐森林，破坏了土壤和草皮后，生态在短期内已经难以恢复。

而且，当维京人初抵格陵兰时，大脑并非像一张白纸。他们就像历史上所有的殖民者一样，把自己的知识、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一起带到了这里。但这些因有经验和常识非但不能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还阻止了他们向当地的因纽特人学习生存技能――如果维京人向因纽特人学习或与其进行贸易，维京人也许有机会生存下去。但维京人对因纽特人抱有偏见、相当排斥。

而最关键的是，在格陵兰的维京社会，权力主要集中在几个首领和神职人员手中。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导致了权贵的短期利益和社会整体长期利益之间的冲突。基于首领和神职人员的价值观最终被证明是有害于社会的。在维京社会濒临崩溃之前，首领们发现自己子然一身，已经没有任何追随者，而特权赋予他们的最后一项权利就是成为最后一个饿死的人。

另一个具备对比价值的例子是，同样的维京人，却在生态环境同样恶劣的冰岛，不但存活了1100多年，而且日益活力四射，让冰岛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维京人在格陵兰的消亡，最终可以归结为战略和管理的失败。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失败并非无可避免。

新几内亚岛和蒂科皮亚岛，以及幕府统治时期的日本，都曾经遭遇到共同的环境问题――滥伐森林、土壤侵蚀和土地肥力流失，但它们分别通过不同的管理方式予以解决。

新几内亚岛和蒂科皮亚岛采用了自下而上的管理方式。在荷兰和澳大利亚殖民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到来之前，新几内亚高地从未出现过政治一统的局面，每个村子里都没有村长和酋长，如果要商议决策，所有的人都坐在一起讨论。正是通过这种民主而繁琐的方式，他们制定了人工种植木麻黄的育林法，从而将整个组织从生态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

1868年前的日本则采用了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德川幕府下令社会各阶层不得争夺日益稀少的森林资源，并针对木材供应链的3个环节(林地管理、木材运输和城镇的木材消耗)实行管理，同时，幕府还鼓励民众人工育林。最后的结果是，日本的人工林在1750年到1800年间大面积扩张，长期以来的木材短缺的危机得到了缓解。

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都足以证明，只要能预见危机，且管理得法，组织是有能力应对生态的难题的(这当然也适用于解决非关生态的其他难题)。

戴蒙德向我们发出了警告，人类社会曾经因环境资源的枯竭而发生过的崩溃，也会发生在今天。我们这些现代人在经济繁荣的今天，尽可能过着铺张浪费的生活。我们忘记了环境会发生变动，也无法预测什么时候会发生变动。到那时，我们也许已经深深依附于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那么，破亡就是唯一的下场!

但戴蒙德并没有因此而悲观失望，因为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成功案例(如中国在人口像卢旺达那样过分膨胀之前就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多米尼加队巴拉格尔采取强制手段保护环境等)让他心生希望。这同样也带给了我们希望。因为我们只要深刻反思过去失败的原因，就能知道该如何改弦易辙，从而走上成功之路。

戴蒙德还着重指出，虽然针对环境保护的新科技可能会有所作为，但大部分问题，只是需要政治力量来实施已有的治理方案。也就是说，崩溃并非无可救药的宿命式安排，人类完全可以自由选择社会的兴衰成败，这不过是一个战略管理的问题罢了。

至此，戴蒙德的写作意图已经昭然若揭：不是为了预言崩溃，而是为了拒绝崩溃!

拒绝崩溃，命运就掌握在你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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