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城市化”再解读

[摘要]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我国出现了比较活跃的大规模人口迁徙运动,大量城市居住人口迁往农村及边疆地区。近年来,关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的人口迁移现象备受各界学者的关注。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国内国际两个因素来探析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现象,认为这是为了降低城市失业率的举措,同时也是1957年后苏联逐渐减少对华投资的连锁反应。

[关键词]反城市化;上世纪五十年中后期;人口迁移;再认识

一、“反城市化”之概况

改革开放前我国人口迁徙比较活跃的时期大致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困难时期(1961-1963)和60年代末期(1968-1970),这些时期的人口净迁移(即迁入与迁出的比率)均呈现了负增长[1]。1956年全国人口净迁移人数为1,829,892(单位:人),净迁移为2.95‰,1957年全国人口净迁移人数为1,509,291,净迁移为2.36‰,1958年全国人口净迁移人数为1,194,711,净迁移为1.84‰[2]。以当时的大城市北京及上海为例,1956年北京市人口净迁移人数为292,611(单位:人),净迁移为50.63‰,但到了1957年,北京市人口净迁移人数为1,053,净迁移为0.17‰,1958年北京市人口净迁移人数为-29,460,净迁移为-4.69‰;1957年上海市人口净迁移人数为284,088,净迁移为29.19‰,1958年上海市人口净迁移人数为-319,704,净迁移为-33.03‰[3]。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最早自1957年开始,我国出现了比较活跃的大规模人口迁徙运动,大量城市居住人口迁往农村及边疆地区。如果从迁入与迁出即净迁移的角度来看,当时全国范围内较多年份呈现迁出大于迁入的省市和自治区大都集中于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等地;人口迁移呈现以迁入为主的态势的省份主要有黑龙江、青海、宁夏、新疆、山西、福建、江西、广西和四川。

为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现象,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恢复和建设国民经济,新中国成立前后等领导人一直致力于探索一条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工业化道路。早在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正式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分析了中国工业化的可能性和艰巨性,并提出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的目标。建国初期,新中国由于受国际环境和前苏联示范作用的影响,最终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在这里,工业化就是指整个国民经济由以农业为主的状态向以机器大工业为主状态的过渡,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必须居于优势,国民经济各部门由先进机器设备来装备。[4]纵观世界工业化的发展,无论工业化一词如何定义,也无论选择哪条工业化道路,其各国工业化的结果却都是一致的,即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被吸纳到工业领域,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城市人口渐渐大于农业人口,城市数量与质量的提高,现代文明的形成等等。毫无例外,自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并实施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理应也朝此方向发展。但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大量城市人口尤其是知识青年在政治思想感召下,以及在行政命令下被转移到农村。及至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其中规定“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辖区,由本人或者户主在迁出前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出登记,领取迁移证件,注销户口。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移手续。”[6]从此,个人的迁徙与居住自由开始被控制在行政部门的手中。于是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想象:资本对劳动力排斥,并阻止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反城市化”运动的开始也令人怀疑这是朝着非工业化的方向发展,这一切似乎都有悖于经济发展的正常理论。

作为新中国移民史上具有显著特征的一次人口大迁徙,多年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的人口迁移现象备受各界学者的关注。笔者在此拟参照以往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浅谈自己的一些拙见。

二、解读之一

在中国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有计划地将大量城市人口转移到农业战线,其首要考虑是解决在一五计划期间继续出现的高失业率。由于社会秩序和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从新中国成立那一刻起,就业便成为全国各大城市所面临的第一难题,也成为考验新中国经济恢复与建设能力的第一关。根据统计,截至1950年9月底全国城镇失业人员达到472.2万人,失业率高达23.6%[7]。如当时失业情况本已十分严重的上海在1950年2月6日遭受了军队的17架飞机狂轰乱炸后致使全市大部分工厂停工。除了普通的产业工人,还有大量的知识分子也加入了失业大军。失业工人的生活十分困苦,喝粥汤度日已成为当时失业人员中的极普遍现象。在当时人们的社会主义概念里,社会主义社会是“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的社会,因此社会主义必须消灭失业问题。1950年6月6日至9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做了关于《为争取国家财政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报告中把救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帮助他们就业作为八项重要安排之一。1950年6月7日,总理签发了《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同时批准由劳动部公布《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当时国家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主要包括进行失业登记、发放失业救济金、以工代赈、临时就业、开展生产自救、组织转业训练、鼓励还乡生产、移民垦荒、设置劳动就业管理机构等。这些具体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解决了燃眉之急,失业规模得到有效控制。

但到了五十年代中后期,新中国再次面临解决就业的难题:一方面,随着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发展,从1955年开始国营企业、事业单位招收的工人和职员大大突破了年度计划,大批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镇;同样于1955年前后,在如火如荼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大批私营商业(据统计,1954年的坐商和摊贩共计七八百万人)在极短时间内被挤跨,多数被排除的商户未得到及时安置,自身在转业上又有困难。这样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工人店员失业人数激增。于是,城市就业与再就业同时进入紧张状态;另一方面,这期间升学率的持续走低使得本已严峻的就业难题再添压力。而且由于当时的中学生多半是来自城镇家庭,这就意味着在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政策及统包统配的劳动就业制度前提下,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因升学率大幅降低而导致的待业青年。因此城镇就业矛盾的主要方面已不再单纯是失业工人,而又增加了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待业大军。如何解决就业、失业、待业的种种难题再次考验着新中国的党和政府。1957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要求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严格控制人员的增加。195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提到:“城市中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从此,组织城镇青年尤其是城镇知识青年下乡被纳入了《农业发展纲要》。

于是,便出现了接下来的情况:自1957年至1960年,从江苏、安徽、湖北三省迁入新疆的移民就超过了80万人[8];又如中央政府当时发出了动员内地青年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在浙江省于1956年与1960年两年之内,先后动员了两批共97453名青年及其家属迁往宁夏地区[9]。此举的目的再简单不过,“‘人力’资源被抽调去推动内地的工业化,更有助于它失业率的降低”。 [10]因为“大规模的工厂和内地的发展意味着更长的建设时期和每个资本单位只能雇佣人数少得多的工人。”[11]可以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实际上是一次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大胆调试。

三、解读之二

我们考察建国初期的历史总无法绕开一个国际因素,即苏联。从时间上来看,中国政府依靠政治感召力量实现大规模城镇人口的迁徙,与苏联的影响不无关系。从1955年开始的近一年多时间里,苏联政府曾动员近2.7万人到边远地区垦荒建厂,实现了苏共中央制定的2800万公顷的垦荒计划。1955年,中国派中国青年代表远赴苏联考察,以便了解苏联共青团组织城市青年垦荒的情况。同样从1955年夏季开始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先后组织的青年远征垦荒队有50多批,共3.7万多人。[12]这期间出现的几支著名的垦荒队如:萝北县的“北京庄”、江西省的“共青社”、北大荒的“天津庄”、大陈岛的“浙年垦荒队”等成为众多青年垦荒队的杰出代表。

中国政府依靠行政力量实现大规模城镇人口的迁徙,也与苏联对华投资的停止息息相关。众所周知,新中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与同盟国苏联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正如在1956年底告诉国人说,“一边倒”政策没有错,并且解释到:“因为一边是强大的帝国主义,我们中国长期手帝国主义的压迫,如果站在苏联、美国之间,看起来很好,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美国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会给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帝国主义怎么会给我们国家吃饱呢?帝国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压迫的,压迫了几十年、几百年,从来没给它们吃饱过。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曾烧了我们的圆明园,夺走了我们的香港、台湾。”有谁会真心帮助我们建设强国的工业基础呢?只有苏联。“大工厂我们还不会设计,现在谁替我们设计的呢?例如化学、钢铁、炼油、坦克、汽车、飞机等工厂,谁给我们设计的呢?”“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13]可以说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基本上是靠苏联的帮助建立起来的。

然而,苏联向新中国提供大规模的贷款主要集中于1950年到1955年期间,在这之后苏联便拒绝再给予中国大笔贷款。“与前期明显不同的是,这一阶段(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到1957年底莫斯科会议召开―作者注)中苏之间热烈友好的关系已不是由以往单纯的意识形态认同和真实的感情交往使然,其间已经掺杂了许多各自的实际利益和利害关系――苏联的对华援助及中国的对苏批评都注意各留几手,并开始相互提防。”[14]所以,1957年当为布尔什维克革命40周年的庆典访问苏联时要求苏联提供贷款遭到对方婉拒,紧随其后便出现了中国境内的人口大迁移,这种时间上的先后巧合也绝非偶然。建国初期,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及国防建设基本上是以依靠外援型投资和援助为主的外向型建设。中国迫于苏联的示范作用而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道路,而重工业具有资本技术密集型的特点,对人均资本需求量极大,这显然是有悖于当时中国劳动力相对丰富而资本相对缺乏的国情。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从一开始便不能按着世界上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的轨道前进,现在苏联对华停止投资,各项建设所需资金戛然而止,社会主义建设大有搁浅之势。为了应对苏联对华投资政策的突变,同时也是为了摆脱苏联模式严重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尴尬境地,即未能运用相对过剩资源代替相对稀缺资源。最直接和最有效的策略就先是不得不宣布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即第二个五年计划停止实施,然后开始了由上到下,由大到小的转移即由中央政府的大规模工业化转向地方性的中小企业为主的地方工业化,发动“”,大办“五小工业”。于是,国家的发展计划的重点开始向所需投资份额较小的企业转移,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开始转向以内向型为主的发展模式,即充分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填补工业所用资金的严重不足。

同时,按照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公式分析,在农业中,不投入或少投入劳动资料,仅仅投入更多的劳动,就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即在不增加或少增加不变资本的情况下推动更多劳动,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所以,将大量城市人口转移到农业战线是为了推动农业的规模种植,而农业的规模种植有利于通过工农业剪刀差获取更多的农业剩余,有更多的农业剩余就可以用来减少对大规模进口先进机器设备的依赖。就像同志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中指出的:我们有党的领导和六亿人民,这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是生产力的最活跃因素,人多力量大。因此,作为应对苏联停止投资的无奈选择,同时作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尝试,大规模转移人口至农业领域便成为这一时期发展战略的应有之义。决策层所做的一切无非是为了利用国际休战的大好时机,加快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段时期的人口迁徙时,从国际国内两方面为切入点似乎更容易解答这一看似有悖常理的现象。一言以蔽之,正是由于城市的高失业率,才有了作为重新配置劳动力的应急之举;也正是由于苏联对华投资的停止,才有了作为对外来投资缺失弥补的应变之策。

参考文献:

[1] 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1636页。

[2]数据来自由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978页。

[3]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988页。

[4]张启华《总结历史,开辟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55页。

[5]邓力群《岁月》,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30页。

[6]《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18页。

[7]劳动部:《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页。

[8]周崇经主编.中国人口・新疆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140-141页。

[9] 王嗣均主编.中国人口・浙江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150页。

[10]、[11]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66页、167页。

[12]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15页。

[13]转引自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外交),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191页。

[14]李丹慧《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3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