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发展看改革开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政策。三十年后,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之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特别是随着开放之门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学术研究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从而也印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与科学性。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中国学术由复苏到繁荣,由繁荣到深化的三十年。据此,有人将这一时期的学术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接续断裂,全面复苏阶段;二是空前繁荣阶段;三是继续深化阶段。

学术研究的全面复苏

“”期间,中国的学者没有独立的地位,中国学术也沦为政治的附庸,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学术发展实际上出现了断层,与之前的学术研究衔接不上,甚至可以说,“”期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

1978年,中国思想界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高度评价了这次讨论,并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位中国学术的前后衔接和全面复苏奠定了根本性的思想基础。中国学术研究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转变,求真、求实成为学术研究的良好风气。中国学者开始强调学术的相对独立性,尽可能摆脱政治的束缚。有人说,“学术研究必须有科学的态度,学者的天职在于独立思考、探求真理,学术的生命在于发现规律、追求真理。”这一点在马列主义和思想的研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学术界不仅关注纯学术问题,而且对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等这些具有政治色彩的敏感问题也纳入到研究的范围之内。

学术的全面复苏还表现在纯粹的学术机构和组织的不断建立,以及学术研究园地的恢复和扩大。1977年下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成立,到80年代初,各省的社会科学院也相继组建。高校系统同样如此。到1979年底,全国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就已经达到309个。另一方面,相关的学术刊物也得以恢复发展,并出现了大量的新刊物。例如,复刊的《历史研究》、《文学评论》、《哲学研究》、《经济研究》,相继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及吉林的《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等。

改革开放政策对学术界的影响自然离不开海外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大量引进。“”期间,甚至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学术界与西方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处于隔绝状态。这也是当时的中国学术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之门打开以后,海外学术思想大量引进。特别是在哲学界和美学界,出现了大量译著。另外,进入八十年代后,西方各种新的研究方法也大量引入,尤其是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现代西方自然科学方法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显著影响。

可以看出,这一时段的中国学术逐渐获得了必须发展空间。学术机构和学术组织的不断建立、学术研究园地的不断恢复和扩大完成了学术的复苏。学科结构的调整、新学科的建立、海外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大量引进,则为学术的全面复苏提供了有力支撑。

学术成就的空前繁荣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可以大致看作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学术发展的第二个时段。这一时期,中国的改革已经初见成效,经济领域实现了质的飞跃和突破。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自然不在话下。

如果说,第一阶段只是中国学术的恢复和“蓄势”的话,那么第二阶段则是空前繁荣和硕果累累了。例如,在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在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方面,涉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等重要时代命题也取得了重大成果。此外,这一时期,各学术机构都很重视学术人才的培养,出现了大批的优秀学术研究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在1997年“建院20周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全院有科研业务人员3000多人,拥有高级专业职称的科研人员1500多人,其中有相当一批人在学术界享有盛名。全院有61名学者被国家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有博士生导师280多人、硕士生导师600多人。高校系统亦是如此,高校学者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力军。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学者也已成长起来,他们的思想更加活跃,更加关注现实与时代,更加热切地憧憬未来。

这一阶段,中国学术的管理和评价也随之成为重要的议题。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对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同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198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用于资助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3月,教育部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深化科研管理改革,加强管理队伍建设,并加强和改善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导。1996年,教育部还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学术管理和学术评价的加强,本身也显示了学术的繁荣和学术的积累,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学术研究的规划化和科学化。(当然,其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

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的改革开放不断给学术界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学术研究才得以新的重大成果。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段出现的对学术人才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学术管理和学术评价的热议和实施,都显示出中国学术面向现实、面向未来的特点,体现了学术积累到较高的较高水平。

学术事业的继续深化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可以看作是中国30年学术发展的第三个时段。这一时段不仅是第二时段的延续和发展,而且还又产生了若干新的重要特点,即:追求深化,追求厚重,反对浮华。

首先,党的领导集体对中国当代学术事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从2001年8月起,同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三次发表了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谈话。2002年7月16日,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强调,大力加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2004年5月29日,总书记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党的领导集体对于哲学社会科学高度重视,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而且也是基于全球化背景下,面临文明碰撞、民族冲突、社会和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的严峻挑战,需要新的思想理论和学术观点来加以诠释和引导。可见,人文学术在传承人类文明、探究社会规律、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必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学术界还出现了反对、整治学术腐败的强烈呼吁和实际行动。学术腐败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愈来愈严重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既与社会大环境和管理体制方面的因素分不开,也与学界内部道德滑坡的因素有紧密联系。这一时期,管理界和学术界出台了许多对策来遏制和整治学术腐败。2002年2月,教育部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2004年6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通过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 》。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等著名大学也先后出台了有关遏制学术腐败的规范、规定和措施。尽管社会和学术界对整治学术腐败做出了许多努力,但学术腐败至今仍未能得到很好的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惩治学术腐败任重而道远。

第三,对于当代学术和学者自身进步的研究,成为这一时段学术发展的又一重要特点。这种研究,既包括当代著名学者的个案研究,也包括当代各主要学科的学科史研究,还包括宏观的当代学术史研究。2005年6月,“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并提出要把“当代学术史”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和建设。学者原本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主体,但在现在当代学者及其研究过程、研究成果,也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这时学术研究的主体变成了客体。这也是学术发展到比较繁荣和成熟、学术积累到较为丰富的阶段才会产生的现象,是学术自觉的显著表现。

第四个特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2004年初,中共中央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的第四部就是“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该部分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同时也包括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并且,要求组织编写全面反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和文学等学科的教材,进一步推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工作。同年,教育部制定了《关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工作方案》。2005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该工程自实施以来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做出了新的贡献。重要的是,它本身也进一步带动了整个学术界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动了整个学术界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追求,促使整个学术的发展不断走向深化和厚重。

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第三阶段的学术积累和学术繁荣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层次。如果说第一时段和第二时段可以用“数量”、“繁荣”代言的话,那么第三时段则可以概括为“质量”、“深度”、“厚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对当代学术发展自身的反思和研究,甚至对反对学术浮华、惩治学术腐败的强烈呼吁,正是第三时段追求学术“深度”和“厚重”的具体表现。

简言之,中国学术发展的三十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繁荣与深入。改革开放不仅为中国学术的成长开辟了较大的空间,而且也为其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这才使得中国学术界出现硕果累累的繁荣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