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预测:当心被老外忽悠

【摘要】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预测，可能考虑到了最新的情况，比如说它为什么认为中国会更早地超过美国，我估计它不是认为中国比过去预测的要好，而是美国要比过去预测的要差。除了美国的次贷...

国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预测常常互相矛盾，我们不需要太认真对待这些预测。

近日，全球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最新预测报告称，中国经济将于2025年或更早超越美国。美国研究机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则预测说，中国经济将在2035年之前超过美国。类似于这样的预测还有许多，这些预测一方面使国人自豪，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产生怀疑：我们的经济前景真的是一片坦途吗？在此，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战略规划处处长高辉清博士为我们解读这些预测的真实目的。

对这些预测不要太认真

《中国改革》：对于国外这些层出不穷的预测，我们应该怎么客观看待呢？

高辉清：对于这些报告，首先看是哪些机构做的报告，二是看在什么背景下做的，三是看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报告。搞清楚这些问题以后，我们才能知道这个报告具体为什么服务，对它的真实性、权威性才能做出评价。任何预测都是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做出的，这就涉及到技术方面，技术为目的服务，所以在同样的情况下，有人会说中国经济可能持续不了几年，像2004年的时候就有一个美国人做预测，说中国经济在2009将出现危机，而2004年是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好的时候。那么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经济已经开始往下掉，很多人，包括我们国内很多学者都担心经济可能会出现大幅度回落，他们又把中国经济预测的这么好，认为2025年就能超过美国，2025年是我看到的几乎最早的预测，这会让人感到很蹊跷。中国经济很好的时候，有人说它有危机；中国经济往下走的时候，却又预测中国经济会变得特别好，这本身就让人感到蹊跷。换句话说，这些预测要么是为了哗众取宠，要么就是自己的一家之言，总之不能太认真地对待这些预测。

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预测，可能考虑到了最新的情况，比如说它为什么认为中国会更早地超过美国，我估计它不是认为中国比过去预测的要好，而是美国要比过去预测的要差。除了美国的次贷危机外，这个预测可能还考虑到国际发展格局的变化趋势。过去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龙头，只要美国经济好世界经济就好，它坏的话世界经济就很难好。但这两三年以来出现了新的格局，很多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起来了，他们通过彼此的贸易能够实现资源、技术、劳动力各方面要素的互补，减少了对美国的依赖。所以在美国经济不是很好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经济依然比较快地发展，比如2007年是我国经济在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最快的时候，但是当年我们对美国的出口实际上下降了10%，换句话说美国2007年对我国经济增长是负贡献。

《中国改革》：国外机构做这些预测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标是不是针对中国？

高辉清：这涉及到前面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机构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有些机构可能会与政治有关，它接受本国政府的资助，它的报告或者是为政策制订提供某种依据，或者是代表国家往外发什么声音，这都有可能。从美国这个国家来说，它最能够说服美国人的，或者最能够说服美国政府的最好的理由，就是在某个时候会有个国家超过你。美国人最忌讳这一点，那么所有能够抑制这种趋势的措施都会得到美国人的同意。从这个角度讲，这种预测是影响美国国策最好的借口之一。所以，一旦说中国将要超过美国，因为还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应该说更容易引起他们一些反应，一些冲击。

《中国改革》：这些预测的时间有早有晚，这可能与他们所选择的测算依据有关，那么您觉得这些预测是否合理？

高辉清：2025年或者2035年中国经济就会超过美国，我觉得是比较乐观，换句话说，可能他们是带有某种倾向，就是有意识地要强化这种观点，我个人觉得这个结论不是很客观。很显然，中国问题也很多。第一，中国目前就面临着资源和发展方式两个瓶颈的冲击。像石油、铁矿石这些，我们过去虽然也遇到过这个冲击，但是那个时候的瓶颈是国内产能的制约，后来我们通过加入WTO，从国外买进很多石油和铁矿石，缓解了这个瓶颈。现在又遇到了瓶颈，但这次我们触动的是全球资源供应的瓶颈。现在我们的资源供应对国际市场依赖很大，只要一买价格就上去。从目前来看，我们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适应这种新情况，而且这里面还存在风险。即使能够适应，也要花比较长的时间，经济增长速度也一定会低一些。过去我们潜在GDP增长是7.5%左右或者7.8%左右，但因为资源约束和环境的约束，未来我估计最少得下降一个多百分点以上，甚至下降两个百分点。从长远来看，如果要维持现在这么高的GDP增长率，就可能会出现目前这样的通胀和环境污染的压力。显然国外这些预测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第二，在适应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巨大的风险。像次贷风波，美国很容易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它转嫁出去，比如让美元贬值，或通过很多方式来影响国际游戏规则，通过这些方式把危机直接或间接转嫁出去。但未来中国一旦遇到这样的风险，就很难转嫁出去，而且危机出现以后可能还会自动恶化，使得出现更大的成本。这些因素估计他们都没考虑清楚，他们可能按照中国最理想的方式进行测算，按照美国最差的方式往前推导，这样就完全可能得出那样的结论。

中国发展面临众多制约因素

《中国改革》：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惊人成就，但显然我们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些差距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高辉清：中国和发达国家最大的差距，首先就是人均财富的差距；第二是人均占有资源的差距；包括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环境资源等。第三是健康资本，包括外在身体健康、内在心灵的健康。这三个方面都是衡量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的一些指标。

另外还有一个衡量指标，就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预测到2025年或2035年，就要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除了考虑人均拥有的财富外，还要考虑产业结构、生产模式的问题。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还是靠资源投入来支撑，而发达国家主要是靠高科技、高技术，这些主要是通过大脑供应，而大脑的供应是无穷无尽的。我国经济更多地依赖于资源，这种产业结构是不合理的，它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波动。另外还有制度因素等等都会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两个国家比较要考虑的参考系数。如果只比经济总量，显然意义不大。

《中国改革》：中国未来发展面临最大的约束就是资源的约束，正像您说的中国触动了全球供应的瓶颈，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高辉清：在面临资源约束的情况下，我们就要转换经济发展模式，就是发展循环经济。从理论上讲，也只有循环经济能够做到这点，循环经济发展得好的话，创造同样的财富可能只要过去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的资源。未来不仅中国，其他的新兴国家，像印度若干年以后，将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那个时候她工业化进程跟现在的中国差不多，面临的资源约束会更大，更严重。

《中国改革》：中国经济虽然快速发展，但付出的代价也很大，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有观点说如果考虑到环境污染，中国经济可能是负增长。

高辉清：我们经济发展代价肯定是很大，过度地消耗了资源和环境，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转型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涉及到环境怎么定价的问题。一般的资源都好定价，因为有市场。但环境资源的定价很难。比如像滇池、太湖污染都很严重，这个价值的损失有多大，目前为止没有定论。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讲，如果不想享受滇池风景的话，湖水臭了就臭了，无所谓。但如果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损失就很大：要计算过去有多少人来旅游，有多少旅游收入；要考虑这么大的湖对当地气候的影响，给人们身体健康带来的益处。这一比较，你就能发现有各种损失，这些还不是全部损失。另外，如果要把滇池治理回到过去，这个成本有多大，算起来可不得了，可能是个天文数字。由此可以看出，代价到底有多大很难确定，唯一能确定的是成本和代价确实很大

《中国改革》：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城乡差距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和贫富分化等问题，这些可能是约束经济增长的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高辉清：是的。在很多国家快速发展过程中这个问题都普遍存在，而且这些问题严重的国家，最后可持续发展能力都没了，掉进了快速发展的陷阱中了；相反，这些问题解决好的国家，后来发展得就很好，就可能成为发达国家，像日本、韩国在这方面都做的不错，所以就没有遭遇这种快速增长的陷阱。中国现在显然在往这个陷阱边缘上走，在这方面处理得不太好，当然这跟中国的国情有关。中国的地太大，人口太多，历史上形成的差距就比较大，尤其是城乡差距。而且按照市场的规律，必然形成马太效应， 也就是越强的地方本身就像个吸铁石一样，所有的资源都往他那汇集，他就变得越来越强，相反很弱的地方，没有吸引力，资源就不断流走，就越来越弱。所以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解决这些失衡的问题，要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中国改革》：现代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科技的进步，科技的进步也是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科技投入水平很高，我们在这方面存在哪些问题呢？

高辉清：从我国的产业结构看，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虽然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的技术还是差得非常远。我觉得这可能跟几方面原因有关系：第一，在我们的文化体制里，官本位色彩比较浓厚，而且大量的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包括人力资源，大量有才能的人还是愿意考公务员，而不是去当企业家。说得不好听点，企业家很多都是暴发户，换句话说，这些人力资本的含金量不是很高。而真正的有才能的人、人力资源含金量高的都在政府那边，政府体系浓厚的官本位色彩又不可能充分地发挥人的创新能力。第二，我们的研究人员跟企业没有很好结合。在国外有很多大学教授同时在外面办公司，或者做兼职，这种现象非常普遍。这反映出在国外的教育体制下，科研跟社会商业融合的非常密切。在我们的社会里，你要是在研究所当研究员，就不能去办公司，如果要去办公司，那要么辞职，要么停薪留职。这样，中国一大块人力资源首先被禁锢在政府体系里，一大块资源被禁锢在象牙塔的科研体系里面。另外，我们的科研投入太低了，“十一五”规划说到2010年要把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2%，而世界平均水平在1996年就已经达到2.01%，2003年时为2.28%。

中国可以应对未来的风险

《中国改革》：这些预测到2025年或者2035年，或者更长时间，在这个期间会发生很多不可预测的事情，比如今年的雪灾，汶川大地震，国外有美国的次贷危机，这些根本就没办法预测，而这些难以预测的事产生的影响可能会是非常长远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做这些预测，有没有意义呢？

高辉清：前面我们说过，任何预测都是在一定假设前提下做出的，很显然有些外国预测者没有考虑到这种大的风险在中国出现的概率，否则不可能得出那么乐观的结论，这是肯定的。但发达国家出现大风险的时候，比如说日本上世纪90年代泡沫破灭，美国次级债都是在过了经济高速起飞的阶段后发生的，所以一旦出现危机，确实经济很难恢复。中国在未来二三十年间都处于起飞阶段，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当然前提是资源约束这个瓶颈能够解套，这样增长动力还是很强的，这是有利的方面。未来风险虽然不可预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出现风险，只要不是战争，纯粹的经济或者一般的政治方面的因素，还是很难阻挡中国发展势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