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金银器对瓷器的影响浅析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最为强盛的一个王朝，由于经济的繁荣和冶炼技术的高度发达，加上金银天然的货币性，贵族统治阶层逐渐舍弃了青铜礼器制品，转而热衷使用更加华丽珍贵的金银器皿。在皇族极力的推崇下，一种脱胎于中亚细亚的古粟特、波斯萨珊乃至东罗马的金银器，以其丰富优美的造型、生动精致的纹饰，适应了贵族阶层喜爱浮华奢靡的追求，也成为权贵们，特别是皇家的权威象征。但是金银器所用的原料成本十分昂贵，所以绝大部分人只能望而却步。与此同时，相对普通的瓷器在越窑、邢窑的带领下，其制瓷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因此，为了顺应潮流，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模仿金银器的瓷器便应运而生了。到了生活安逸、奢侈的唐代中后期，除了当时最著名的浙江越窑、河北邢窑外，甚至连湖南的长沙窑等都出现了大量生产的模仿金银器造型的瓷器。这些产品在当时已经制作得非常精致，而且有了很大的创新：有的完全按照原形复制，有的则在仿制中结合瓷器的工艺特点，创造性地进行发挥和改造，如图1越窑青瓷熏炉在仿银熏炉造型的同时增加了底座。匠师们高超的瓷器制作技术博得了上层贵族的喜好，也进一步推动了瓷器在造型、纹饰等诸多方面向金银器靠拢。紧随其后，宋代的官、哥、汝、定、耀州、景德镇等窑都继承和发扬了这种技术，颇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气势！

这一时期的瓷器首先在造型上十分接近当时的金银器，无论是外撇的圈足，还是花式口沿以及器身的起伏筋条，基本上都是按照金银器的形式制作。

例如“卷边”的装饰手法是金银器中一个特有的技术。这种技术就是对一些器皿的圈足、盖等进行翻卷处理，它不仅能够美化造型，同时也克服了薄壁金银器容易变形的缺点。而瓷器的坯胎具有良好的可塑性，所以卷边的制造技术对于瓷器来说远比金银器简单省力，只需在拉坯成型后顺手将瓷器边轻轻卷起就可以了。因此这类造型在瓷器中很快风行起来，如图2浙江马王后墓出土的唐代越窑青瓷卷足碗与陕西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唐代卷足金碗在卷足方面的处理颇为相似。在模仿金银器制作艺术的过程中，制瓷的匠师们不仅将金银器独特的设计理念融入陶瓷制作中，而且根据瓷器自身的工艺特点逐渐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以盘碗口部为例，瓷器就比金银器丰富：瓷器的花口常见的有三曲、四曲、五曲、六曲之多，曲口又可以分为单脊、双脊等形式，如图3所示的几件瓷器花口造型远比金银器花口丰富多变。瓜腹造型也是金银器制造中为了节省原材料、在器墙变薄后为了增加抗变形能力而经常采用的一种科学方法，这种方法不仅大大地增强了器物的强度，又能丰富美化造型，还能使轻便的器皿使用起来更加方便。瓷器的制作继承了这种美丽的瓜腹造型，只是在技术上结合了瓷胎的特点进行了改革：匠师们往往是在坯胎没有完全干的时候，用手工工具从外壁向里面轻轻按压，形成数道压痕，压痕和压痕之间的胎土自然弯曲形成了瓜腹形状，再加上绿色或白色的釉，使得这些作品充满了生机。由于手工压印的力点、角度不同，所以这种棱压方法对瓷器工匠的技术和熟练程度要求非常高。诸如此类的工艺原本是金银器为弥补材料不足而采取的措施，却在瓷器的制作中成了造型的典范，如图4所示。这种在模仿中不断创造和发展，使得瓷器制作在五代到北宋期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其次，唐、五代瓷器的纹饰图案上也是随处可见金银器的影子，特别是一些优质的作品，不仅在造型上达到了和金银器惟妙惟肖的程度，而且在纹饰图案方面也是一脉相承。

金银器的纹饰图案基本上是由自由锤揲法和模具锤揲法组成。其中模具锤揲法是将事前设计的图案制作成模具，利用金银的伸展性锤印到器物上，形成浅浮雕式的图案。这种浅浮雕的方法也被很好地应用到瓷器的装饰中：当时的瓷器制作中也和金银器一样出现了模具制法。首先设计制作好模具，然后充分利用湿润胎土可塑性强的特点，在模具上压印形成了浅浮雕装饰，其浮雕的图案大部分都是脱胎于金银器的纹饰。而且这类图案的内容还被发展成用细针形的工具或者刀形工具直接刻划在瓷器上，形成了瓷器装饰中的特有风格。这些作风一样深深影响了两宋的瓷器制作，甚至直到宋时官民窑瓷器中的花草纹、鸟纹、人物纹等都可以在唐金银器上找到原本，如图5所示的几件瓷器不仅在工艺上而且在装饰纹样方面都有模仿与继承金银器装饰风格的痕迹。

在这种文化的继承中，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瓷器的金银扣装饰。由于唐代皇家和上层统治阶级垄断了绝大部分的金银器物，使得一些较下层的官员和部分巨商大贾追慕不已。这在客观上促使了比较容易得到的瓷器，不仅在造型和装饰风格上向金银器靠拢，同时也在一些高级的瓷器生产中还加入了金银的装饰应用，从而满足了人们对金银器的渴望。其中最为常见的便是在瓷器口沿镶装金银扣的设计，所谓的金银扣就是把金银条镶装在瓷器的口沿上。唐、五代时期，在以艾绿色和白色为主导的瓷器上镶装金银，会使得这些器物更显豪华和珍贵，因此，这种镶装金银的做法，在当时赢得了很大市场。这些作品在盛产青瓷的古越国各类文献中就有很多的记载，同时在一些出土的有纪年的唐、五代瓷器以及1987年唐代法门寺塔基出土的“秘色瓷”上都得到了验证。显然，这种镶装金银扣的装饰技术，远在宋代以前就已经十分普及了，它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升器物的价值而作的美化装饰。在漫长的南北宋时期，为了提高产量而大量生产的芒口覆烧瓷器，正好就延续和借鉴了这种金银扣的装饰技术，并且宋代各大窑口，基本上都有这种镶金银扣装饰的作品出现，如图6所示的几件瓷器。

由此可见，唐代的金银器对当时瓷器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当时执瓷器生产牛耳的越窑、邢窑产品，它们仿金银器的成功，是其赢得盛誉以及市场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影响力通过越窑、邢窑的努力继承，一直持续到两宋时期的各大窑系，从此中国瓷器的生产无论是造型、纹样还是装饰技术上都出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崭新篇章，也为宋代瓷器成为人类文明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标志性丰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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