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探析

摘要:重庆自建市以来,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经济总量迅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与此同时,社会当中仍然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严重影响了新时期重庆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在众多问题当中,我们应抓住主要矛盾并深入分析其成因,有的放矢,重点解决严重影响重庆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性问题。

关键词:重庆市;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4-0148-02

一、重庆市目前存在的社会不和谐因素

1.社会关系不和谐。第一,劳资关系不和谐。在私营企业中,当前劳资纠纷与冲突突出源于利益分配失衡。在国有企业,企业管理者与工人间的经济收入、地位差距也在逐步扩大。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国有资本者的有效制衡机制,因而一些国有企业管理者、侵占国家财产、损害工人利益、非法得利。第二,干群关系不和谐。拿乡镇机构为例,由于乡镇机构膨胀和干部队伍不断扩大,乡村财政拮据,农民的各种负担也因此加重;同时,农民增收困难,干部作风粗暴,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干群关系一度相当紧张。第三,社会中间阶层与其他阶层关系不和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中间阶层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有其自身的利益需求和诉求,因而这些阶层的有些成员或与政府分离自行其道,或与社会底层达成沟通和共识,抵制社会上层的不当作为[1]。

2.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现实生活中,人民内部利益矛盾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际关系上具体表现为:第一,全体劳动者、部分劳动者、个体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不同的企业、群体以及个体作为不同劳动者的代表,它们各自要求增加自身的利益,于是集体、群体、个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在所难免。第二,领导管理层同普通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和管理人员掌握着国家或集体的利益取向。这样,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就表现为上层领导者、管理者同下层领导者、管理者之间利益矛盾;不同层次的领导者、管理者同劳动个体、集体之间的利益矛盾。第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体私营经济同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是两种不同经济成分,这就使得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的领导者、管理者及其代表的劳动群众和个体私营企业经营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矛盾[2]。

3.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偏低。重庆市的救助水平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城乡不均。城市保障水平总体比农村保障水平要高得多,城市保障面比农村要广,城市低保基本覆盖了城市所有的困难家庭,而相对贫困的农村目前只有五保户和特困户才能享受。二是救助内容单一。目前,救助水平只能勉强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对于其就医、住房、入学有心无力。三是城乡致困原因有别。由于城镇初步建立了社会基本保障体系。因此,城镇困难成因主要是由于下岗失业,而农村致困原因则是多方面的,如交通地理条件、受教育程度、自然灾害、突发变故等。四是救助主体单一。重庆市目前实施困难群众救助的主体主要是政府部门,民间慈善组织、社会救助力量相当薄弱,社会互帮互助的气候还未形成。

4.社会不公平现象。首先,重庆市城乡居民的机遇和相关政策不公平。如,工农业产品价格存在剪刀差。造成农民收入偏低。又如,户籍制度严重限制了农民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在付出同等劳动的前提下,农民工的薪金和福利一般低于城市工人。城市可凭借户籍壁垒构建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等一系列排他性的社会福利。其次,职位资源分配不公平。主要表现为由于一些人身兼数职,导致其他人失去了更多的就业机会[3]。

二、重庆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考

1.整合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发挥政府调控,协调阶层关系。用执政党、政府这只强而有力的“手”去“引导”阶层利益关系的调整。重庆市在这方面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从多方面去协调阶层利益关系,保证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并且保持阶层结构稳定而有活力、持续而不紊乱。其次,深化体制改革,培育“橄榄形”阶层结构。目前,重庆“洋葱头”阶层结构隐含着诸多不协调的因素,原因在于计划体制时期形成的一些社会体制还没有得到应有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体制机制不相适应,从而引发社会不公平。有些体制保护的是少数人的利益,损害的是多数人的利益,导致少数人掌控多数社会资源,大多数人只享有小部分利益。再次,强化权力调控,打破“三强三弱”。“资强劳弱”、“官强民弱”、“上强下弱”的阶层关系格局,“三强三弱”已经成为重庆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障碍。当前重庆市的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已经明显地集中到与人民群众基本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层面和环节上,因此,强化权力调控和观念整合,统筹协调阶层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成为构建和谐重庆的重点。最后,完善社会保障。要从重庆市的基本市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逐步建立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要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加大社会事业的人力财力的投入,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特别要注重向公共服务薄弱的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2.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首先,构筑适合不同利益群体的经济政治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应建立多种形式的分配体制,并建立和完善国家宏观调节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分配和调节各方面的利益。其次,完善法制体制,营造公平环境。在中国目前经济生活中,由于市场机制的发育还不够完善,这就从客观上给许多投机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得利益分配不合理[2]。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通过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制建设,营造一个平等而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最后,深入调查,掌握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要求,特点及规律,制定正确的群际矛盾调节对策。另外,运用党和国家的政治影响以及各项行政纪律手段,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来逐步调整和解决各种问题,以促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利益结构不断趋于优化。

3.关心困难群众,保障所有社会成员分享改革发展成果。首先,切实解决好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的生活问题。一方面,必须要检查城镇“低保”资金的拨付情况,确保做到应保尽保;要通过社会募集、减免费用等多种方式帮助“低保”对象解决子女就学、住房等问题;要着力解决好老红军、老复员军人、伤残军人、烈军属等重点优抚对象的生活困难问题。另一方面,切实安排好农民工的相关工作。全面关注进城务工农民的工作条件、生活环境、技能培训等问题。其次,切实搞好市场供应和平抑物价工作。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价格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要加强市场商品供应和物价监管,确保市场繁荣和货源充足,努力使生活必需品市场价格在合理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再次,加强领导部门作风建设,简化工作程序。各级各部门一定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要进一步转变作风,减少会议、减少文件、减少应酬,减少不必要的总结评比、检查验收,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到困难群众中去。最后,强化监督,实行阳光操作。将政策法规、办事程序、时限要求等内容公布上墙,接受群众监督。

4.推进社会公平,重点是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首先,切实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其一,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试点,其二,适当提高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其三,增加离退休金的水平。农村低保试点可以与现行的救济、救助和救灾制度结合起来,城镇低保和离退休金标准的提高可以与相应的消费水平结合起来。在地方财政大幅增收的情况下,适当提高保障标准。其次,逐步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以重庆市目前的劳动者构成来看,最有希望成为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无疑是国家公职人员。在短期内,规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保证劳动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主体地位是稳步促进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的重要途径。但应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促进公职人员收入分配合理化,保证劳动收入的合理增长。公务员收入制度的完善,可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公务员基本工资,由地方财政负担;根据地区差距确定补贴水平,由中央财政调剂。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的完善,应注重分类管理,区别具体职能和增收能力,采取灵活的方式进行改革和规范。机关事业单位工资以外的劳动收入增长的保障,关键是完善再分配制度,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强化劳动执法和监察[4]。再次,在教育和医疗改革中更加注重公平。只有促进教育机会的公平,才能使未来的收入分配更趋合理。各级政府应继续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为在农村普遍实行义务教育奠定基础。应加快完善助学贷款制度,使更多的贫困大学生能够顺利从高等院校毕业。此外,医疗也关系到未来的收入公平,应加大城镇医疗投资,并在农村建立更广泛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降低未来医疗支付,提高中国医疗卫生费用分配的公平程度。最后,加大投资,并建立健全收入分配宏观监测机制。应加大对农村和农民的财政支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科教发展、人才开发、结构调整的财政支持力度。收入分配宏观监测机制的重点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城乡生活困难群体的收支状况调查,以确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及时调整救助水平;二是农民工工资支付状况的调查,以通过劳动监察和执法,切实确保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劳动收入;三是行政性垄断行业利润增长和收入分配的监控,以促进从业人员、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增长的正常化[4]。

参考文献:

[1]陆学艺.协调阶层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EB/OL].省略/news.

[2]王伟光.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N].人民日报,1999-06-22(9).

[3]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成因、后果与对策[EB/OL].中国发展门户,www.省略.Cn.

[4]2005―2006:中国收入分配问题与展望[EB/OL]中国网,2006-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