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东方文学翻译

时间:2022-04-12 11:49:38

郭沫若与东方文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1

郭沫若作为我国杰出的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身份就是著名的外国文学翻译家,他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这些译介对我国翻译文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几部东方文学译著,引起了较大的反响,郭沫若对东方文学翻译做出了独特贡献。

1914年来到日本的郭沫若,最先接触的就是东方文学。自1913年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在英国出版后,就受到西方的广泛好评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时一股“泰戈尔热”的旋风刮遍了世界各地,日本自然也不例外。当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郭沫若,第一次读到泰戈尔《新月集》中的《岸上》、《睡眼的偷儿》和《婴儿的世界》等几首诗歌时,便爱上这种“清新而恬淡的风味”,“成为了泰戈尔的崇拜者”,“和泰戈尔的诗结下了不解之缘”1。1917年8月郭沫若就编辑了一部英汉对照的《泰戈尔诗选》,然而由于当时国内对郭沫若与泰戈尔了解甚少,使他在商务书馆和中华书局碰了钉子,最终他翻译的这部《泰戈尔诗选》也没能出版。

可是通过对泰戈尔诗歌的翻译,他获益匪浅。在郭沫若后来的创作中,可以发现,他受到了泰戈尔诗意与文风的浸染。像《晴朗》、《晨兴》、《静夜》、《南风》、《新月》等,都与泰戈尔的诗一样的云淡风轻、超脱空灵。正如郭沫若本人所说,接触泰戈尔的诗,好像获得了“生命的泉水,面壁捧书而默诵,时而流着感谢的眼泪而暗记,一种恬静的悲调荡漾在我的身之内外,我享受着涅快乐。”2与此同时,泰尔戈的作品也给予了郭沫若灵感与勇气,使他大胆革新诗歌形式,首创了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自由体诗”这一艺术形式。同样是出于对泰戈尔的喜欢,郭沫若又探究了印度古诗人伽毕尔(即《伽毗百吟》的作者)和印度古代经典《乌邦尼塞德》(即《奥义书》)。他还翻译过《沙恭达罗》的作者迦梨陀娑所写的诗《秋》,现收入《沫若译诗集》中。

由郭沫若根据英译本所翻译的波斯作家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1924),被收入于我国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中,它成为中国最早被译成新诗的域外诗,这使得当时并不被人们关注的莪默伽亚谟及其《鲁拜集》广为流传。郭沫若对莪默伽亚谟《鲁拜集》的热心研读与“五四”时期中国诸多黑暗腐败的社会情况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郭沫若译著的多数作品都展现了社会的腐败及人们的苦闷心情。像《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作品均表现出了人们不满于社会现实,迫切需要探索新道路,追求新的人生意义与社会理想的要求。而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从思想主旨到文体风格无不吻合郭沫若当时的心境心态和“五四”时代的气息,因此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莪默伽亚谟对宇宙本原、人生真谛的思考,重视现世生活的态度,无疑启迪了当时迷惘苦闷又力图寻求出路的郭沫若。他这时创作的《新芽》、《赠友》、《苦味之杯》等诗歌,都可以看到《鲁拜集》文风的痕迹。

郭沫若在日本留学和生活了20年,日本堪称郭沫若的第二故乡。他的翻译与文学事业也得益于日本,其关系可谓是“走步于日本,终于日本选注本”。因此他对日本文学作品的译介不可缺少。

郭沫若翻译了日本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1924)一书。这本书对他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郭沫若说:“它对于我有很大的帮助,使我的思想分了质,而且定型化了。我从此以后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本书的译出把郭沫若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来,至此,郭沫若克服了在日本期间所接受的泛神论思想,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一重要转变。于是郭沫若“从文艺运动的阵营里转进了革命运动的路线里来”了,也因此积极参加了大革命和南昌起义。《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的出版迅速在国内传播开来,受到了广大青年的喜爱。但是由于受到反动当局的严厉限制,很快便停版。

郭沫若还以“高汝鸿”为名翻译了《日本小说短篇集》(1935)共收作品19篇,其中最早的译于“五四”时期,最晚的译于30年代初。该书囊括了新感觉派(横光利一、中河与一、片冈铁兵)、白桦派(志贺直哉)、私小说(葛西善藏)、无产阶级文学(小林多喜二、武田麟太郎、林房雄、德永直、藤森成吉)、新兴艺术派(井伏鳟二)、新思潮派(芥川龙之介、丰岛与志雄)等近现代日本文坛的主要流派及作家。这部译作,大大加强了我国读者对日本社会、文学与文化多角度、多侧面的了解与认识,对我国学界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在郭沫若的翻译活动中,他正式出版的译作有30种,虽然涉及东方文学的作品少之又少,可是这仅有的几部东方文学译著受到了我国广泛的关注,这些译本多次再版,它们有着大量的阅读人群,引起了人们罕见的反响。可见郭沫若在我国翻译界的重要地位不容置疑,他对东方文学翻译的贡献得到了人们正式和充分的肯定。

参考文献:

[1]郭沫若:《太戈尔来华的我见》,见《沫若文集》(10),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2]郭沫若:《创造十年》,见《沫若文集》(7),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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