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华“助燃”郭沫若

一

1919年9月之前，后来被人誉为一代文豪的郭沫若，在文学实验方面是颇不成功的。他的第一篇小说《骷髅》及其他一些翻译稿件，都惨遭退稿命运。但是，在这一年的9月11日，他的两首新诗《抱和儿在博多湾海浴》《鹭》刊出了。“看见自己的作品第一次成了铅字，真是有说不出的陶醉。这便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刺激。在1919年的下半年和1920年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创造十年》）

在此之前，郭沫若写过许多新诗，这些诗深受泰戈尔的影响。但是，当时的中国诗坛，还几乎没有这类诗在报刊上出现，郭沫若也就未将它们投放出去。1919年6月，在日本读书的郭沫若与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叫“夏社”的小团体，目的是抗日，方法是将日本报章杂志上侵略中国的言行搜集起来，译成中文向国内学校及报馆投寄。为了了解国内报刊情况，他们便订了一份上海的《时事新报》。这家报纸在“五四”运动之后颇有革新气象，尤其文艺副刊“学灯”，特别风行一时。从这份报纸上，郭沫若第一次看见了中国的白话诗。其中康白情的一首《送慕韩往巴黎》叫郭沫若大感惊异：

慕韩，我来送你来了！这细雨沾尘，正是送客的天气。这样的风波――我很舍不得你去，但我并没有丝毫的意思留你。你看更险恶的大平洋，其实再平静的没有了。朦胧的月色，照散了漫江的烟雾。听哟！这汽船快就要叫了！他叫了出来，她就要开去，我们叫了出来，我们就要做去。慕韩，你去了？――……

这样说话般的，平白的句子也是诗吗？如果这也是诗的话，“那么我从前做过的一些诗也未尝不可以发表了。”在这样的情绪导引下，郭沫若便将自己头一年作的《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离别》以及其他几首新作一股脑寄给了《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

郭沫若赶得巧了。就在他订阅《时事新报》的1919年8月，当时该报“学灯”副刊的主编郭虞裳，受该报负责人张东荪的委托，慕名聘请宗白华协助编辑“学灯”。宗白华当时也只是20岁出头，但他在哲学研究方面已经颇有造诣了，对文艺也有自己相当新潮的见解。所以，在他负责“学灯”不久，副刊上便出现了康白情“他叫了出来，她就要开去，我们叫了出来，我们就要做去……”这样叫郭沫若“大感惊异”、与过去旧体诗歌截然不同的新体形式。

这年的9月，宗白华从来稿中，发现了寄自日本福冈、署名“沫若”的几首新诗，极为欣赏：

儿呀！你快看那海的银波，/夕阳光里的大海如被新磨。/儿呀！你看那西方山影罩着纱罗，/儿呀！我愿你的身心像海一样的光洁，/像山一样的青疏！”（《抱和儿在博多湾海浴》）

他立即安排发表了出来。郭沫若见到自己的稿子见报后，极为振奋，于是把自己先前写成的稿子陆续寄了过去。很快，这些稿子也发表了。由此，郭沫若的创作欲望得到很大的激发，他进入了一个创作喷发时期。后来收入《女神》诗集中的诗歌，绝大部分都是这个时段创作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的作品。

郭沫若诗歌创作前期，受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影响特别大。他最早创作并发表的一批诗歌，大都是泰戈尔式的轻盈、清畅风格。就在他开始给“学灯”投稿时，他无意间买到日本有岛武郎介绍三位艺术家的《叛逆者》一书。这三位艺术家中，给了郭沫若强烈鼓荡的是美国诗人惠特曼。惠特曼的诗风是狂风暴雨般的，奔放而雄浑，极容易搅动年轻人的心。此时的郭沫若，由于诗歌找到了倾泻（发表）的通道，自己的热情和诗潮便最大限度地释放了出来：《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凤凰涅》……一批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极杰出的诗作出现了。

二

在这个过程中，“学灯”年轻编辑宗白华给郭沫若的支持是绝大的。甚至可以说，他是郭沫若这一大批作品最直接的催生者。宗白华担任“学灯”编辑虽只有不到一年时间，但他几乎是空前地，几乎每期都发表郭沫若的作品。诗歌力图每期都有，其他一些翻译作品，如郭沫若所译《浮士德》中老博士在中世纪的书斋中，诉说学智枷梏束缚的独白；惠特曼诗《从那滚滚大洋的群众里》等等，也都随时发表。其他无论郭沫若的论文，所作小说，也都无一例外地大量占领篇幅。1920年元月开始，“学灯”取消了“新文艺”栏，开辟“新诗”栏目。这个栏目几乎专为郭沫若特设。“因为在民八、民九（本文笔者按：1919至1920年）之交的《学灯》栏，差不多天天都有我的诗。”（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不止此，有多天，他人一律规避，全留给郭沫若一人。一个整版接一个整版，破天荒地用来鼓励和展示郭沫若的才华。

宗白华对郭沫若欣赏到何种地步，我们不妨借助他当时给另一位朋友田汉的信函来看看：“我现在烦闷得很，无味得很，上海这个地方同我现在过的机械的生活，使我思想不得开展，情绪不得着落，意志不得自由……但我近有一种极可喜的事体，可减少我无数的烦恼，给与我许多的安慰，就是我有得着一个像你一类的朋友，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自己思想、情绪、意志不佳，却因为发现了郭沫若而得到了许多的安慰。这真是一种别有意味的夸赞。

不仅给朋友，他还把心中的夸赞直接表达给郭沫若：“昨天得着你的信同新诗，非常欢喜，因我同你神交许久了。你的诗是我所最爱读的。你诗中的境界是我心中的境界。我每读了一首，就得了一回安慰。因我心中常常也有同等的意境……现在你的诗既可以代表我的诗意，就认作我的诗也无妨。你许可么？”同是青年，心中有同样的意境，这很能理解。可喜欢别人的诗，却把它“认作”自己的，还让诗人“许可”，真是痴迷，听到这样的话，郭沫若一定会欣喜莫名的。

前面一封函刚刚发出，宗白华的第二封信又赶来了，是催讨诗的：“你的诗已陆续发表完了。我很希望《学灯》栏中每天发表你一篇新诗，使《学灯》栏有一种清芬，有一种自然的清芬。”

这样的激赏，对于郭沫若，那真有无限的鼓动力量。他除去将以前积存的作品全部寄给宗白华外，还又新创出许多极为出色的杰作。后来郭沫若这样回忆：“说来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像一座作诗的工厂，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在1919年与1920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

就拿《凤凰涅》来说。这首长诗是一天之内完成的。据郭沫若讲，上午上课时，突然有诗意“袭”来，他便在本子上写了起来，完成了诗的前半；到了晚上快睡觉时，诗的后半意趣又“袭”来了，他便伏在枕头上用铅笔火速地写起来。他后来常说，全身像是寒冷一样不停打战，连牙齿也控制不住打起战来。不仅这一首诗，许多首诗都是在这样状态下产生的：“那种发作大约就是所谓‘灵感’（inspiration）吧？……那种发作时时来袭击我。一来袭击，我便和扶着乩笔的人一样，写起诗来。有时连写也写不赢。”

说宗白华鼓励和催生了郭沫若的诗潮，那是一点不夸张的。仅仅在宗白华主持编务的几个月间，他便陆续为郭沫若发表了近百篇诗文。常常短诗，一版数篇，长诗一至两篇；更长的如《凤凰涅》，竟连续占领了两天的整版（1920年1月30―31日）。这样的作为，在中国报刊史上，也许是空前的吧。

对于宗白华的赞许，郭沫若也由衷感动。在回复宗白华信函时，他甚至有些不能相信地问：“我的诗真是你所最爱读的么？我的诗真是可以认作你的诗的么？我真欢喜到了极点了！”他随即向宗白华谈到对诗的体证：“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应力），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按：旋律），生底颤动，灵的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底源泉，陶醉底美酿，慰安底天国。”因为宗白华的缘故，郭沫若似乎夸张地说：“……总之我是最爱《学灯》的人，我要努力，我要把全身底血液来做《医海潮》里面的水，我要把全身底脂肪组织来做《学灯》里面的油。”《医海潮》是郭沫若试图与友人组织“医学同志会”及希望办的一种新医学杂志。当时，郭沫若们的青春热情实在令人惊赞。

不仅诗作，翻译文字，小说，诗剧，郭沫若的稿子真是来多少发表多少。创作不及，“你那封长信我竟不得你许可就发表了。”理由：“因我想诗人是世界上第一讲真诚的，没有不可公开的文字的。”宗白华对郭沫若极大热情地推举，与他认识到郭的惊人的诗歌才华有关。宗白华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我主编《学灯》的一年期间，每天晚饭后，到报馆去看稿子，首先是寻找字体秀丽的日本来信，这就是郭沫若从日本不断惠寄的诗篇，我来不及看就交与手民，当晚排印……”他在当时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凤凰正还在翱翔空际，你的天狗又奔腾而至了……你的凤歌真雄丽，你的诗是以哲理做骨子，所以意味浓深。不像现在有许多新诗一读过后便索然无味了。所以白话诗尤其重在思想境界及真实的情绪，因为没有词藻来粉饰他。”不仅创作，连同郭沫若的翻译，宗白华也甚为推崇：“你的《天上曲》同Zueignung（大意‘贡献’）都翻译的很不坏，很不容易，歌德文艺之入中国当算从你起了。歌德在天之灵也当愉快非常。”“光海诗意境艺术皆佳，又见进步了。《浮士德》诗译我携到松社花圃绿茵上仰卧细读，消我数日来海市中万斛俗尘，顿觉寄身另一庄严世界。今日公诸《学灯》，使许多青年同领此境。”这样的欣赏，也成了郭沫若后来翻译《浮士德》全本的诱引。

三

青春的友谊真正可爱。宗白华不仅大力赞誉，大量刊发郭沫若的几乎所有文稿，他对郭诗的特点及问题，也乐于提示出来：“你《天狗》一首是从真感觉中发出来的，总有存在的价值，不过我觉得你的诗，意境都无可议，就是形式方面还要注意。你诗形式的美同康白情的正相反，他有些诗，形式构造方面嫌过复杂……你的诗又嫌简单固定了点，还欠点流动曲折……”“你的诗意诗境偏于雄放直率方面，宜于做雄浑的大诗。所以我又盼望你多做像凤歌一类的大诗，这类新诗国内能者甚少，你将以此见长。但你小诗的意境也都不坏，只是构造方面还要曲折优美一点，同做词中小令一样。要意简而曲，词少而工。”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长处，避开短处，这样的看法，无论在当时或今天，都是确当而恳切的。可惜，当时读者大都被郭沫若那奇幻的异彩炫得来不及判断，或赞赏或批评均未能如此精切细微体会和表达。这应该是我们今天对于宗白华、郭沫若两位青年友人友谊最为欣赏的部分。

友情纯粹，就要极端，就连钱财之类物质，郭沫若也以为不应与文稿牵涉一起：“我还有一件要请求你的事情，你前函说报馆要与我汇墨洋若干来，不知道是什么名义。是给我的报酬么？我寄上的东西，没一件可有当受报酬的价值的。我的本心也原莫有想受报酬的意志。白华兄！你若爱我时，你若不鄙我恶晶罪髓时，我望你替我把成议取消，免使我多觉惭愧罢！”他的文稿为报纸带来了大量青年读者，当然也为报纸赚了钱，报馆付一点钱，自然应当。故此宗白华复信：“《学灯》得了你的诗，很增了许多色彩，报馆里拿一点极鄙俗的物质，报酬你的极高贵的精神，本嫌唐突……”这种高度注重精神空间伸展，鄙弃一般物质的生存理念，颇可窥视当时青年的精神心理形态。尽管在今天人们看去，这几乎有些天方夜谭，“不可理喻”了。

郭沫若这批发表在“学灯”上的诗歌，后来择出一部分来出版成《女神》，成为中国新诗创作初期影响最大的一部诗集。一举奠定了郭沫若“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国的预言诗人”（周扬语）的重要历史位置。从以上介绍看，在推举郭沫若上来说，宗白华有绝大功劳。郭沫若若没有这一时期的创作大爆发，他以后的道路也许会两样。有一个显明的事实可以为证：1920年4月底，宗白华去了欧洲，编务工作交由另一位学者李石岑接办。李石岑虽然也向郭沫若约稿，但在发表上却不像宗白华那样全力以赴了。照郭沫若自述：“到1920年的4、5月间宗白华到德国去了，《学灯》的编辑换了人，我的诗潮也就从此消涸了。”（见《创造十年》）

被激发的诗潮虽然减退了，但短短时间建立起的艺术情谊却长长地留了下来。在发表了这样多诗人稿件后很长时间，他们只是通过信件往来，相互并未见过面。不仅此，就在这段时间，宗白华还将自己在日本的友人田汉介绍给郭沫若，使田汉与郭沫若间也建立起了终生的友谊。他们三人间信件往来，纵论艺术，探索人生，极有价值，因此，后来上海亚东图书馆以《三叶集》为名结集出版。对这部书，郭沫若有较高的评价：“这要算是在‘五四’潮流中继胡适的《尝试集》之后，有文学意义的第二个集子。”（见《凫进文艺的新潮》）因此，《三叶集》出版之后颇受欢迎，尤其受到新文艺青年的钟爱。

宗白华与郭沫若的见面，那已经是1925年在上海的事了。据宗白华回忆：一天，田汉同一个比我大几岁的清瘦青年来找我，那个青年十分有礼貌地连声自我介绍：“我是沫若，我是沫若。”这两位神交已久，相互钦慕的艺术家才算见面了。“我们高兴极了，就一起出去游玩，逛大世界，到饭店一同吃饭。一连几天，我们在一起谈得很畅快，玩得很开心。”

能够见出他们之间友谊的文字，再一次出现在1941年。此时虽在抗战期间，可重庆及多个地方，为郭沫若举办了祝贺其五十生辰的纪念活动。宗白华写出一篇《欢欣的回忆和祝贺》的文章：“二十一年前，上海望平街《时事新报》编辑室的一张小桌子上，每天傍晚总是堆着一大堆的信，编者走近看见时着实充满心的欢喜。这是四面八方活泼天真的青年寄来的稿件，有的讨论社会问题；有的发阐青年问题；有的介绍哲学与文学，大谈文化；有的研究教育；有的是很苦恼地抒发着恋爱和社会问题……这小小的书桌上象征着‘五四’时代的青春、朝气、希望、青年的纯洁，生活力和一个文化史伟大创新的开端――这创新直接着现在的抗战建国，它的历史的最后估价须待一百年后的史家――然而作为这一切象征之象征的却是每天寄来的一封封字迹劲秀，稿纸明洁，行列整齐而内容丰满壮丽的――沫若的诗！”把郭沫若的诗歌认作当时青年各种思想、问题的“象征之象征”，真正恰切。文学的意义、作用，这段文字表达得再充分不过了。

郭沫若后来多次在文章中说：“但使我的创作欲爆发了的，我应该感谢一位朋友，编辑《学灯》的宗白华先生。……但凡我做的诗，寄去没有不登，竟至《学灯》的半面有整个登我的诗的时候。”认为若不是有这样机缘的话，“或许我的创作欲的发动还要迟些，甚至永不见发动也说不定。”“在一九一九与二年之交，我的诗兴被煽发到狂潮的地步。”（《凫进文艺的新潮》）他在给宗白华的信中说：“《学灯》栏是我最爱读的。我近来几乎要与他相依为命了。”“我要把全身的脂肪组织来做《学灯》里的油。”他甚至由衷地称宗白华为“我的钟子期”。从事实看去，宗白华先生是当得起这样赞誉的。宗白华先生后来虽在美学世界徜徉，以“美学散步”享誉学界，但他发现并大力推举出郭沫若，激发出他的创作高潮，直接催生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歌最重要收获《女神》，对新文学的贡献，同样功莫大焉。

作者单位：陕西省汉中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