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诗人郭沫若析

摘要：郭沫若是中国新诗史上的杰出代表，留日历程赋予他的是现代诗歌的潮流形式、心灵的感悟和生命的勃发，没有留学，将很难成就这位中国新诗史上的奠基人物，同样也没有中国新诗后来的蓬勃发展。

关键词：留日；新诗；郭沫若在20世纪初，留日是一个热潮。当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几十年的努力，已经开始进入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时期。有人形容说是“老树接上了青枝，旧囊装入了新酒，浑成圆熟，差不多丝毫的破绽都看不出来了”。[1]这对于仍处在近似中世纪黑暗笼罩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犹如看到黎明的曙光，是非常有诱惑力的。一衣带水之间，共同的文化渊源，使日本对于那些寻求真理，探索出路的先行者们，似乎是可以提供解决问题钥匙的范本。

诗人郭沫若以及大多数留学日本的文人一样，生在国家弱小，人民受难的年代。出身于家道中落家庭的他们，既过着富裕生活，又在家国动乱的、萧条的境底下对下层民的生活有实际性的了解。在对苦难人民的生活非常同情的前提下，他们带着强烈的爱国热情赴日留学。当时的日本民族像海绵一样大量、快速地吸收、消化、使用西方文化。首当其冲的是他们当时的教育，绝大多数科目使用的都是西方教材。 这种开放性的、西洋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氛围，对中国的留学生来讲，最突出的影响是“读东洋书，受西洋气”。日本的西化教育，是辅于政治的。作为弱国子民留学生，他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受到强大日本的歧视。留学生在歧视的境遇下继续他们学业的同时，也用火一样热情的诗歌来抒发他们对祖国的思念，对“五四”运动的支持以及对祖国强大的渴望、追求和向往。郭沫若在“五四“时期深受雪莱、惠特曼等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他的诗歌不仅浪漫、热情、豪放还及富战斗激情。从总体上来说，留日诗人的诗歌富有时代、精神解放的气息，具有反抗束缚，反抗压抑的精神。

郭沫若最初留日的意图，只是为了逃避国内繁芜的琐事，躲避不幸的婚姻。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偶然的机遇会让生活中从此少了一个平凡的郭开贞，而从此多了一个著名的学者、诗人——郭沫若。1913年12月27日，郭沫若说这个日子是他“没世不能忘的”，在他从四川前往北京投奔大哥时，大哥失意，连二人生活都无法自持，就连郭沫若都想“改行经商，留在家里代替父亲管理家务”，他已经“把什么梦想，什么野心，什么自负的念头都消掉了。有生以来像那时的那样的失望是没有经厉过的” [2]之时，大哥的朋友张次榆来访并提出带他留学日本。

在1915年春天，当郭沫若还是东京一高的预科生时，诗人泰戈尔在偶然之间闯入他的心扉。一位与他同住的本科生带回几页油印的英文诗，郭沫若便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阅读了印度诗。泰戈尔的《新月集》中的 《岸上》 （on te Seasore）《睡眠的偷儿》（Sleep—Stealer）、《婴儿的路》（av’s Way）和其他几首。诗是没有韵脚而多为两节或三节对仗的，他立即被吸引住了，原来诗可以这么写！一口气把诗读完，欢喜得不知怎么才好。从此，他便成了泰戈尔的崇拜者。以后他多次谈到初识泰戈尔的诗的感受：“那清新牙平易径直使我吃惊，使我一跃年青了二十年！兰时正是泰戈尔热流行的时候，因此我便和泰戈互的诗结下不解之缘，他的《新月集》、《园丁集》《吉檀伽利》、《爱人的赠品》、译诗《伽毗尔百吟（One undred Poems 0 air）……我都如饥似渴的买来读了。在他的诗里我感受到诗美以一的欢悦。”[3]泰戈尔的口语化的诗不仅让郭沫若认识到诗的另类写法，也让他的感情表达更为自由。长期旅居国外的孤独寂寞被泰戈尔的诗充实，诗中所展示的“梵”的现实，“我”的尊严，以及诗中所吟咏的“爱”的福音，和他十分合拍，让他感到无限的欢欣与抚慰。他说，从泰戈尔的作品中，“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我生命的泉水’一样。每天学校一下课后，便跑到一间很幽暗的阅书室去，坐在室隅，面壁捧书而默诵时而留着感谢的眼泪而暗记，一种恬静的悲调荡漾在我的身之内外。我享受着涅磐的快乐。”[4]在极度痴迷泰戈尔诗歌的同时，郭沫若为泰诗中泛着的浓郁的“清新而恬淡”的诗风所陶醉，在他获得安娜的爱情之后，1918年作了《Venus》、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等新体诗，走上新诗创作的道路。从风格上看，这些新诗自然雅致，冲淡简短，可以判断出这是属于泰戈尔式的。

不少评论中都在大谈泰戈尔对郭沫若的影响，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我们仅仅简单的从郭沫若的创作中去寻求泰戈尔所施予的那些一时的，短暂的美学效应，那显然只是片面的、浅层次的、表面化的认识。因为郭沫若也说过，这一时期的诗作“所留下来的成绩极少”。从根本上讲，泰戈尔只能说是郭沫若的引路人，他为郭沫若打开了一扇门，那是一扇通往新诗殿堂的门，在毫不犹豫走进去的同时郭沫若又采撷了不少其他诗人的诗作，诗风也随之发生变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郭沫若又迷上德国诗人海涅、歌德、英国诗人雪莱和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他大量阅读这些文坛泰斗的原著，在原汁原味的作品的熏陶过程中，在这些西方文艺家的影响下，他的视野越来越广，思想上的觉悟越来越深刻。郭沫若倾慕歌德的“狂飙突进”的精神——激烈的主张反对封建专制，要求个性解放，彻底改造四分五裂的德国现实。而对诗歌形式有大胆的突破和革新的惠特曼则让郭沫若学到自由自在的独创精神，使他学会与时代的脉搏共振，热情地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形式讴歌时代，用奔放的、无拘无束的形式纵情歌唱，歌唱生活、歌唱自然、歌唱劳动、歌唱自我。惠特曼诗歌中浓郁的民主解放精神与个性解放精神也让郭沫若深深着迷。西方的惠特曼雄浑的诗风郭沫若从东方的泰戈尔冲淡的诗风影响中走了出来。他的诗歌不再是犹如“杨柳岸晓风残月”涟漪般小波小浪静得安逸沉迷的，而是犹如“大江东去”洪涛般大波大浪动得痛快淋漓的。这是感情的两个极端的表现，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郭沫若诗风的转变正好验证了人处于青春期，最富于情感、最容易也最愿意从情感的两极上来领受宇宙与人生的诗情的说法。与此同时，“五四”运动不断高涨，更加激发了郭沫若的爱国热情和创作欲望。因此，1919年至1920年问便形成了他创作新诗的特大高潮。国家民族的深重灾难、“五四”狂飙突进的浪潮加上惠特曼式狂放不羁的自由体，使他的与时代紧密接轨的诗如同决了堤的洪水般滔滔奔涌而出。他“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病一样”，使他“作寒作冷” [5]，使他“在那时差不多狂了” [6]。他的诗歌最初于919年9月发表在宗白华主编的上海《时事新报》的文艺副刊《学灯》上，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在这样诗情进发的状态之下，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于1921年8月5日得以由上海泰东图书局结集出版。《女神》的出版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开一代诗风，把时代精神与诗歌艺术相结合，充分体现了诗人的爱国激情，诗歌表现了作者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理想以及追求个性解放的迫切心情。《女神》是“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一部诗集，被誉为时代的号角，黎明的晓钟。

《女神》是为20世纪而歌的，在这些诗歌中，郭沫若以雄奇瑰丽的语言，描绘了20世纪的新人所特有的感奋。即首先是一个鼓动着力与光的壮美的世界，如《地球，我的母亲！》中“宇宙中的一切”的“化身”——地球，《日出》时“环天”的“火云”、“光的雄劲”下的世纪的黎明等等；其次是一个充满着创造精神的伟岸的巨人，如《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的“无限的太平洋”，要“把月来吞“、要“把日来吞”、要“把一切的星球来吞”、要“把全宇宙来吞”的“天狗”等等，这都可以说是这些诗歌中共有的形象。这些形象的成功塑造，是郭沫若对20世纪文学的巨大贡献，也是中国新诗对20世纪世界诗歌的巨大贡献。

再者，《女神》给我的又一感觉是不少诗作中泛着“郭沫若式”的泛神论思想，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个性解放。关于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张光年曾作过这样的说明：“泛神论在郭沫若的思想中间，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泛神论不过是这位诗人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它的思想基础是彻底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的一种诗意的体现。”[7]当然，这种“诗意的体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经过诗人思想的淘汰、积累、去伪存真而形成的。郭沫若在中学时代就接触了庄子、孔子、王明阳等的哲学思想，留日后又一度沉湎于泰戈尔的诗作，对诗中尊崇自然，效法自然，醉心于与自然的融合的境界十分认同，并醉心于其中。而后又读了《奥义书》和斯宾诺沙的著作等，于是豁然贯通，再加上他本人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受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影响，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封建专制，留学日本后，又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追求自由平等，个性解放……这一切与泛神论相融合便促成了“郭沫若式”的泛神论，他解释说：“泛神便是无神。一切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8]可见，郭沫若的泛神论的主旨是强烈的个性解放。

除此之外，《女神》还表现了诗人强烈的爱国精神。《凤凰涅磐》便是这些诗篇中最突出的一首。在诗中，诗人借五百岁的凤凰燃火自焚，在烈火中获得新生的故事，来表现自己在彻底亏定自我之中产生新我的思想。他希望在自己夷烧起来的大火中把现实中的一切污秽、罪恶的旧的东西焚烧掉，创造出一个从未有过的是——新鲜、净朗、华美、芬芳、和谐的理想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在对新中国的未来作了预告和讴歌，他希望自己的祖国能摆脱黑暗和腐朽迎来崭新的明天。

研读历史，可以感受到 “五四”运动对郭沫若这个爱国者的激励。他当时所受的鼓舞与震撼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他是多么的渴望祖国能强大、崛起。“五四”动犹如黎明前的曙光，为他带来了新的希望，迫切的心情致使《凤凰涅磐》喷薄而出—他：愿面对满目苍痍的中国，在极度的痛苦和挣扎后，干脆自己放一把大火，把一切都烧掉，希望一切都能如涅磐的凤凰一样，都能够崭新地再瑚这是时代使然，也是历史使然。《毛诗序》中访“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为了言志的。《凤凰涅磐》突出了郭沫若的志。他清醒地认识到：“光明之前有混沌，创造之前有破坏。新的酒不能盛容于旧的革囊。凤凰要生，要先把尸骸火葬。我们的事业，在目‘混沌之中，要先从破坏做起。”[9]正是这种认：酿就了非凡的《凤凰涅磐》从形式上来说，刚从旧体诗的世界里走出：的郭沫若能熟练的采用新体诗的样式，自由自：的表达内心的感情，并赋予诗歌富有节奏的旋律，由此让人的感情为之震撼，这是奇迹，只有天 才的郭沫若才可做到。没有了平仄要求的禁锢使郭沫若的思想如脱了缰绳的野马，自由地驰骥笔到意随之处神思焕发，句子排列自由，长短随意，或压韵，或不压韵，没有形式的约束，做到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新，自如地抒写情怀。诗最具特色的是复沓的咏叹，既有层次，又有力量如凤凰劫后再生之歌，是贝多芬雄伟无匹的《九交响曲》：“春潮涨了，春潮涨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生潮涨了，生潮涨了，死了的凤凰更生了。”于是，再也没有了你、我、他的区别：‘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俄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便是你。朦便是我。’凤与凰都和神圣的火融为一体，世间的万物都统一在新生的巨大欢乐之中：“火便是凰。凤便是火”……“翱翔！ 翱翔！欢唱！欢唱！“……相同的诗节，不断加强的咏叹力量，给被生活折磨的人以召唤、以鼓舞、以醒悟。

郭沫若的《女神》是在新时代的呼唤下应运而生的，他说：“我愿打破一切诗的形式，来写我自己能够够味的东西”。 （《沸羹集·序我的诗》）闻一多评价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10]郭沫若也如此。

留学历程赋予郭沫若的是现代诗歌的潮流形式、心灵的感悟和生命的勃发，这是他生命华章中浓重的一笔，没有留学，将很难成就这位中国新诗史上的奠基人物，同样也没有中国新诗后来的蓬勃发展。参考文献：

[1]桑逢康：郁达夫评传[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1.4

[2] 郭沫若：初出夔门.沫若文集[M].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3]泰戈尔来华之我见.沫若文集[M].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4]泰戈尔来华之我见.沫若文集[M].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5] 郭沫若：创造十年. 沫若文集[M] .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6] 郭沫若：序我的诗. 沫若文集[M] .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7]张光年：论郭沫若的诗.诗刊 .1957.1

[8]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M]. 第二卷. 1917-192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02

[9] 郭沫若：我们的文学运动.沫若文集[M]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3

[10] 闻一多 ：之时代精神.创造周刊 .192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