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翻译之四维析论

【摘要】球形巨匠郭沫若的翻译，乃基于鲜明主旨靶向，满腔炽热理想情怀，深具精深学术功夫，内嵌鲜明主体特色。本文主要就郭沫若翻译的以下四维度进行析论，即力倡译家使命情怀，凸显译者实践主体性；“风韵译”的翻译美学贡献；又快又好的译风及直意兼用的译法；被动为主的翻译模式及复杂多样的翻译类型。

【关键词】郭沫若；翻译；四维；析论

作为享誉中外的驰名文豪、天才诗人、一代宗师，郭沫若也是蜚声译界的斫轮老手、知名泰斗。概言之，球形巨匠郭沫若的翻译，乃基于鲜明主旨靶向，满腔炽热理想情怀，深具精深学术功夫，内嵌鲜明主体特色，真正实现了“三大契合”，即翻译作品和自身创作相契合、翻译文本和学术研究相契合、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活动相契合。

一、力倡译家使命情怀。凸显译者实践主体性

郭沫若非常强调译者的主体性、责任心、翻译禀赋等。他笃信，于翻译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译者尤须动机正确且深具高度责任感、使命感和担当意识，即“正心诚意”，比如，要慎重遴选将译文本，要对所译、所介的外国作家、哲学家、思想家的作品真正洞悉、深透把握，尤其是要对他们所浸润的社会背景、经济情势、时代风云等进行扎实探究、缜密思忖。郭沫若亦非常强调，之于文学翻译而言，译者本人最好应具备同样或相似的生活旨趣、习惯偏好。比如，于改译钱君胥所译的《茵梦湖》（施托姆著）时，郭沫若深有感触，讲自己之所以能将这部中篇小说改译好，就应归功于当年曾游过西湖的那一段人生经历。郭沫若强调，于翻译的过程中，译家须将情绪、感触深度融入，这很有必要，大有裨益。1922年12月4日，郭沫若在写的《雪莱的诗》（载于1923年2月1日《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里深刻论述：“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译诗不是鹦鹉学话，不是沐猴而冠。男女结婚是要先有恋爱，先有共鸣，先有心声的交感。我爱雪莱，我能感听得他的心声，我能和他共鸣，我和他结婚了。――我和他合而为一了。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的一样。”

同时，郭沫若非常重视、特别强调译者的翻译动机。郭沫若认为，译家对译品有比选之权，对读者有引领、教化之责，翻译的目的、旨趣乃由译家个人考量、厘定。郭沫若撰写长文《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载于1922年7月27日《时事新报・学灯》），对茅盾及文学研究会的译介观点予以质疑、批驳。郭沫若认为，研究作家抑或探究作品，文学研究均属研究主体之个人自由，但是，介绍文学，翻译文学，这就必须注意三要素：介绍者、文学作品、读者。介绍者乃三要素中最重要一个，深具主体选择性，因为，他对所译介、所推荐之文学作品有遴选之权，对读者有教育之责。郭沫若主张，如果翻译家对自己要译作品，能生发创造精神、研究精深且体悟准确，能充分把握作品写作技巧和内嵌意蕴，能将自己的创作精神、主体情感“浇筑”原作之中，并进行“移译”。如此一来，他的译作必为精品，必能大促读者兴趣，产生很好效果，让受众过目难忘，受益匪浅。

二、“风韵译”的翻译美学贡献

郭沫若认为，先辈严复所亮出的“信”“达”“雅”这三大衡准，乃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之必要条件。而且，郭沫若主张，除了要“信”“达”外，愈“雅”愈好，愈“雅”愈具文学价值、艺术价值。比如翻译科学作品，“信”“达”即可，但并非拒斥“雅”，之间并不矛盾，能“雅”则更好。郭沫若认为，科学作品假如能“雅”，则锦上添花，将对科学活动及科学的宣传、普及大有裨益，惟有真正大家才能做到。换言之，在郭沫若看来，“信”“达”“雅”有机交融，高度一致，不可彼此割裂，生硬理解。

于翻译界中，郭沫若主张的是著名的“风韵译”或“气韵译”。“风韵译”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自由译，而与傅雷、茅盾等译界大家所倡的“神韵译”“神似译”不谋而合，异曲同工。概言之，“风韵译”不仅可作为诗歌翻译的根本遵循，而且可作为整个文学翻译的一大标则。郭沫若强调，任何文学作品的翻译均须不失原作之“风韵”。在1923年4月的《讨论注译运动及其他》一文中，他谆谆告诫：“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原文中的字句应该应有尽有，然不必逐字逐句的呆译，或先或后，或综或析，在不损及意义的范围之内，为气韵起见可以自由移易。”可见，郭沫若所言的“风韵译”，其原则乃基于直译、意译，是针对翻译文学的个性表征而阐释的具有审美意蕴的翻译理论。“风韵译”聚焦翻译过程中的审美体验，突出原文的意境与译语的传神，这些有助于厘定翻译文学中的美学观，也是郭沫若之于翻译理论的一大历史功绩。

三、又快又好的译风及直意兼用的译法

首先，译速、质量方面，又快又好，高效实用。“快”郭沫若的翻译速度很快，且质量相当高。比如，他对晦涩艰深的《浮士德》第一部，首译仅用一个暑假，重译只用几天；更晦涩艰深的第二部他也仅用40天。郭沫若对翻译的质量与速度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确保译作的质量不因译速之快而降低。比如，他在译《浮土德》第一部时曾直言，自己“可以摸着良心说我的翻译进行得并不草率”。他在译《浮土德》第二部时，就在周学普译本的空白处写上自己译文，这样既节约不少抄译专名的时间，又便于对照，a短取长，“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据郭沫若女儿郭平英说，她父亲在译《英诗译稿》时，一直不打草稿，边读、边吟、边译，于不停的吟诵中将译文斟酌写出，除极少数笔误、谬误外，需再大修大改的很少。其次，译法方面，视情而定，直意兼用。郭沫若的翻译方法是并用直意，这是由他翻译策略决定的。郭沫若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交锋、交融中体认到，华夏文化已不完全契合时展大势，而全盘照搬欧美异质文化，则有悖于炎黄子孙的民族个性、民族心理。于是，郭沫若采取了既承接又批判、既吸收又与拒斥的原则、方法。这样的观点、理念决定了郭沫若的翻译方法，即文学翻译意译为主，非文学翻译直译为主。文学翻译中之于浪漫主义作品，意译为主；之于现实主义作品，以直译为主。非文学作品的翻译也凸显“雅”，故亦需适度之意译。如此一来，郭沫若既能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之营养，又能坚守华夏文化之精华。基于时间之维，郭沫若的翻译，早期多用意译，而中后期多用直译。

四、被动为主的翻译模式及复杂多样的翻译类型

首先，翻译模式乃被动为主。一代翻译大家郭沫若，其实是非职业的兼职翻译，他的很多译作都是经人或荐或邀，然后，经过自己的慧眼辨别才动手的。他的翻译选择有五种模式，但除了第一种算主动外，其余都是被动或相对被动。一是自觉选择模式。这里分两种情况，即郭沫若异常青睐的作品以及深具思想意蕴的作品。二是朋友推荐模式。三是应约翻译模式，比如，书店或出版社觉得有价值，或可能畅销，于是请郭沫若译。四是合作翻译模式。有的是郭沫若自己先译，比如《战争与和平》，后又应邀与别人一起译；有的是别人先译，郭沫若自己勘误、润色，比如《茵梦湖》。但都不是郭沫若自己主动所邀。五是心愿了却模式。比如，郭沫若翻译席勒的《华伦斯坦》，就是帮成仿吾了却十年前的一桩心愿。其次，翻译类型复杂多样。郭沫若一生翻译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苏俄、古波斯、印度、爱尔兰等国一百余位知名作者的文献。文学翻译方面，涵盖小说、诗歌、戏剧等各种文学体裁，以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派别。在非文学翻译方面，他既译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著作，还译介、宣传了其他马克思主义非经典作品。此外，他还译过音乐、美术、考古等方面学术著作，以及科学文艺著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