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话剧范文

郭沫若话剧篇1

据有关资料载：那年的4月2日,重庆《新华日报》第一版刊登了这样一则海报:五幕历史剧《屈原》明日在国泰公演；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重庆话剧界空前演出；全国第一的空前阵容；音乐与戏剧的空前试验。

海报使用了五个“空前”为《屈原》的演出造势，先声夺人，力敌万钧，震撼了山城,轰动了当时的整个国统区,而随后该剧演出所获得的巨大成功更可谓空前绝后。据当年扮演南后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白杨回忆：许多观众半夜三更就带着铺盖来等待买票,许多观众赶了很远的路程,冒着大雨来看演出。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桂林等地赶来。沙坪坝的学生进城看戏后索性在剧院坐到天亮,和演员们一起交流观后感,讨论剧情。一时间,重庆的街头巷尾到处都响彻了该剧台词《雷电颂》里“烧毁了吧……爆炸了吧!”的声音。当时的媒体也竞相报道了《屈原》公演盛况,称其“上座之佳，空前未有”,“这实在是陪都剧坛上的一个奇迹”、“堪称绝唱”。

“诗人独自有千秋，嫉恶平生恍若仇。邪正分明具形象，如山观者判薰莸。”这是董必武的《观屈原剧赋绝句》。他也在诗中对郭沫若的这部力作佳著给予高度评价，同时向人们描绘了那在中国戏剧史上罕见的盛大演出景观。

多年心血结硕果，赢得好评如潮。也许，成功的喜悦能催生更多的灵感；也许，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成功不仅不是休止符而且还是催征的鼓角，《屈原》的巨大成功，极大地刺激了郭沫若的创作热情。他意气风发，文思泉涌，笔底狂澜卷动。在1942年元月至1943年3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就连续创作了历史剧《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连同皖南事变后不久写成的《棠棣之花》，共六大历史悲剧。它们如同璀璨夺目的霓虹，在话剧舞台上横空出世，大放异彩，耸立起郭沫若文学创作上的第二座高峰。

我从报刊重温这些情形，是缘于2007年开展的纪念中国话剧100周年的宣传报道。从1907年李叔同、欧阳予倩组织成立春柳剧社演出《茶花女》、《黑奴吁天录》开始，中国话剧走过的道路既辉煌又曲折，令人振奋又让人感叹。话剧如今已经风光不在，至少在我居住的城市昆明。“需要振兴话剧！”这是我和我的一些报界同仁在有关报道中发出的呼喊。

就是这次对中国话剧的纪念活动，使得我有机会重新翻阅郭沫若展现云南元末的一段史实的话剧《孔雀胆》。一个不起眼而曾经让我仰慕敬羡的家乡人也因此又浮上我的脑际心头。

2 他叫杨亚宁。

我没有见他一面的机缘。但1999年12月出版的《剑川县志》里有一张他的照片：头戴护耳帽，身穿对襟衣，纽扣扣得严严实实，表情严肃。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

照片上的他，大约60多岁光景。

他是剑川县金华镇东门人。这一点，不用翻《县志》我也知道。因为我的少年光阴，就是跟随当教师的母亲在这条街的一所小学校里度过的。他的老宅，就在离这所学校不远的地方。

那时候的他，是我生活里的一个传奇。

因为只要从那老房子的门前经过，就会听到有人说：这是杨亚宁的房子。他和郭沫若有交情！

郭沫若？

尽管世人对他，特别是对他的晚年多有诟病，但是在当时，众多书籍都被当成“封、资、修”的“货色”而被禁止阅读了，只有郭沫若的书，是我们依然能够偶尔遇到的朋友。

因此，他的著作成了我在边远小城站立于上面踮着脚尖遥望文学世界的巨大石块。他的名字，在我眼中电光石火一样耀眼。

因此，我所栖身的白族小城里居然有人冲出山山岭岭的包围，握住了一代文豪郭沫若的友谊的事实，无异深长的隧道里透出的亮光，奇异地让我这样一个痴迷地做着文学梦的少年人第一次感觉到那个梦不再缥缈。如果“郭沫若”这个名字是一座灿烂于梦的远方的宫殿，，那么在我的邻居中，已经有人扣响了那宫殿的大门，触摸到了那似乎是遥不可及的光亮和热力。这是让我无比敬羡和深受鼓舞的事情。

故事就发生在1942年。这年，也是剑川人杨亚宁一生中最重要的年份。

就在《屈原》演出获得巨大成功，郭沫若被数不尽的鲜花和掌声所簇拥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来自云南昆明的信。虽然郭沫若每天收到的信件如漫天飞雪，但这封来信清秀工整的字迹，诚挚朴实的语气，引起了郭沫若的注意。他很快把信读完了。笑容，不禁浮上他清瘦白皙的面孔。

在这封信里，既没有郭沫若习以为常的对《屈原》的赞美，也没有偶尔也会收到的对该剧的攻讦和谩骂，只是善意中肯地指出了几处史实上的错误。

郭沫若是否采纳了这个素昧平生的小人物的批评建议，我们不得而知。但写信的人对于新文学和古典文学均有较深的功底，这是郭沫若读信后就发现了。而当时，他刚刚写完《孔雀胆》的初稿，需要调查一些段功梁王的轶事对该剧进行修改和补充，却又苦于在昆明找不到合适的熟人帮忙，写信人因此就成了郭沫若要委以重托的人。让郭沫若无比欣慰的是，这位陌生人以常人难以想象的热诚和负责任的态度，完成了自己的托付。他不由在《二三事中》感慨地说：“……他画了幅昆明的地图给我，把本地的山水人物，尤其是关于段功与阿盖的遗事，调查得非常周到。我是深深地感谢他的。”他说：“……未知的朋友，能够这样诚心地帮助人实在是近年罕有的事。因此，我的收获，倒不仅只是关于《孔雀胆》的材料了。”

他由衷地庆贺自己收获到了一份真情，一份珍贵的友谊。

给郭沫若写信的，就是白族青年杨亚宁！

一代文豪与一个白族文人的文字缘就这样因话剧《屈原》而结下。

与郭沫若的交往，使得杨亚宁这个名字在剑川县的历史上留下熠熠生辉的一页。

3 小小的铺面，走进去，是一个略显破败的院落。这就是杨亚宁的家。

出身贫寒的杨亚宁，从小刻苦读书。喜欢寻根问底。老一辈人都还记得，但凡在学习中遇到疑难，他都会跑出家门，当街拦住年长的有识之士求答，直到问题得到解答。高小毕业后，脚踏一双草鞋身穿一件旧衣裳，他只身来到省城昆明，在双塔中学当杂役，负责扫地、烧水、上下课摇铃敲钟……对知识的渴求，对故乡前贤赵藩、周钟岳等的思齐之心，始终是燃烧在他心中的火焰。在尽心尽力做好分内的事以后，他经常站在教室外偷听老师讲课。晚上则点亮一盏小油灯，读书、习字、作文，直到深夜。可以说，自学，几乎成了他那时的全部业余生活。后来他考入警界，为了白天能到图书馆看书，他常和其他警士调换站岗的班次，用白班换别人的夜班。功夫不负苦心人。长期坚持自学的他，写作水平有了较大提升。他开始往报社投稿，并被陆续采用。

张子斋和欧小牧，是两位经常关心他的同乡。他们遇到好书就向他推介，时常对他进行点拨指导，传授人生经验。他们帮助他与昆明文化界人士接触，接受文化气氛的熏染和陶冶。后来，他终于如愿以偿，进入新闻界，成为报社的一名记者、编辑。

就是在报社供职期间，他受到了郭沫若的委托。

郭沫若话剧篇2

1961年,浙江绍剧团在完成了电影《三打白骨精》的拍摄后,第二次晋京演出。当时,地方剧团能进北京演出,是件了不起的大事,为全国所有专业剧团所羡慕。不过,剧团进京演出的规格及要求都很高――一是要有好剧目,二是综合表演水平要高。在审批手续方面,不但要有省里规划,还要得到中央文化部批准。

“三打”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演出,天天座无虚席,轰动京城。1961年10月10日,在总理的推荐下,“三打”剧组进中南海怀仁堂演出。、董必武、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剧后,都很满意,给予了很高评价。事后,有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剧团组员:“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工作都很忙,平时很少看戏。尤其是主席,即便看戏,从头看到尾的情况并不多,今天主席没离开过座位,一直看到结束,主要是你们的戏演得好!”一番话说得剧团所有演职员们乐不可支。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已多次看过“三打”,趁着剧团在京期间,他邀请剧团为中国科学院作专场演出,并和几位副院长设宴招待了剧团全体成员。为表达观剧后的感慨,郭沫若挥毫题写了七律《赞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不久后,看到了郭沫若的诗,觉得“三打”应赞,但又觉得郭诗尚有商榷之处,便于11月17日题写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魅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为妖雾又重来。

认为,唐僧虽然愚昧,且犯了错误,但还是可以通过教育来挽救的,而白骨精才是灾难的祸魁、真正的敌人。“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魅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两联,可称佳构。

董必武看了“三打”,又读了郭沫若《赞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及的和诗,也于1961年12月29日赋诗一首:

骨精现世隐原形,火眼金睛认得清。

三打纵能装假死,一呵何故睐前生。

是非颠倒孤僧相,贪妄翻腾八戒情。

毕竟心猿持正气,神针高举孽妖平。

和一样,董必武的这首诗,同样与当时的国际斗争形势联系了起来。他在自注中说:“布加勒斯特会上一打,莫斯科两党会议二打,莫斯科八十一国党的会议上三打。”

郭沫若在1962年1月6日看到了的和诗,当即在《人民日报》撰文:“主席的和诗便是从事物本质上深一层地有分析地来看问题的,主席的和诗,事实上是改正了我的对于唐僧的偏激看法。”又说“我对戏里的唐僧的批判是不大妥当的,戏里的唐僧是受了白骨精欺骗因而把人妖颠倒了,把敌友混淆了”。当天,郭沫若按诗的韵脚又写了一首七律《再赞〈三打白骨精〉》: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

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

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看到郭沫若的第二首诗后,在12日写信给他说:“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郭沫若话剧篇3

挟裹其中，只能如一片树叶，身不由己，顺流而下，直奔某种归宿。

对于20世纪的中国知识界来说，郭沫若是一个巨大的、标志性的存在。不了解郭沫若，你就无法真正了解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境遇和悲剧品格。那么，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漫长的精神炼狱中，郭沫若究竟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

建国后，郭沫若逐渐失去了“五四”时代那种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无论是学术品质还是个人品德都呈现出一种萎缩、停滞乃至倒退。对于自己的这些倒退郭沫若心明如镜，迫于形势他一面高唱赞歌，一面又不断地对自己进行着良心和道德上的自省、反思和拷问。

1958年3月，郭沫若为响应“百花齐放”的号召，将两年前写的《牡丹》、《芍药》和《春兰》三首诗拿出来，仅用10天时间，就以100种花为题写了101首诗，取名《百花齐放》，旨在艺术地象征社会生活中的“百花齐放”。

但很快郭沫若就在一封信中，对此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说：“我的《百花齐放》是一场大失败！尽管有人作些表面文章吹捧，但我是深以为憾的。那样单调刻板的二段八行的形式，接连101首都用的同一尺寸，确实削足适履。现在我自己重读一遍也赧然汗颜，悔不该当初硬着头皮赶这个时髦。”

1965年12月22日，郭沫若在写给陈明远的信中说：“我早已有意辞去一切职务，告老还乡。上月我满七十三周岁了。在世的日子，所剩无几了。回顾这一生，真是惭愧！诗歌、戏剧、小说、历史、考古、翻译……什么都搞了一些，什么都没有搞到家。好像十个手指伸开按跳蚤，结果一个都没能抓着。建国以后，行政事务缠身，大小会议、送往迎来，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近年来总是觉得疲倦……”1966年4月14日，他在一个重要会议上，作了一个沉痛的发言：“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1963年5月5日，郭沫若向陈明远这样坦露自己的心声：“至于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的生活中缺乏诗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诗’！别人出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样，你从小就敢对我说真话，所以我深深地喜欢你，爱你。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制应景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当然，后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连身后世人对他的耻笑都预料到了，足见其自省之深刻。

这一切，都说明郭沫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一清二楚，要不然他就不会在内心深处一而再、再而三地深刻反省。但是正如学者丁东所指出的那样，郭沫若尽管有自省能力，但却无力自拔。身处时代漩涡的郭沫若尽管拥有自省精神并企图从内心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然而在强大的政治面前他的这些努力注定是徒然的。

郭沫若话剧篇4

作者郭沫若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杰出的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原名郭开贞，号尚武。1914年初，郭沫若到日本学医，接触到泰戈尔、海涅、歌德等人的著作，1919年开始发表新诗和小说，1920年出版了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合集《三叶集》。从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郭沫若的诗歌创作进入了空前的高峰时期，收获了大量的诗篇。1921年8月，郭沫若将这一时期所作的154首诗歌结集出版，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诗歌集――《女神》。《女神》以强烈的革命精神、鲜明的时代色彩、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豪放的自由诗，开创了“一代诗风”。

《女神》出版后不久，郭沫若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发起组织创造社。1928年起，郭沫若流亡日本达10年，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只身回国，写了《棠棣之花》《屈原》等6部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这是他创作的又一重大成就。

《女神》简介

《女神》除序诗外，共收诗56首，包括1916至1921年间的诗作，以作品式样和形式的不同分为三辑。

第一辑是三个诗剧：《女神之再生》《湘累》和《棠棣之花》。它们取材于古代传说或历史，独具风韵。令人神驰，在中国开创了诗剧这种新形式。《女神之再生》前面题写了《浮士德》的诗句：“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郭沫若心中的女神是创造力的化身，在堆满男性残骸的世界上，女神创造出新的太阳，因此，女神又成为光明的象征。

第二辑是《女神》30首自由体诗，包括代表作《凤凰涅》《天狗》《炉中煤》《地球，我的母亲》等，是《女神》的精华和灵魂。这些作品大都写于的高潮期，明显地受到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影响，最能体现《女神》雄浑豪放的风格特征。

第三辑收录23首作品，大多是小诗。包括诗人最初的试笔及“五四”之后的作品。因受外国诗人泰戈尔的影响，诗作表现出一种恬淡清新的格调。

中国新诗是随着“五四”文化运动和“诗界革命”而发展起来的。诗体解放事业肇始于胡适，而完成于实践着“文学为人生”主张的文学研究会诸诗人。1921年以郭沫若为旗帜的创造社的成立，可谓异军突起，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充满缺陷的人生”。假如说。首倡“诗体的大解放”的胡适和他的《尝试集》只可视为区分新旧诗的界限，那么。堪称新诗纪念碑的，则是郭沫若和他的《女神》。

重点篇目

《女神之再生》

《女神之再生》是《女神》中的重点诗剧，诗中运用神话的题材、诗剧的体裁和象征的手法来反映现实。诗人假借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开篇，表达了对美丽的向往和对于盛世的怀念。“女神之再生”象征着当时中国的南北战争。诗人说过：“共工象征南方、颛顼象征北方，想在这两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中国――美的中国。”不过，诗人早期的社会理想是模糊的。他曾说过：“在初自然是不分质的，只是朦胧地反对旧社会，想建立一个新社会。那新社会是怎样的，该怎样来建立，都很朦胧。”因此，女神要去创造新鲜的太阳，但仍是一个渺茫的创造，只是理想的憧憬、光明的追求。但在五四时期，它给了广大青年力量的鼓舞。

《凤凰涅》

1，《凤凰涅》的五四精神

《凤凰涅》写于1920年，是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中最杰出的代表。它深刻地表现了《女神》的基本思想和艺术成就。思想上，它集中表现了作者在五四时期火山爆发般的爱国激情和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具体表现为：

(1)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作品运用神话故事，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更生”的故事，象征着中国的再生。

(2)破旧立新的革命气魄和乐观主义精神。凤凰破旧立新的宏伟气魄，显示出勇于自我牺牲、自我革命的精神，充满了对未来的必胜信念，又使诗篇闪耀着乐观主义精神。这同当时的时代精神是合拍的。可以说，《凤凰涅》是民族觉醒的诗的宣言。

2，凤凰形象及其象征意义

凤凰形象壮美而崇高，她的特点和意义在于：

(1)她们大胆否定旧现实的一切，摒弃因袭的旧我，严厉斥责浅薄猥琐的群丑，热烈向往新鲜、净朗、华美芬芳的新世界，体现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和战斗的乐观主义气概，充分表达了作者彻底破坏旧事物，创造光明的进步理想。在她们的身上，鲜明地体现出大胆的叛逆精神、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破旧立新的进取精神和坚定不移的乐观精神。

(2)她们是年轻诗人的化身，也是民族和祖国的象征。凤凰的涅之歌，是五四时代的最强音，预示着旧世界、旧中国的灭亡和民族振兴的新时期的到来。

3，泛神论在《凤凰涅》中的体现及意义

简单地说，泛神论就是“本体即神，神即自然”的哲学思想，神不是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本身，在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中。它在16、17世纪曾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对僵死的封建神学和宗教唯心论有过有力的冲击。郭沫若曾经将泛神论概括为“泛神就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

在《凤凰涅》中，诗人在泛神论的思想基础上，把宇宙万物和自我融会在一起，寄寓了他的理想，表现了诗人与祖国人民融合为一的愿望，特别在凤凰获得新生以后，欢乐地唱了五段欢歌，表现自我同宇宙万物的融会，这是泛神论思想在诗中的艺术体现，是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生动反映。

4，《凤凰涅》的浪漫主义特色

《凤凰涅》的浪漫主义特色，主要表现为强调表现自我，注重抒发自我的内心感受，追求美妙的想象，展现革命理想。

5，《凤凰涅》的自由体形式及意义

《凤凰涅》不但在内容上燃烧着“五四”精神，而且在形式上也进行了彻底地革命。它冲破了一切旧格律、旧程式、旧传统和新“套子”的束缚，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郭沫若“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做到形式自由奔放：诗的划分、诗行的长短，都服从思想感情的自然流淌，没有固定的行数和字数；押韵自由，没有固定的规律，做到“大体押韵”：诗作还大量采用设问、排比、反复、叠句和对偶的手法；诗作采用诗剧的形式。

《天狗》

《天狗》是《女神》中的代表诗篇，写于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正是青年郭沫若情感最炽烈的时刻。这首诗的风格是强悍、紧张的。

一开始诗人便自称“天狗”，它可吞月、吞日，吞掉一切星球，而“我便是我了”则表现出个性获得充分张扬所带来的自豪感。所以它是诗人在五四精神观照下对个性解放的赞歌，也正因有了冲决一切束缚的勇气，个性才得以充分发扬，五四新人才具有无限的能量：“我是全宇宙Energy底总量!”这样的五四新人将会改变山河、大地、宇宙。“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诗句所释放出的情感力量像猛烈的飓风、奔腾的激流，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我飞跑”则是令人振奋的呐喊，充分展示出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痛苦历程。总之，《天狗》是五四时期人们第一次从诗歌中听到的勇猛咆哮的时代声

音，“天狗”那可吞掉“一切的星球”的豪迈气概，正是五四时期要求破坏一切因袭传统、毁灭旧世界的精神再现。

而《天狗》只是《女神》创作中诗人情感与艺术碰撞、融合、激溅出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女神》的灼人诗句就像喧嚣着的热浪，轰鸣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的最强音。

《炉中煤》

这首诗一开始字里行间便充溢着热烈的激情：“啊，我年青(编者注：郭沫若的原文是“年青”而不是“年轻”)的女郎!我不辜负你的殷勤，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郭沫若找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比喻：祖国是“年青的女郎”，是自己的恋人，唯此才足以传达他当时所感受到的与祖国的亲近感。五四后的中国，新时代的曙光赋予郭沫若的心灵以灿烂的诗意，他心中奔涌着“爱”的激流。他渴望充当一个恋人的角色。他是春天的恋人，是太阳的恋人，是火的恋人，更是新生的中国的恋人，他的最为柔美又最为激烈的情歌，便是敬献给祖国的这首《炉中煤》。

诗的最后一节，诗人把自己的感情推向了高潮。“炉中煤”在燃烧，对祖国恋人的“爱”使它“燃到了这般模样”。质朴的诗句恰当地传达出诗人情感的炽热激烈，表达了诗人为祖国不惜牺牲的决心。在燃烧着的诗情之火的激荡中，诗人向祖国恋人奉献出全部的爱，同时也在爱的烈焰中实现了自我的重建和净化。

诗人用拟物法把自己比作熊熊燃烧的“炉中煤”，又用拟人法把祖国比作“我心爱的”“年青的女郎”。全诗就建筑在这一组核心意象之上。

“炉中煤”的意象具有丰富的审美意蕴：第一，“炉中煤”的熊熊燃烧象征诗人愿为祖国献身的激情；第二，“炉中煤”黑色外表下“火一样的心肠”象征劳苦大众“卑贱”的地位和伟大的人格，它既指“小我”，也指“大我”――诗人所代言的劳动人民：第三，“炉中煤”的前身“原本是有用的栋梁”，“活埋在地底多年”以后终于“重见天光”，象征诗人不愿庸碌一生而渴望有所作为的愿望，也象征劳苦大众中潜藏的改造世界的巨大能量将要释放出来。“女郎”这一意象暗示诗人对祖国的爱有如情爱一般热烈，“年青”一词则暗示了祖国在那个时代里蓬勃向上的生机。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说过：“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炉中煤》便是我对于她的恋歌。”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本诗中比拟的意义和作用。这首诗就采取拟人的手法，用“炉中煤”的口吻向“心爱的人儿”祖国倾诉衷肠，抒发了对祖国的强烈热爱之情，表达了甘愿为祖国献身的愿望。

本诗把祖国比做“女郎”吸取了我国传统诗歌的精华为养分，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离骚》中美人香草之喻，使意境甘美浓郁，便于表达深深的眷念之情。

艺术特色

第一，在诗歌形式上，《女神》成功确立了不拘一格的自由诗体的新形式。

郭沫若在诗歌形式方面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让诗的形式服从于诗人感情的倾泻，让诗人的情绪支配诗的旋律。在《女神》里有300多行的长诗《凤凰涅》，有短到只有3行的《鸣蝉》；有如《太阳礼赞》那样一行多到几十个字的长句，也有《凤歌》那样三四个字构成的短句；有诗剧如“女神三部曲”，也有古风式的《春愁》，还有类似散文诗的《胜利的死》。这些诗不固定行数、字数，不注重押韵、对仗，段落或分或无，诗篇或长或短，50余首诗没有一个统一的格调，真可谓变化多端，不拘一格。但是《女神》中的诗篇绝非随意写出，而是篇篇都独具匠心，可以从不统一中找出一些统一的规律，这主要表现在诗行富于表现，参差中有着某种规律，节奏于和谐中有规律地变化和大体押韵等。如《凤凰涅》大量运用对比、对偶、复唱手法，在表现形式上体现出自由与严谨的统一。《炉中煤》更近乎新格律诗，每节首行相同，首尾两节有同有异，每节隔行押韵，全诗一韵到底。诗人觅到了与内在感情和谐一致的全新形式，创立了多样的自由诗形式。

第二，在创作方法上，《女神》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女神》表现了革命的理想主义。全书中有不少诗篇取材于“太阳”，把太阳当作生命的源泉和光明的化身加以歌颂，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对光明理想的渴慕与追求。还有一部分作品取材于古代神话、传说。诗人站在时代的高度，巧妙地处理这些题材，既表现了古代英雄人物的崇高壮美，又使他们跳动着现代的脉搏，从而寄托了自己的理想。例如：《女神之再生》中借助“女娲补天”的神话，寄寓着抒情主人公“要创造个新鲜的太阳”以取代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凤凰涅》中凤凰对中国黑暗现实和历史进行控诉，经过采集香木自焚，出现了新鲜、净朗、华美、芬芳的中国。这些美好理想反映了五四时代广大人民对革命的要求和对光明、民主、自由的向往。

巧妙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女神》中的诗篇，立意构思别开生面，不落俗套。诗人在泛神论思想的启迪下，或在大自然中获得材料，或从历史、神话、传说中选取题材，充分发挥想象联想，运用比拟、象征等手法，使表现的对象变为诗人理想化的形象。在《地球，我的母亲》里，诗人把“缥缈的天球”想象成地球母亲“化妆的明镜”，诗人的想象令人耳目一新。可以说，没有大胆而丰富的想象便没有《女神》的诗。

生动的比喻，奇特的夸张。《女神》中，诗人运用了许多生动形象的比喻和奇特大胆的夸张。如《炉中煤》里，诗人把自己比作熊熊燃烧的“炉中煤”，把祖国比作自己心爱的“年青的女郎”，表现了一个觉醒的五四青年炽热的爱国情怀；《天狗》中，诗人说天狗吞食了“日”“月”“星球”和“全宇宙”，有力地刻画了一个具有个性解放的彻底勇猛精神的“自我”形象。

第三，雄浑豪放的崭新风格。

前夕，由于受泰戈尔的影响，郭沫若写的都是或爱情、春愁、别绪，或飞禽、新月等抒情小诗，清新秀丽。在的高潮，接触了惠特曼的《草叶集》后，诗人产生了“火山爆发式的内感”，他“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郭沫若《序我的诗》)，于是就采取惠特曼式的“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抒发出来。这些诗如《凤凰涅》《天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有的高歌，有的长吟，有的咏叹，充满了昂奋腾越的音调和浓烈瑰丽的色彩。

直通高考

1下列对郭沫若及其作品的表述不正确的两项是(

)( )

A郭沫若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活动家、考古学家，他在诗歌及历史剧创作方面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B《女神》是郭沫若的代表诗集，诗歌形式自由活泼、风格雄奇壮美，具有瑰丽的浪漫色彩，《炉中煤》《天上的街市》等均是其中的名篇。

C，《凤凰涅》是《女神》中的代表作，该诗抛弃了传统诗词对于纯意境的追求，传达了像凤凰涅般在旧的毁灭中寻找再生的“五四”精神。

D，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常借用“史事”讽喻“今事”，《屈原》《虎符》《蔡文姬》等剧本，成功地塑造了具有鲜明个性的典型形象。

E，《女神》是一部杰出的浪漫主义诗集，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不朽的诗歌作品，开

了一代新诗风，奠定了新诗运动的基础。

2下列文学常识的表述不正确的两项是( )( )

A郭沫若于1913年底到日本留学，这期间，他的兴趣逐渐移到文学上来，阅读了泰戈尔、歌德、席勒、海涅、雪莱、惠特曼等人的文学作品，以及斯宾诺莎等人的哲学著作，深受浪漫主义文学和泛神论思想的影响。

B，郭沫若于1921年与成仿吾、鲁迅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创造社，创办《创造季刊》等。1923年毕业回国，参加编辑《创造周报》《创造日》等。

C郭沫若于1 929年初写了《漂流三部曲》等小说，并出版诗集《星空》《原野》《前茅》《恢复》等作品。

D郭沫若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历史学、考古学、甲骨文、金文研究，在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等方面，也有重要建树。

E，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继续进行文艺创作，著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骆驼集》，文艺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等。

3，《女神》这本诗集主要反映了什么样的精神世界?

4，诗歌《凤凰涅》的浪漫主义特色是什么?

5，诗歌《天狗》有什么样的艺术特色?

“直通高考”参考答案与解析

1，BE(B《天上的街市》不是《女神》中的作品；E应该“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不朽的诗歌作品”)

2，BC(B应该是“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创造社”：C应该是“《星空》《瓶》《前茅》《恢复》等作品”，《原野》是曹禺的剧作)

3《女神》是五四狂飙突进精神的典型体现，它表现了对一切旧秩序、旧传统、旧礼教的大胆否定和无情诅咒，海啸般地呼喊着创造与光明，民主与进步。通观整部《女神》，反抗、爱国、创造是贯穿诗集的基本思想内容：第一，追求个性解放的彻底反抗精神：第二，向往理想社会，无限思念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第三，歌咏自然风光，充满向上进取的不断创造的精神。

4《凤凰涅》的浪漫主义特色，主要表现为强调表现自我，注重抒发自我的内心感受，追求美妙的想象，展现革命的理想。(1)以火山爆发式的革命诗情和大胆绮丽的想象，表现革命的理想。(2)以神话传说为题材，使诗作的构思富有浓烈的幻想色彩，便于发挥丰富的想象力。

郭沫若话剧篇5

一、安娜的爱情婚姻生活和郭沫若的爱情婚姻观

1.安娜的爱情婚姻生活。安娜原名佐藤富子 ,1894年出生于仙台地区有名的大家族,一个武士家庭。明治维新以后,其父亲在西方思想影响之下当了牧师,家庭背景比较奇特。安娜二十一岁时因为不满母亲没跟自己商量便给她订了亲而离家出走,来到东京圣路加病院做了一名护士。1916年与郭沫若浪漫邂逅相恋。后来不顾来自家庭的压力,毅然与郭沫若结合,因此受到家庭“破门”的处分,生活十分窘迫。但安娜总是精心照料郭沫若和孩子,陪伴郭沫若走过艰难而辉煌的历程。在这期间,郭沫若迎来了他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奠定了他成为诗人、文学家、历史学家、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坚实地位。在这期间,他经常为安娜写诗歌,这些诗歌后来都收集在他的诗集里。当郭沫若投笔从戎,投身北伐战场,投身抗日战争时,安娜身背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强加给她的“叛国”罪名,多次遭到日本军警的关押和毒打,仅靠山芋果腹,衣服破烂不堪, 在政府和生活双重重压下,不间断地做着“下人”的活,苦苦支撑着整个家庭,养育四男一女,直至他们成材。

2.安娜:温柔而坚强。安娜身材高挑,体态丰满。出身贵族家庭,性格温柔,富有同情心。初次认识郭沫若就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主动为他排忧解难。她的性格也是坚强的。当郭沫若直白大胆地表白打动了安娜少女的芳心,为了爱情她不顾家庭的反对和外界的干扰,“破门”而出,与郭沫若一起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她从来没有犹豫、退缩过,更没有想过放弃,心中始终牵挂着郭沫若,心中始终洋溢着温暖的爱情。安娜的一生不仅是忠贞不渝的一生,更是对聪慧能干、贤良淑德的注释。她是“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的知识女性和贤妻良母的完美结合。

3.郭沫若的爱情婚姻观。安娜美丽高雅,温柔又勇敢,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为了爱可以放弃一切:包括亲情、富裕的生活、名誉地位等;对爱人却又柔情似水,贤良淑德,“出得厅堂,入得厨房”;虽然坎坷一生却执着追求美好的爱情,忠贞不渝。可见,郭沫若在爱情婚姻上是个完美主义者。在他的心目中,女性既要为“天赋人权”而叛逆和抗争,又是传统婚姻理想中匹配“才子”的“佳人”。

二、影响郭沫若爱情婚姻理想的因素

1.早年生活环境与商贾文化的影响。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11月16日,郭沫若诞生在四川省乐山县(今乐山市)观峨乡沙湾镇。他的父亲精明能干,善于经营,很快把家业购置了起来,包括田产、房屋和盐井。郭沫若出生时,郭家已是殷实之户了。郭沫若的早期生活是“无忧无虑、悠然自得的生活,使他不会去理解痛苦的人生,他的幼年充满着自由而浪漫的幻想。‘二十岁以后,他走出夔门,几乎成为无羁绊的自由知识分子了’。单纯、浪漫的青年,一旦脱离宗法社会那田园牧歌式的天地,就更容易接受时代的感召。”“商贾文化构成了郭沫若家族的文化背景和他早年生活文化氛围的重要内涵。虽然这种文化氛围仍属东方典型的农业文化总体格局中,但商贾文化开放,进取,在竞争冒险以至投机中寻求新的商品价值和市场效应,表现出常动不息的性格无不给他以很大的影响。”

2.传统楚文化的内涵因子的承继。传统楚文化与儒家文化有很大的区别。“南方巫鬼文化……以道学著称,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由于崇山峻岭造成的自然隔离因素,使四川、湖南、贵州相对偏远的地区较多地保存了楚文化的遗孑和活力……当然,在郭沫若诞生的年代,这里也一定程度的儒学化了,但是在山清水秀的乐山― 沙湾,更多地保存了蜀地传统习俗,道文化仍很有活力……郭沫若后来的变化显然有着他自幼形成的个性气质、文化因缘的扭曲和变异的原因……郭沫若在家乡也受过儒学教育,但他的兴趣和爱好却在道文化。

3.个性主义的影响。“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使郭沫若积极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幸福。不过,他的个性主义带有更多个人主义的特征。个人主义又称利己主义。以个人私利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的思想体系和道德原则。它的特征是:把个人价值看得高于一切,把个人的特殊利益凌驾于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之上,为达到个人目的,甚至不惜损害和牺牲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

三、婚姻爱情生活及观念在《卓文君》中的表现

《卓文君》是郭沫若于1923年根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写的第一部历史剧。这时,他与安娜已经结婚七年了。郭沫若之所以选择卓文君作为写作的对象,一是时代的需要,二是安娜的爱情婚姻生活以及郭沫若的爱情婚姻观在卓文君身上的投射。“对于主观、冲动型的郭沫若来说,爱情和婚姻成了他创作的素材和动力。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激情与他的婚恋是分不开的。”

1.卓文君的故事。卓文君是西汉才女,是临邛大富商卓王孙的女儿。按照父亲的安排,她二十二岁时就嫁给了目不识丁的丈夫。出嫁前一晚她在漾虚楼的木棉花香中哭晕了过去,但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婚后不久丈夫去世,她变成了伤痕累累的小寡妇,命运再一次打击了她柔弱的心灵。而心怀不轨、如狼似虎的公公程郑对她虎视眈眈,让她深感人世的卑鄙;回到父亲的深宅大院,却又像坐在水晶石的囚牢里。司马相如独特的琴声唤醒了卓文君心灵深处沉睡的爱情;《子虚赋》中蕴藏的才华,点燃了她心中的倾慕。卓文君认为司马相如“将来是要同屈灵均、贾太傅们在文学史上争光的。他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于是,卓文君夜夜在漾虚楼痴痴地等待着听司马相如抚琴;司马相如的一首《凤求凰》成为这个痴情女子深夜私奔的强大动力:她毅然决然违抗父命,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庄严宣告自己“新生了”。逃到成都后,相如“家徒四壁”无以为生。两人再次回到临邛设酒肆,文君以弱质女流千金之身,当垆卖酒,维持生计,一时传为佳话。

2.安娜与卓文君。安娜和卓文君都是出身豪门的大家闺秀,家庭富有,知书达礼。安娜是基督徒,富有强烈的同情心;卓文君性格温柔,美丽高雅,精诗文善弹琴,才华横溢。安娜和卓文君屡遭不幸命运坎坷,心中充满惆怅和痛苦。但她们的内心深处仍然向往浪漫、美丽、理想的爱情。安娜与郭沫若的异国情缘是由于郭沫若大胆而热烈的追求。“……窗外的青青海水/不住声地向我叫号/她向我叫道/沫若,你别用心焦/你快来入我的怀儿/我好替你除却许多烦恼。”“我把你这张爱嘴／比成一个酒杯／喝不尽的葡萄美酒／会使我时常沉醉”。这样滚烫的诗句终于使安娜情不自禁,接受了郭沫若的爱情。卓文君则是被司马相如的《凤求凰》所打动:“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 凤兮凤兮从凰栖,愿托子尾永为妃。交情通体必和谐,中夜相从别有谁?”

3.“一见钟情”的浪漫主义爱情模式。浪漫主义的爱情模式应该大异于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最浪漫的爱情模式就是“一见钟情”。安娜与郭沫若是因为一次偶然的相逢，一封英文长信成就了一段“一见钟情”的异国情缘，走上了一条坎坷的爱情之路，开放了一朵生命中最美丽的花。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则是“一”听钟情,一首《凤求凰》立即缘定终身,“中夜相从”,成就了一段深夜私奔的浪漫主义佳话。

4.不同的结局。两个聪慧能干贤良淑德的女性都拥有了自己美丽的爱情,可他们的丈夫却并不是那么忠贞不渝。卓文君后来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赢回了司马相如的心,使婚姻和谐、美满、稳定,成就了一段流传千古的风流佳话。可惜安那就没有那么幸运,她的忠贞不渝天长地久也只换来与郭沫若之间爱情的曾经拥有。

四、郭沫若是一个复杂的存在

“五・四”时期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青春激情的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毋庸置疑。郭沫若又是悲哀的,他的一生也是被人指责的一生。“他既是精英和旗帜,他又是各种文化冲突最深重的负载者和表现者。”他敢于冲破封建包办婚姻的樊篱,追求自由和幸福;他敢于冲破后世封建礼教对卓文君“淫奔”的指责,为妇女解放而摇旗呐喊;他自己对待爱情却是曾经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在为妇女呐喊的同时,又去伤害她们;他思想里面过于张扬人的本性的东西,缺少必要的道德规范;艺术上借古人的骸骨吹嘘新的生命进去,却仍然无法摆脱传统的男性中心意识:安娜和卓文君都是“男人们所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女性”,他们都是以男性为中心,把男人作为“她们灵魂的归宿。”总之,郭沫若是博大精深的存在,郭沫若也是复杂、矛盾的存在。

参考文献:

[1]王骏骥:《“五・四”时期两个特色鲜明的伟大爱国主义者――鲁迅与郭沫若》,《湖北大学学报》,1985.2。

[2]张万仪:《故乡与童年的烙印― 论童年经历对鲁迅郭沫若创作个性的影响》,《贵州文史丛刊》,1999.5。

郭沫若话剧篇6

《职业翻译与翻译职业》这本书分为六个部分，二十四章，从不同角度专业地介绍了与翻译有关的知识，对作为一个刚入门的译者来说意义重大。把翻译作为市场的一个因素进行分析，讲解翻译市场中存在的各个因素，使读者对翻译这个专业或者说是行业有立体的全方位的了解与掌握。从而作为一个译者，才可以找到努力的方向，最终适应市场需求，成为一名合格的翻译人才。

第一部分可以看作是整本书的引言，因为它主要是介绍翻译的基本相关信息，比如：翻译对象、性质、程序、译者的介绍与分类、翻译类别的介绍、译者的职能与身份等等。第二部分是对翻译市场进行的深刻分析解剖，可以概括为翻译市场的各个因素的介绍以及它们所起的作用。第三部分走进翻译，主要是讲解作为一名译者应该具备的素质与技能，更加细致的讲解翻译人的各项工作运作流程和方式方法。对待不同的文本，译者该如何去进行翻译工作。第四部分是讲随着时代的变化，信息时代的到来，全球经济时代的大背景下，译者怎样更好从事翻译这个行业的具体工作。更深刻的分析，翻译市场的现状与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第五部分主要围绕怎样成为一名合格优秀的译者来展开，介绍了译者的招收条件、可选择译者类型、翻译作为一种服务译者怎样更好的对他们的顾客提供最好的翻译服务等等。最后一部分也就是第六章围绕翻译培训展开，涉及对译者进行培训的目标、条件、课程、模式、企业培训等等。不仅强调理想的培训内容和结构、翻译行业的贡献，同时强调学员录取问题及合格翻译人才的培养问题。整本书每个部分层层递进，使读者从整体上认识翻译这个职业。

二、阅读心得收获

通过阅读整本书，我对其中第一章、四章、八章、十一章、二十二章较感兴趣，下面主要针对这几部分谈谈自己的理解收获。

第一章的引言道出了人们对翻译的理解存在着偏差，很多人认为翻译就是语言转换，只要会讲翻译会使用相关词典就能做好翻译，其实事实上翻译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困难很多。对于译者来说，翻译是一项要求苛刻且十分复杂的技术性工作。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在做一个项目翻译时，有时候即使查明了不认识的单词的意思，也不能很好的把原文与目的与进行很好的转换，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翻译人员需要具备相关知识背景，以及很好的逻辑思维使翻译出来的语言清晰的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还有就是一定要保证翻译的质量，译者翻译出来的文章应该是真实符合原文的，有意义的，一目了然的，符合特定团体和群体的语言和文化习惯的，符合规章制度，要有应用，能保护客户或是雇主的利益的。但是不理解的就是，译文需要尽善尽美这一点具体指什么，是指语言的运用上吗？用华丽的辞藻还是说平实的语言？那这样怎样保障译文的一目了然？目前，翻译市场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作为服务活动，翻译产生的营业额十分可观。所以我们作为翻译专业的学生只要能掌握好技能，就可以打破流传的不好就业的传言。

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翻译人员，就当然要了解译者的职能及翻译职业包括哪些具体工作要进行。第四章就是主要讲了这些内容。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先后履行若干职能，需要有译前准备，档案建立和信息搜索，术语、惯用语的搜集，翻译转换，校对审校，编辑，排版，管理。在没有阅读本章之前，我对翻译这个职业的理解还是很片面的，不知道还可以分的这么细致，有这么分工，把这些缩影到在自己做翻译的时候，就会知道自己缺了哪些必要的步骤，少了哪些环节，这对译文来说可以是不负责的。比如在做第一次的是由翻译作业时，由于态度上的不认真，只是翻译了一遍，就认为是已经完成了任务，没有前期查阅和后期的审核，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所以这就是我需要改正和完善的地方。

下面是第八章的阅读收获。本章主要是在讲解工作平台对译者的重要性。我认识到作为一名译者其工作平台的重要性，与诸多模块组件相连接的专属工作空间：如辅助模块、通讯模块、任务运行以及论坛模块和信息模块。在这些当中令我颇为感兴趣的是译者和翻译实践中的辅助工具这一模块;其中，这些软件辅助工具包括翻译共享资源、搜索引擎和门户网站、术语处理软件及惯用语提取软件等;作为译者，我们应该注意利用这些资源使得自己的译品更具有说服力。作为一名译者，掌握运作专业化软件的技能也是必须的。它们主要是实现翻译中各种必要操作的一体化，同时避免由于软件的缺失而造成的一些复杂的、有风险的操作。使用新技术的译者进行的是专业性更强的服务，所以薪酬也会普遍高一些。除此之外，不能忽略各种翻译博客的作用，它们能够提供丰富的信息，译者和气职业有关的信息等，浏览次数多的当属一门胡网站旗下的博客。

第十一章主要是更加深刻细致的讲解译者在翻译时需要经历的一些程序。具体的内容不想罗列太多在这里，通过阅读这一章，我对翻译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它绝对是要求译者具有专业素质的，这也就要求我们学习翻译的学生来说，学习时要具有认真专业的态度。接下来是第二十二章，这章是围绕着翻译职业的分类从而给读者介绍如何进行职业选择。作为一名刚刚接触MTI专业的学生来说，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了解，在有限的时间内要想做一名全能翻译人员是很困难的，因为译文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所以我们要有所侧重点，书中介绍译者分为文学译者、出版翻译译者、视听译者、专业领域译者、法庭译者。其中专业领域译者要拥有相关的专业知识背景，扎实的语言功底，公认的编辑能力。在我接触到的翻译文本类型中，我比较感兴趣的经贸类翻译和科技类翻译，在本科时因为所学专业是经贸翻译英语，接触的比较多的也是经贸类翻译，所以自己大概能够确定自己所感兴趣的方向，在以后的训练中可以有所偏重，在某一领域掌握专业的知识背景成为专业的翻译人员。在选择做自由职业者还是工薪译者这个问题上，目前还是想选择第一者，当然有很多客观和主观原因的限制，通过阅读本章了解到作为自由职业者会面临的困难，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坚持不懈并且保持心态平和，我认为翻译质量和提出合理的报酬是解决潜在问题的关键，所以关键一点还是积累翻译经验，掌握扎实的翻译理论基础，不断提高自己的翻译能力。

三、总结：

通过阅读了《职业翻译与翻译职业》这本书，我对翻译这一职业有了更加立体全面的了解，深深了解到了成为一名合格的译者还需要学习很多，全面提高自己。其实以前在做兼职翻译时，已经体会到了译者的心酸，但是因为热爱，所以想必一切问题都不能成为阻碍自己的原因。很幸运能够在最好的年华学习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本书让我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更清晰了一步。了解做译者的不易，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应对这过程中的困难，直到问题困难解决。在未来的两年中还是应该专注于学业，积累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最后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译者。（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从《浮士德》翻译看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缪可人

摘要：《浮士德》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过强烈的影响，它在某些方面是对浪漫主义的否定，但它的翻译者郭沫若恰恰曾经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郭沫若既有的文学观对其翻译和理解原著产生过什么影响，这些影响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由此，本文从《浮士德》翻译入手，探索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关键词：《浮士德》;翻译文化;翻译者

一、翻译者对《浮士德》的误读

（一）对《浮士德》悲剧结局的误读

国内外目前对《浮士德》的悲喜剧性质仍然争论不休，主要是因为《浮士德》本身就是不符合传统关于“悲剧”的定义的。争论的主要焦点在于《浮士德》最后的结局，主角浮士德最后肉体上得到的是毁灭，他输了和魔鬼靡菲斯特的赌约，但是精神上却得到了升华，天使指引了他迈向光明圣殿的道路。这与传统的美好结局很相似，但是并不能引起人们的怜悯。诗剧第二部也插入了大量的讽刺，使得整部诗剧缺少庄严、肃穆的感觉，也不能引起人的“怜悯”之情，整部剧因此走向了另一种“壮烈”的气势当中。而郭沫若的抗战六剧，包含了悲壮美和崇高美，却并没有“恐惧和怜悯”。《浮士德》以它独特的悲壮和崇高去激发人们饱满的热情、无限的信心和永远向上追求的精神，这种精神也是郭沫若历史剧中创造中效仿《浮士德》的地方。

从浮士德一生的五个阶段来看，浮士德的意义蕴含在他对自我的否定中：最开始，他从经院书斋中走出，回到了现实生活。他先是意识到人生意义在书本之外、在不断的求索中;接着他有了美好的爱情;爱情结束后，他有政治抱负;他狂热地追求古典美，和海伦结合的孩子却早早夭折;他最终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是要为人类服务，但在最后发出了让时间停留在此的感慨。浮士德一生以悲剧告终，但是他的不断否定与不断进取，表现的正是人的追求与发展。这也给人一个启示，人类总是给自己提出难以企及的高尚目标，而每向这目标靠近一步，人类都要以自己的错误甚至牺牲为代价;所以必须不懈努力。浮士德虽然经历了一次次失败，他的理想却始终没有幻灭;虽然他的理想超出他的实践能力使他成为一个悲剧人物，但是在他的悲剧里面却充满着鲜明的乐观主义色彩，可以说他的悲剧性是存在于他奋斗的结果之中，而非一开始就存在于人物性格之中的。

（二）对浮士德追求的误读

浮士德的精神就存在于他不断的自我超越和永不满足的奋斗之中。而在翻译的作品中看来，浮士德人生的最大意义就是他在死前所明白的为了百姓事业而奋斗、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不懈追求的高尚品质，但是这一切的出发点首先是人本主义至上，是在个人的生命受到强烈重视的前提之下实现的。这是浮士德身上体现出的“大我”与“小我”关系，郭沫若理解的，则是小我的意义在于能够完成大我，小人物存在的意义是为了大局，西方却恰好相反，为人类的牺牲和不懈追求都是为了完成对自身意义的追求，是一种自身的圆满。

浮士德对现实永不满足，积极追求却屡遭失败，他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但《浮士德》却没有给人以丝毫的悲哀，而是用悲剧的形式给人以乐观的激励。乐观的悲剧的结局是《浮士德》独特之处，浮士德为了寻求真理、实现理想，搏击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这种对人生的积极探索和追求，体现出了悲壮美和崇高美，整部作品回荡着乐观主义的昂扬旋律，给人一种生命的启示。这是一种漠视了痛苦的悲壮启示，它转为崇高的人生观和乐观主义精神。

歌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坚信人类必将永远前进的信仰，浮士德就是一个典型。在《浮士德》的最后，虽然浮士德喊出了让时光停留下去而输掉了赌约，但事实上，他是赢了，赢在了不屈不挠的探索和追求。最后，在天使的引导之下，浮士德进入了天堂。但浮士德所追求的意义在于他人生理想的实现，而并非像郭沫若所理解的那样，追求的意义在于牺牲自我来完成社会共同的理想。

二、误读的原因

造成这种误读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时代的影响

郭沫若的剧作受到歌德的影响。他在翻译《浮士德》期间，曾和歌德发生过两次共鸣。第一次是在“五四”期间，当时他有感于“五四”运动和德国“狂飙突起运动”的相似，所以引发了郭沫若和青年歌德的共鸣;第二次是在他翻译《浮士德》第二部时。他对中国现状的强烈不满，让他在翻译《浮士德》过程中趁兴所致，一气完成了抗战六剧。歌德关于人和未来社会的理想、幻想和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艺术相联系的人文主义分不开。而郭沫若对未来社会的理想主要是被十月革命的炮响唤起的，特别是受到了后期革命浪漫主义文学观的影响，因此郭沫若作品中往往含有强烈的反抗与革命意识，他所关注的首先是社会和历史的变革。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1、中西神学观的不同

首先表现在对中华民众心理的把握。中国文学的思维常常别具蹊径，不善议论，而将思考附着于故事性之上，这与西方重视心理的形而上的理性思索有很大的不同。中国自上古神话传说，继而民歌、小说等等俗文学都推崇于一种圆满的结局，要有故事的完整性体现，讲究一种成一家之言的历史传承感。不同的是，西方文学更注重当下，重视人心理的追求和思想的深度。这就导致翻译者在对浮士德追求的方式和内容的理解上产生了偏差。

2、传统人学观的差异

浮士德的人道主义精神注重的是个人价值的实现，人的个体在活动中的创造性作用十分的突出。而郭沫若从小受到了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的人道主义观点则带有中国式的人学观点。中国式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泛神论思想，这和中国传统的文学观是分不开的，中国式人道主义说到底还是传统的儒道释三家思想和中国人的神学观交汇、融合的产物。因此，在中国作家的悲剧之中，关于悲剧的解释往往也和别人有所区别，郭沫若说过，关于悲剧必须透示出转为喜剧的气势，因此在他的剧作之中，负面的影响是暂时的，即使剧作的结局是主人公的覆灭，带有悲剧性的失败，但是，在结尾处总是带有某些光明的暗示，也就是说，在他的悲剧后面必须拖着一条喜剧的尾巴，英雄的覆灭，带来一种光明的结局。这种人本主义导致了郭沫若对浮士德悲剧结局的根本意义上的理解上存在背离。郭沫若笔下悲剧的乐观结局，是以主人公的逝去换来的，而《浮士德》是纯粹的个人意义的追求层面的。

（三）翻译者自身的影响

郭沫若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的背反，其内在本质则是面对东西方文化时所具有的独特的精神特征。他坚持中西文化互释的立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理解、阐释和诠释西方文化的解构，再在这一基础上来认识、理解西方文化。用中国的社会现实来解释歌德创作《浮士德》的思想和社会背景。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必然使得他在翻译和创作过程中，根据自身艺术的需要，择取东西方诗歌形式进行诗歌创作和翻译。

文学的欣赏和接受在某些方面实际上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一部外国经典的翻译和传播也有它独特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浮士德》的译介就是如此，浮士德的精神是具有整个人类历史感和现实感的，但他在中国传播和接受过程中不可避免带入了译者的思想，也让郭沫若在创作其它作品时，也或多或少受到它的影响，这也同样印证了一句话，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冯至.《文坛边缘随笔》[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264.

[2]张意.德国古典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2）：3.

[3][德]歌德.《浮士德》[M].樊修章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73：46.

[4]钱穆.《中国文学论丛》之《文学与神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27.

[5]郭沫若.《学生时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85.

郭沫若话剧篇7

实际上，和今天的中心位置不同的是：在明朝，天官府不是一条街，而是一座豪宅。当时，重庆人蹇义因为深受明朝宣宗皇帝的宠爱，官拜吏部尚书，宣宗皇帝更是赐了一座豪宅给蹇义。据文史记载：公元1432年，宣宗赐给蹇义免死牌，准许本人免二死，子孙免一死，同时，还赐府第于故里。而这个府第，就是如今仍被老百姓称作“天官府”的尚书官邸。

今天的天官府，当然没有了当初“天官豪宅”的气派。然而，依山而起的天官府步道旁却立起了一幢幢错落有致的楼房，沿坡而上，还有树木、花台，以及重庆标志性的古老石梯坎。喜欢老重庆或者有怀旧情结的人，爱到这一带走动走动。也许，他们可以从这条小街道上的建筑形态，看到已经远去的层层叠叠的吊脚楼群，以及砖木矮楼的皱褶光影……

时光在天官府流过之后，伤感总胜于欢乐――今天的吊脚楼群已经被完全拆除，而那些灰瓦矮楼的砖木结构，也消失在了黄桷树、玉兰树和花朵丛中。但是，天官府的地名仍然保留了下来，尤其是天官府8号的门牌，还醒目地贴在一幢楼房的瓷砖上，似乎在寻找着深锁在沸腾历史里的烟云，更或者，他其实是在寻找着一个叫做郭沫若的人……

上世纪40年代初期，日本飞机掠过天官府上空，用燃烧弹把重庆变成了人间地狱：被日本飞机轰炸后的吊脚楼，苍白而残破；在那些弯曲狭长的老巷里，一块块突兀的灰色岩石，满布着日本燃烧弹烧过的痕迹；血流满面的吊脚楼废墟里，一根根斜阳木桩还冒着青烟……当窒息的上万具尸体抬出十八梯防空洞时，在天官府8号的土墙瓦砾里，郭沫若拨亮了煤油灯，他开始伏案疾书，他希望用自己的笔，让逝者的鲜血凝成春天的支点，化作慷慨壮烈的斗志，唤醒大后方的民众。

就在这一个个的夜晚，面对日本轰炸的苦难，面对重庆人民在十八梯防空洞里的生死大营救，郭沫若托腮沉思，只用了10天时间，就在天官府8号创作出了五幕历史剧《屈原》。当时，重庆《新华日报》头版用五个“空前”来形容这部五幕历史剧――是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是郭沫若先生的空前杰作；是重庆话剧界的空前演出；是全国第一的空前阵容；是音乐与戏剧的空前试验。那之后，《屈原》以震耳欲聋之势，震撼重庆，让重庆城的抗战情绪更快地升温。

如今，战火的硝烟早已散尽，然而天官府8号门口的石板上，至今仍旧清晰地记录着几个大字：“重庆郭沫若故居”。偶尔，还有许多郭老的“粉丝”前来瞻仰凭吊。

而郭老最铁杆的“粉丝”，可能是离天官府8号只有几步距离的金马小学。据说，金马小学年年都会排演历史剧《屈原》，并且年年都会在中小学课本剧比赛中获奖，还有不少学生更是因此爱上了话剧，考进了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

往事随风远去。现在的天官府，更像是老邻居们的大杂院――住户虽多，但楼上楼下彼此都很熟悉：常常是东家的肉香飘到西家的碗里；南家的辣椒呛得北家咳嗽；从乡下带回的一只报晓公鸡，窜到新婚夫妻的窗台打鸣；带着脚环的鸽子，飞到巷道的通风口上。更有趣的是，罗家侄子在天官府的路灯幽会刘氏姑娘；王大爷的祖传秘方，治好了江大妈的腰肌劳损……这一幕幕下里巴人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就像一匹彩色的画卷，将天官府人的生活描绘得多彩而真实。

但是在更多的人看来，天官府其实是一幅重庆现实版的“清明上河图”。在深深浅浅的巷子里，爬满了俚语方言和趣闻轶事……

郭沫若话剧篇8

听力受损弃医从文

郭沫若早年的留学生涯都还是轻松愉快的。单说官费生,生活其实颇优越。不少拿着官费的留学生,衣食无忧,东游西荡。郭沫若本来也可以这样。但1917年起,他有了安娜,翌年又得子和夫,都靠“三十二圆官费”养活,顿时“捉襟见肘”起来。

偏偏身体也与他为难。他去日本,选了学医。可是17岁那年,因伤寒致听力严重受损,原先在高等学校时,教室小,尚可勉强听课,升入九州帝大,都是大课,而“所有讲义都是口授笔记”,让他简直无法学下去。于是想改学文――大概学文基本可靠自修,不必依赖听课。然而,学文的出路较诸学医,何啻天渊之别,安娜就一直坚决反对。

郭沫若急于向妻儿证明,手里握着笔而不是手术刀,同样可以养家。于是,他开始奋力的笔耕。从1919年起,郭沫若便诗名大振,《凤凰涅》《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天狗》《炉中煤》等名作,都已发表。许多人大概以为此时他早已名利双收,但真实情况却大相径庭――名头足够响,然而在经济上、生活中,却每况愈下。1920年7月,他意外收到《时事新报》主笔东荪来信,说几个同仁组织了共学社,拟介绍海外名著,因见过郭沫若零星译过一点《浮士德》,特请他译全,报酬则稿费、版税听其自便云。“我得到这封信时异常高兴,安娜不用说也喜出望外。”当时郭沫若正四顾茫然、不知所措,险些抛妻别子独自跑回国去,找个中小学教师之类的事挣钱。

十年穷困充满屈辱

1920年春,田汉终于跑到福冈访友。郭沫若说:“他来的时候正逢我第二个儿子博孙诞生后才满三天,我因为没钱请佣人,一切家中的杂务是自己在动手。他看见了我那个情形似乎感受着很大的失望。他那时候还年青,还是昂头天外的一位诗人,不知道人生为何物。”田汉回去时,路过京都,与郑伯奇见面。郑问其观感,田汉答以:“闻名深望见面,见面不如不见。”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次造访的最精彩的一瞬――那是两人无意间一句对诗。经过如下:

“当他初来的时候,我正在烧水,好等产婆来替婴儿洗澡,不一会产婆也就来了。我因为他的远道来访,很高兴,一面做着杂务,一面和他谈笑。我偶尔说了一句‘谈笑有鸿儒’,他接着回答我的便是‘往来有产婆’。他说这话时,或者是出于无心,但在我听话的人却感受了不少的侮蔑。……当时的寿昌大约是嫌我太不清高,太不自重,往来的是产婆下女,关心的是柴米油盐。”

这么逼仄地度日,既受着“有产阶级”的刺激,连亲近的朋友也给以“侮蔑”,以郭沫若的自期,这种生活岂应属于他这样的人。后来他不是写过有名的戏剧《屈原》么?这个“屈原情结”,也是这时燃烧起来的。

就谋个职业论,郭沫若在上海四个月,硬是没有觅着任何机会。之后,连续三次回国经历同样糟糕。这接近十年时间的穷偃不起,不特造成生计的艰难,也深刻作用于他的性格和心理,令他充满屈辱。在这种生活中的郭沫若,开始变得富于敌意,以致“自卑”。

重返日本想“弃文从医”

从1921年到1924年,郭沫若回国讨生活的全部经历,全都黯然收场。没多久,再也看不出在国内呆下去的理由,两手空空告别了苦斗一番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