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政府规制和市场机制来发展绿色经济

【摘 要】本文基于2012年联合国“里约+20”峰会中提出的“绿色经济”新概念，从理论上论述了传统“褐色经济”失灵的原因，指出未来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发挥好利用“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协同作用。其中政府规制的内容包括：加强资源环境保护法律规章的建设、科学有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绿色GDP等环境指标体系的完善等，市场机制的内容包括：构建绿色市场经济制度、推行绿色消费新理念和企业绿色生产。

【关键词】绿色经济；政府规制；市场机制；绿色GDP；绿色生产

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气候变化的国际背景以及中国资源环境底子薄弱、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资源环境瓶颈急需调整经济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国内背景下，发展绿色经济被认为是我国走出经济、资源环境困境的有效路径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1.绿色经济的理论内涵

绿色经济的概念最早起源于1989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皮尔斯的《绿色经济蓝皮书》中。在2012年联合国“里约+20”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上，绿色经济以“可持续发展和减贫背景下的绿色经济”主题被提上国际层面上进行探讨。新时期下的绿色经济相对于以往的绿色经济概念，增加了“可持续”和“社会包容”两个重要的维度。新时期的绿色经济不是单纯的某个经济领域，如环保产业、生态农业等，而是贯穿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环境资源保护和经济发展并行的统一的经济形态。新时期我国发展“绿色经济”是相对于以往的“褐色经济”而言的。在褐色经济的发展中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规模效益，忽视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造成了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系统破坏和贫富差距加大。在绿色经济的发展中追求的是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强调的是经济社会环境三位一体的全面系统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绿色经济中的“绿色”即是改变传统资源不节约、环境不友好的经济发展模式，绿色经济中的“经济”即是通过经济发展先做大蛋糕再通过再分配帮助贫困人口增进社会福利。

新时期发展绿色经济，就要找出过去褐色经济运行机制中存在的可能对环境造成破坏的问题，完善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新时期发展绿色经济，是在现有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和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的情境下，有极大的物质基础作为经济模式转型的保障，更有经济模式转型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新时期发展绿色经济，就是要把自然资源的耗用计入经济发展的“绿色成本”，把对自然资源的创建维护计入经济发展的“绿色收益”，运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引导规制市场向着绿色经济的方向运行，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促进资源最高效率的配置，通过公众参与的绿色消费和对政府治理的监管监督政府和市场的行为，运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等催化加速绿色经济的发展。

2.传统“褐色经济”运行中的市场失灵

自然资源环境资源在我国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在产权上没有明确的界定，在市场机制中也没有明确的定价。经济系统中生产者在生产中对环境的影响选择有两种不同的情景模式：破坏环境和不破坏环境。破坏环境在短期可能会带来一时的巨额经济利润，而在长期中带来的自然的惩罚——“公共物品的负效应”将外溢由整个社会来承担；不破坏环境没有短期巨额经济利润，长期也不会带来外溢的“负效应”。在破坏环境发展经济的情景模式下，相对于由整个社会来承担也即企业只承担了少量的长期环境成本而言，企业获得了巨额短期超额利润。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而言，该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即为——破坏环境发展经济。在环境问题上市场失灵的原因，包括：公共物品负效应的外溢、公共物品的搭便车、破坏环境的成本没有合理的定价和交易机制等。

针对在市场机制中出现的市场失灵导致的公共物品负效应，国外有许多针对此问题解决的理论与实践。如英国经济学家庇古（Pigou，Arthur Cecil，1877-1959）最先提出了“庇古税”专门，用税收来弥补排污者生产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英国经济学家科斯提出了科斯定理，认为在某些条件下（包括财产权明确且交易成本很小），经济的外部性（非效率）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谈判而得到纠正，从而达到社会效益最大化，但科斯定理由于其假设实现条件太过苛刻而未能得到广泛的应用实践。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实践可以看出，在市场失灵的背景下，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是十分重大的，要运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引导规制市场的运行、引导资源向自然产品方向的配置。

3.运用“看得见的手”——政府规制引导绿色经济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经济活动中引导资源和创新向环境配置的过程中的特点是：见效时间快、作用力度强、作用范围广。其作用的工具主要有：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制建设、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绿色GDP为政绩考核标准的行政引导等。

3.1 加强和完善环境保护法律规章的建设和惩罚力度

世界各国环境保护的实践表明，环境保护需要完善的环境法的支撑，通过环境法制治理环境问题。我国的环境保护法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40多年的发展虽然形成了一定的环境保护法体系，但在贯彻落实这些法律规章上仍然差强人意，导致近年来一系列环境危机频发而得不到强有力的惩治处理。政府需要加强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建设。重点加强地方性环境保护法的基础性建设，因为环境问题出现时一般都需要地方立法结合当地的资源环境现状因地制宜地处理。重点加强环境标准的建设，提升环境保护法律规章治理的深度、广度和法律效力，如提升环境资源税费的法律地位，拓展环境保护法保护环境的领域范围，加强破坏环境的惩处力度。环境法制建设要融合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理念，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探索环境治理的法制创新。

3.2 科学合理地施行保护环境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绿色经济发展中最有效见效最快的方式就是政府实施的针对环境保护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大放缓的背景下国务院总理为了刺激经济而实施的4万亿救市政策，虽然对该政策的后续影响存在众多质疑声，但毋庸置疑此次积极的财政政策就像一剂“强心针”对经济增长的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2011年在有关绿色经济的研究报告中，通过Threshold-21模型在过去40年经济人口发展的基础上对未来40年（2010-2050年）全球绿色经济发展进行了情景模拟，研究了对10个主要绿色经济部门投资的不同规模（全球GDP的1%和2%）下，未来各时期全球经济、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情景，得出了绿色投资于自然资本在短期内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会减少，但中长期（2030年以后）经济增长会优于在褐色经济发展模式下的经济增长，就业水平会至少与褐色经济的发展相当。即绿色投资可以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资源的消耗相脱钩，使得经济发展超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风险为0。该项研究对我国针对绿色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我国应该根据本国的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现状，构建绿色投资模型，应用线性回归和情景模式分析，确定不同时期对各绿色经济部门进行投资的额度和战略目标，据此制定和实施相应的财政投资计划。

用资源环境税代替向人力资本征税稳定税基。目前我国资源环境税普遍较低，造成资源环境的使用成本较低，不利于企业节约和循环利用资源。可通过加大对资源环境的征税额度引导企业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使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消费转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消费，从而在降低对资源环境的使用破坏的同时扩大就业，获得一箭双雕的成效。

3.3 完善“绿色GDP”等类似环境经济指标的评价体系

“没有度量，就没有管理”，发展绿色经济需要科学规范的绿色经济评价指标体系，GDP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和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强调资源环境保护的绿色经济发展中需要采用修正后的绿色GDP。现行GDP核算只包含了经济产出中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对于不可以定价的对环境社会的效应并没有体现在GDP中，而中国粗放式的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便是对环境社会的效应为负值，因此以GDP指标来衡量的国家发展发展水平必然比实际情况偏高了。此外，现行GDP的核算使得政府和社会过多地关注经济产出中的看得见的物质规模而忽视了看不见的其他福利来源，这引导了政府政策制定实施和社会价值观走向的偏差。

对此，有学者提出用GDW（Gross Domestic Welfare）来建构绿色GDP的指标：GDW=现行GDP+外部经济因素-外部不经济因素。还有学者提出绿色GDP核算要兼顾经济活动对自然和人文的影响，即，绿色GDP=传统GDP-自然部分的虚数-人文部分的虚数。国家发改委综合司提出绿色GDP理论公式为：绿色GDP=传统GDP-资源环境损坏+环保部门创造的新价值。总之，绿色GDP就是是要从国内经济总量中扣除影响社会总福利的其他因素，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扣除对资源环境的消耗影响。

尽管绿色GDP的施行存在着一定的经济成本和技术难题，但为了从上至下地引导经济社会的绿色走向，改变政府官员“唯GDP论政绩”的激励考核机制，引导社会价值观的正确走向，绿色GDP核算系统的构建势在必行。当前对绿色GDP的理论内涵的科学界定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对绿色GDP的核算技术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试点和推广。对绿色GDP指标体系的构建，可参考国际社会中的核算经验，如：联合国统计机构出版的《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手册》（The system of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和世界银行在《环境进展的监测》文件中提出的对国家“扩展的财富》的核算。要从最简单现实可行的指标体系的核算入手，先试点再推广，从简单到复杂，逐步完善对真实国民财富的核算和掌控。

4.运用“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发展绿色经济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资源和创新向环境配置的过程中的特点有：资源配置效率高、作用时间长、作用范围广。如果说“看得见的手”引导的是被动的绿色经济，那么“看不见的手”引导的绿色经济就是主动的、充满活力的机制。构建绿色市场经济，首先需要完善绿色市场经济制度，这是绿色市场经济建设的基础，再从消费、生产、交易上促进绿色经济在全社会的推广。

4.1 构建绿色市场经济制度

市场经济制度是主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制度具有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使得有效率的绿色市场经济制度可以促进资源和创新在市场经济中高效地向环境资源配置，同时约束不利于保护资源环境的市场行为。

首先建立资源环境产权制度，只有产权明晰才能明确对环境资源拥有的权利责任，才能进行市场交易进而确定资源环境的市场价格。其次建立和完善绿色产品的生产、质量监管、标准、认证制度和市场交易规范制度。最后建立绿色激励制度，如税收激励、信贷激励等。

4.2 绿色消费

市场经济中消费者是最重要的参与主体。马克思认为：“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内在要素。”在企业生产经营中“顾客就是上帝”，企业只有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才能长久地获取利润最大化，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消费者的行为影响市场的最终价值取向，消费者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决定企业的命运，企业通过预测消费者的需求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个人为消费而劳动，社会为消费而生产，生产的增长，经济的发展，都是为了消费的满足和改善。发展绿色经济就必须加强绿色消费理念在全社会消费者的推广践行，使美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资源在中华民族得到很好的传承。

绿色消费作为一种全新的消费理念，具有以往的消费理念所没有的优点：（1）绿色消费是使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消费品；（2）绿色消费是消费有益于人类身体健康的“无公害”的产品；（3）绿色消费更多强调的是精神上的消费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物质消费，是人类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量后更高层次的需求满足；（4）绿色消费强调需求控制，注重地球环境资源对消费的承载极限和“代际公平”。

研究资料显示，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就具有很强的绿色消费观念：77%的美国人认为，企业的绿色形象会影响他们的购买欲，94%的德国人愿意购买绿色产品，德国82%的消费者和荷兰67%的消费者在超市购物时会考虑环保因素。我国要加强绿色消费在全社会消费者的推广践行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通过大众传媒对绿色消费的优点进行宣传教育、培育一批具有超前绿色消费观念的消费群体，通过这些消费群体影响并带动其他消费者的行为、由于绿色产品推广初期生产成本可能会偏高，可对绿色消费行为实施适当的消费补贴、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实施绿色消费试点，建立集中的绿色产品市场等等。

4.3 绿色生产

在现代企业生产经营中，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构建强大的竞争优势。随着国际社会对环保理念的重视，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只有注重绿色竞争优势，以科学有效率的工艺技术，以更少的资源和对环境的影响生产出有益于人类身体健康的绿色产品才能先发制人率先抢占市场份额获取最大化利润。在现代国际贸易中，打破绿色贸易壁垒的有效途径就是以严格的绿色标准进行生产，如欧盟对进口商品要求绿色认证的已达到5000多个品种，日本在2000年起对所有进口商品进行绿色认证，美国也宣布今后不再进口不带有绿色认证的产品。

绿色生产要求产品从生产到消费到回收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符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有益于人类身体健康的原则。绿色产品的设计工艺和生产流程要求较高，要尽量使用可替代的可回收利用的材料，简化包装回归自然生态。这就要求企业在战略层面上融入绿色生产经营理念，在技术研发设计上注重绿色研发设计，要有长远的企业发展眼光，淘汰掉不利于资源环境的生产工艺设备，以创新构建企业的绿色竞争优势。

5.总结

发展绿色经济加快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打好政府规制、市场机制这两只手的组合拳，构建有利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制度才能科学有效地发展绿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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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瑞，女，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