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与盈余波动

时间:2022-04-12 07:08:02

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与盈余波动

摘要:会计准则允许企业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减小盈余波动。文章利用9家中国上市银行近4年的面板数据,对公允价值选择权应用与盈余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并非减小了银行的盈余波动,反而扩大了盈余波动。而股市的波动对银行盈余也有着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公允价值选择权;盈余波动;公允价值会计

一、 引言

在2003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颁布IAS39修改稿《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允许企业指定任何金融工具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即允许企业使用公允价值选择权,但不允许撤销。IASB引入公允价值选择权的目的,是简化金融工具会计,并减少无法应用套期会计时混合计量模式导致的会计错配,从而减少对损益表的不同影响,降低盈余波动性(IAS 39.BC74(C),2005)。2007年2月,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也颁布了类似的准则《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选择权(The Fair Value Option for Financial Assets and Financial Liabilities)》,减小盈余波动性也是该准则的目标之一(FAS159,2007)。2006年2月,我国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也允许企业在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满足一定条件时,在初始确认即“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企业会计准则》,2006)

允许企业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意味着扩大公允价值会计的使用。这项规范能否实现准则制定者的初衷,降低盈余波动性?或是扩大了盈余波动?对这个问题的探究,有助于了解公允价值会计与盈余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而了解公允价值会计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二、 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

盈余波动是重要的财务信息,反映了企业的风险,具有价值相关性。Beaver等(1970)建立了对盈余波动的风险相关性的测度,并指出盈余波动和盈余风险系数解释了市场模型的风险系数。另外一些研究发现,以会计计量结果为基础的风险度量数据与股票的风险之间有确定的联系(Fama & French,1992)。以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07和115号为背景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对某些资产负债表项目以公允价值计量具有价值相关性(Barth,1994)。Schrand(1997)比较了不同信息的风险相关性,例如利差、衍生金融工具的名义金额,以及美国证监会的《财务报告公告第48号》要求披露的公允价值计量所得的盈余波动。Hodder(2006)以银行为研究对象,验证了以现金流和公允价值盈余波动为基础的风险数据的价值相关性。

由于公允价值计量产生利得与损失,对净利润、综合收益产生影响,因此可能增加或降低报表数据的波动。Gebhardt等(2004)在国际会计准则拟扩大公允价值使用范围的背景下,模拟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动。他们揭示了银行应用混合计量模式时,即使进行了有效的套期保值,仍然存在的盈余波动性。欧洲央行(2004)进一步深化了Gebhardt等(2004)的研究,模拟了信用和市场风险、利率风险等情景,认为扩大公允价值的应用会增加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波动性,可能降低他们对危机的应对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8)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通过模拟,揭示应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负债比例增大,有助于抑制资产负债表的整体顺周期性,并且认为当与金融市场的额外流动性缺乏相结合时,公允价值会计框架放大了资本的周期性波动。Song(2008)检验了SFAS159规范的公允价值选择权是否减少了盈余波动性。他发现,在实施公允价值选择权确认未实现损失与利得此举前后,季度利润的标准差并无明显变动。即没有数据表明,公允价值选择权减少了盈余波动性。Peter Fiechter(2009)在《IAS39中公允价值选择权的应用:对银行盈余波动性的影响》一文中检验了公允价值选择权(FVO)的各种应用目的对盈余波动的不同影响,发现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以减少会计错配的银行,和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计量金融负债的银行,报告的盈余波动性小于那些没有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的银行。Andrew G Haldane(2010)在《“恶劣气候”中的公允价值》中指出,公允价值对利润的影响持续增大。近几十年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大于1970年前后的四十年,表明银行利润的波动性增大了。

在国内,对公允价值计量与盈余波动之间关系的探究主要出现在金融危机之后。汪静(2010)以金融类企业为样本,选取来自沪深两市16家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季度报表数据,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企业的利润变动与企业以公允价值进行计量的金融资产的比率之间存在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孙敏慧等(2010)对我国31家金融上市公司2007年~2009年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上证指数存在相关性,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会计对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利润具有一定的顺周期效应。夏既明等(2011)运用统计性数据,得出公允价值变动对银行净利润的整体影响不大,但对个别银行的净利润造成了较大影响。公允价值变动对银行股东权益的整体影响不大,但对个别银行的股东权益造成了较大影响。

国内对公允价值会计与盈余波动关系的研究虽然已经兴起,但经实证检验的成果还比较少。在已有的实证研究当中,主要采用统计性数据分析,尚缺乏普遍认可的数学回归模型。本文拟在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模型检验方法尝试研究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盈余波动的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2006》规范下,企业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满足下列三项条件之一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即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消除或明显减少由于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计量基础不同所导致的相关利得或损失在确认或计量方面不一致(会计错配)的情况;企业风险管理或投资策略的正式书面文件已载明,该金融资产组合、该金融负债组合、或该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组合,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进行管理、评价并向关键管理人员报告;包含一种或多种嵌入式衍生工具,从而使整体现金流量发生显著改变并且在初次考虑时即允许拆分其包含的衍生工具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2006》对于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条件的规定与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9号一致。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9号提出公允价值选择权的初衷之一,便是减少盈余波动。

减少会计错配保证了对经济状况的计量的一致性,避免了对利润表的单面影响,因而减少了盈余波动。但是,因为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是不可撤销的,可能存在以下情况:某金融工具在会计上仍然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但是真实经济中的匹配已经不存在了。(例如,与之相关的交易性金融工具已处置)这种情况造成了人为的盈余波动。然而,更多情况下,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是减少了盈余波动的。

银行采用公允价值管理业务,则符合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的条件之二。目前的会计规范并不强制要求企业对金融资产的资金来源也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例如,企业发行的债券和权益性证券可能采用不同的计量基础)。实际应用中,公允价值计量通常仅用于金融资产(Jerzembek & Grosse,2005;Pellens et al.;2008)。如果银行用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超过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负债(交易性金融负债),那么,公允价值选择权的应用将使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资产负债的差额增大,从而导致更大的盈余波动。

银行将公允价值选择权应用于金融负债的,相对于其他银行,报告的盈余波动可能较小。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结构性产品的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结构性产品通常包含一项或多项嵌入衍生金融工具,银行通常对已发行的结构性产品进行套期保值(IAS39.BC77B,2009)。如果套期项目符合会计准则对衍生金融工具的界定,就必须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因此,对应的被套期项目,即上述结构性产品(金融负债),如果采用公允价值选择权,那么由于避免了计量的不一致,可能减少了盈余波动。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下述假设:

H1a:银行采用公允价值选择权,增加了所报告的盈余波动,假设其他条件相当;

H1b:银行采用公允价值选择权,降低了所报告的盈余波动,假设其他条件相当。

三、 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1. 研究设计。为测试上述假设,本文设置的模型包含以下变量。第一,设置一个因变量反映盈余波动。本文以银行报告的盈余为基础计算盈余波动。考虑到盈余波动的变量需要反映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的所有影响,包括套期,因此利润总额(EBT)是最合适的指标,此外利润总额还避免了税收的影响。同Hodder(2006)等的研究一样,本文将利润总额除以资产总额,以消除各样本之间规模不同造成的影响。盈余波动σ(EBT)是某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各季度的利润率(利润总额除以资产总额)的标准差。Waymire(1985),Kim等(2001)和Abdel-Khalik(2007)用类似的变量反映盈余波动。

第二,设置反映公允价值选择权应用情况的变量。设置哑变量FVO,当银行在报表及其附注中披露应用了公允价值选择权,即“指定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或“指定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负债”有余额时,取1,否则取0。

第三,设置控制变量。在上一节的理论分析中提到,如果银行用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超过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负债(交易性金融负债),那么,公允价值选择权的应用将使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资产负债的差额增大,从而导致更大的盈余波动。因此需要设置控制变量用来反映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结构。变量FINANCIAL,是交易性金融资产与交易性金融负债的差额,再除以总资产后的比率。

由于本研究涉及不同年份,且2007年~2010年金融危机对金融机构的报表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设置了两个反映宏观经济的变量:σ(STOCKS)和σ(FC),以反映时期差异(Crouzille等)。σ(STOCKS),是当地股票市场指数每日增长率的年化标准差。因为多变的股市可能影响银行的盈余,当银行持有大量非套期的当地股票时尤其如此,所以预计σ(STOCKS)和σ(EBT)正相关。变量σ(FC)是当地汇率的每日增长率的年化标准差。对于货币项目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工具来说,它们的汇率利得与损失通过利润表反映。因而,预计σ(FC)和σ(EBT)正相关。

借助所设置的变量,建立以下模型:

σ(EBT)=C(1)+C(2)FVO+C(3)FINANCIAL+C(4)σ(STOCKS)+C(5)σ(FC)+e

面板数据模型的变量取值都带有时间序列和横截面的两重性,而一般的线性模型只单独处理横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不能同时分析和对比它们。换言之,面板数据模型相对于一般的线性回归模型,既考虑到了横截面数据存在的共性,又能分析模型中横截面因素的个体特殊效应。因此,本文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检验。

2. 样本描述。本研究的样本取自在A股上市的银行。仅关注银行业的样本,是因为《企业会计准则2006》规范的公允价值选择权只使用于金融工具,而银行资产负债表里的金融工具比例要高于其他部门的企业。由于《企业会计准则2006》自2007年1月1日起生效,至2010年12月31日(本文撰稿时能取得的最新年报日期)为止,仅四年时间。样本期间局限较大,所以使用季度报告能够提高数据的标准差的精确度,从而更好的反映盈余波动(Waymire, 1985)。而2007年1月1日已经在A股上市的银行仅9家,因此本研究的样本为这9家银行,而非本文成稿时的16家上市银行。

银行报表数据来源为锐思数据库,股指和汇率的数据来源为万得数据库。即变量σ(EBT),FVO,FINANCIAL的原始数据都来自锐思数据库。σ(STOCKS)和σ(FC)的原始数据来自万得数据库。

使用EVIEWS6.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四、 实证结果与结论

1. 描述性统计。变量FVO的均值为0.39,表明样本中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的企业比没有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的企业少。变量FINANCIAL的均值为正,说明各银行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平均余额大于交易性金融负债的平均余额。σ(STOCKS)的平均值是39.92,说明2007年~2010年的股市波动较大。

2. 面板回归结果与结论。由于本文研究的横截面个数为9,而时间序列个数为4,横截面个数大于时间序列个数,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模型的F值为2.77,在5%水平上显著,调整后的R平方为0.38。模型的拟合度较好,模型的回归结果有意义。代表公允价值选择权应用的变量FVO通过检验,且系数为正,表明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对银行的盈余波动产生了影响,具体为扩大了盈余波动。解释变量通过检验的,有σ(STO CKS),其系数为正,说明股市的波动对银行盈余有着显著的影响。当股市波动明显时,会增加银行的盈余波动;当股市较为平稳时,会减少银行的盈余波动。

3. 结论。本文以个体银行在每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各季度的利润率(利润总额除以资产总额)的标准差作为盈余波动的变量,应用2007年~2010年在A股上市的银行作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对盈余波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允价值选择权的应用扩大了银行的盈余波动。另外,银行的盈余波动与股市波动有正相关关系。这为公允价值会计是否对银行的盈余波动有放大效应的研究领域提供了初步的经验证据。

参考文献:

1. 黄世忠.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效应及其应对策略.会计研究,2009,(11).

2. Hodder L., Hopkins P. and Wahlen J. Risk-Relevance of Fair-Value Income Measures for Commercial Banks,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6,81(2):337-375.

3. 汪静.金融工具中公允价值计量对企业利润的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金融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财会通讯,2010,(8)下:70-72.

4. 夏既明,吴晓,杨江英.公允价值会计对我国上市银行财务波动性的影响.银行家,2011,(1):75-77.

5. 孙敏慧,孙杨清,徐诗奕,朱朝晖.中国金融业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中国管理信息化,2010,(9):16-20.

作者简介:黄静如,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2008级博士生,集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

收稿日期:2012-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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