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认同的群体路径研究

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社会转型导致社区的现代性，从而产生社区认同的整合问题。虽然社会转型拉大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距离，但文化为二者提供了衔接的桥梁，利用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动态地应对社会形态变迁带来的社区认同问题。亲属关系实践有利于培养社区居民的自我认同和行为规范，并借助社会化的机制强化社区认同；地缘关系实践有利于增加社区居民的社会资本，有效解决社区的异质性问题。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意义上的初级群体可以成为通向整合社区认同的有效路径。

社区认同；家庭；亲属关系；地缘关系C91283A0111-05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14B22014）

〔作者简介〕袁磊，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孙其昂，河海大学社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1100。

在构建和谐社会、加强社会治理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新形势下，社区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既是普通人群的家园，又是个体精神的归宿。但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社会转型中，社区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美好，而是存在一系列问题。而由现代性带来的社区认同的弱化则是比较显著的问题。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逻辑，进而会影响到个体在社会化进程中的心理和行为方面。而它的抽离化机制使得时空产生了转型的倾向，从而影响人们对日常生活固有的遵循与控制，而这成为“现代人焦虑的根源，但同时也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自由选择的机会”。〔1〕现代性作用下的社会与个人的矛盾出现在社区中，构成社区认同的整合问题。在社会转型中，一方面个人拥有了从乡村到城镇的自由选择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个人要面对这种选择带来的价值和规范的混乱。社会与个人关系的二重性导致社区的异质性，从而造成认同问题。但是，这种二重性也提供了弱化现代性消极影响的路径，因为要解决社区认同的整合问题，还应当回到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中寻找答案。虽然社会转型拉大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距离，使得现代人蒙上了现代性的一丝阴影，但是距离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二者间的断裂，因为不能忽视文化在社会转型中的意义。文化虽然与社会紧密相连，但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动态地应对社会转型。从文化角度看，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因此，从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出发，可以寻找文化应对社会转型的机制，进而发现整合社区认同的路径。

一、社区认同

社区概念的内涵是丰富和具有层次性的，因为社区这一名词经历了从德文的Gemeinschaft到英文的Community，再到中文的转换，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于它的理解产生了差异，而且又由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社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2〕社区这一概念进入社会学的视野起始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他提出社区（Gemeinschaft）和社会（Gesellschaft）两个概念用来描述和解释近代社会的历史变迁。他认为社区的精神来源于传统的乡村，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守望相助的社会关系密切相关。传统的乡村社会主要通过血缘和具有共同利益的地缘纽带联结而成，这种纽带对于人们情感的联结和共同信仰的确认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如果缺乏传统乡村社会的组织方式，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强烈共同体意识就会遭到削弱，社区的团结与紧密就会走向松散。而与社区不同，社会的形成不以紧密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为必要条件，而是建立在个人的理性和自由选择基础上的，因此，个体的独立与自由是社会形成的前提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对于个人缺乏约束和控制，它具有一套建立在契约和法律基础上的社会整合机制。〔3〕滕尼斯的描述有助于对社区概念的客观性理解，虽然他没有强调其地域性特征，但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社区涵盖了地域共同体、血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20世纪20年代，社区已经成为美国社会学的主要概念，并随着芝加哥学派对社区问题的关注和实践，社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而社区概念扎根于中国则与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obert E. Park）息息相关，他于20世纪30年代来华讲学，将该概念带到了中国。费孝通认为社区一词的中文译法来自于燕京大学的年轻学生，为了与社会所蕴含的人际关系进行区分，他们用社区来表达具有共同体性质的紧密人际关系。对于费孝通而言，社区应该具有特定的地域范围，因为它是个人生活的时空坐落，联系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中国的语境中，社区不仅拥有强烈的精神认同，还要求现实层面上的伸缩性。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语境中的社区概念呈现出了一系列特点：“对‘区域’、‘地域’的强调，对社区‘物质’内涵的强调，对社区中非人类生命以及社区空间内‘天地万物’的整体性强调”。〔4〕

关于认同，它涉及的是对我们是谁这一问题的理解。虽然认同追求同一性，但是这种同一性建立在事物差异的基础之上，是包含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统一。因此，围绕认同就形成了纷繁多样的理论，比较有影响力的是自我认同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自我认同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人们对于自身角色的认同，包含各种自我知觉与自我界定。人们的自我认同来源于对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扮演的角色的认知，以及这种认知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当人们将角色所蕴含的期待塑造自身的行为时，自我认同的过程也就形成了。虽然自我认同强调的是通过角色运用形成自我的一个过程，但它包含着社会认同的一面，因为它要处理自我与周围世界关系的情感、认知和评价等问题。社会认同理论指的是“一个人所落入的或感到其所属的社会类别（如民族、政治团体、运动团体），提供给此人根据这一类别描述的自身特点来界定自己的倾向，这种自我界定是自我概念的组成部分”。〔5〕社会认同理论强调知觉上的社会分类和社会比较，进而积极区分群体的界线，因此，它超越了群体成员对物质资源的关注，依赖于主观上的认同感。

因此，社区认同是个人对社区的归属感和依赖感，既牵涉到个人的角色位置和自我的形成，又关系到社会群体与个人的互动。对于个人而言，个体的社会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区认同的影响，而对于社会而言，社区认同则有助于为社区划定符号的边界，为社区整合与凝聚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因此，社区认同既是一种自我认同，也是一种文化认同。此外，关于社区认同，有的学者从管理体制的地方性创新，对现代农村社区认同进行经验性研究，并试图寻找出重塑现代农村社区认同的现实路径；有的学者从社区认同、社区依属、社区凝聚和社区满意构成的社区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研究，在时间和现实条件构建的框架下，探讨个人社区意识产生的社会效应价值。虽然社区认同与从外部压力以及个人做出的回应有关，但是其来源关键在于自我与社区的良好互动。因此，要解决社区认同的整合问题，需要回到社会转型中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找寻路径。

二、家庭与社区认同

亲属关系，包括基于血缘和婚姻为纽带建立的社会关系，以家庭为核心单位。它包括宗族群体和姻亲群体，在我国农村地区，这些群体是社会群体形成和聚集的最重要的基础，也是维持社会群体臻于持久和超越时空的原始和恒久的力量。同时，亲属关系也是考察家庭与社会变迁关系的较为重要的指标，有助于分析现代家庭的行为特点。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家庭结构呈现出了一系列变化，较为显著的是核心家庭比例的大幅上升。而家庭结构变化带来的结果是家庭功能的专门化，大量传统家庭的功能转交到社会机构，夫妇式家庭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以夫妻关系为主轴，强调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核心家庭有助于家庭成员人格的培养，“人格的形成与发展（社会化）就是在群体里进行和实现的”。〔6〕而自我又在人格中处于核心地位，“可以将人格界定为：个体在行为上的内部倾向，是具有动力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自我，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给人以特色的身心组织”。〔7〕由此可知，人格是具有稳定性的自我，而自我的形成又涉及到角色认同和社会认同。借助于人格，家庭成为自我和认同形成的重要来源之一。

虽然教育功能已经外移，但家庭在角色认同中的作用还是不容忽视。由于核心家庭在社会发展中的十分重要的职能，“社会对其有着特别依赖”。〔8〕良好角色认知和扮演与家庭是密不可分的，家庭拥有无法替代的权威。家庭为成员提供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是形成稳定角色认同的基础，有助于自我稳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家庭的认知会逐步内化到个人的人格体系里，进而影响到个人对于周围世界的感知。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家庭依然向成员传递着责任和义务的观念。文化传递与认同被认为是社会化进程中的重要机制，社会成员所认识和体验的风俗习惯与民族精神，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依赖于文化传递的机制完成的，而家庭则是这种机制运行的重要推动力。

三、亲属关系与社区认同

除了核心家庭对认同的影响外，亲属关系在自我的形成中也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亲属关系可以指除了核心家庭之外的其他血缘与亲缘关系。虽然社区居民来自不同的乡镇，拥有相异的社会背景，但是他们还是具有相似的特征。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即便他们选择城市社区，拉远了与村庄或集镇的地理距离，但亲属关系对于他们的意义并没有随着空间距离的扩大而遭到削弱。“工业社会的地理距离并没有破坏家庭纽带”〔9〕，这种纽带对于家庭成员和亲属间在情感与经济方面仍然发挥着积极的支持作用。这种观点在笔者的调查中也得到了印证。社区内一李姓住户跟随亲戚从农村来到该市务工。最初，他在亲戚经营的小餐馆内打杂，渐渐地，勤劳使其获得了学习厨师手艺的良好机会。在亲戚的亲身指导下，他的技艺在较短时间内就有了较快的发展。后来，他顺利地经营起一家小餐馆。

虽然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了社会流动的增加，尤其是地理空间的变动，使得家庭的功能趋于专门化以及核心家庭得以独立，但是亲属网络对于家庭的意义并没有遭到严重削弱。虽然与工业化相适应的核心家庭更加注重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与家庭成员的独立性，但是家庭并没有实现完全的独立，事实上，它仍然与亲属群体以及邻里保持着密切交往。家庭具有的现代性影响了传统亲属关系的实践，但正是由于相对独立性，使得它能够动态地把握与亲属网络的关系，以创造适应新社会环境的机会。

核心家庭具有社会分化的特征，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方面存在差异，如家庭规模、家庭成员的就业分布、家庭成员的日常互动、家庭的社会地位、家庭与亲属网络的关系等。但是，核心家庭的差异没有影响到其与亲属网络间的互助行为。即便是城市化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居住模式、时空距离以及生活方式，个人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家庭与亲属关系的支助。家庭的社会地位不同，但即使收入较低的家庭成员依然会抽出时间与亲友聚会。虽然时间和收入有所限制，但手机和网络已然成为进行交往的便捷手段。亲属关系并没有随着城市化的到来而趋于消失，而是依然活跃于亲属间的互助行为之中。重大的节日或者农忙时节是亲属间聚会的重要时刻，虽然机会有限，但并不会削弱对亲属群体的归属感。因为不仅可以互惠，而且能够获得慰藉。可以说，亲属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的互惠交换关系提供坚实的基础。但是，亲属网络中的互惠互利是超越工具理性的，中国文化支配下的亲属关系实践将现代价值和利益融入了对传统互助模式的创新之中。与传统亲属互助模式相异的是，个人在现代亲属关系中获得了独立性。

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亲属互助有利于增进社区认同，因为社区认同需要借助于自我形成中的角色认同和社会认同，而自我又处于认同体系的核心地位。因此，现代亲属关系中的互惠互利可以作为自我形成和发展的来源，为自我提供价值和规范的基础。同时，亲属网络也为自我提供了成长的具体空间。虽然社会形态出现了转变，但传统的价值体系并没有消亡，而是与现代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和夫妇式家庭制度相融合，共同作用于家庭成员。传统价值体系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共同体意义上的亲属关系网络，而是随着社会文化传递机制内化于现代社区的个人人格结构中，而且构成自我认同的价值和规范基础。所以，现代社会中具有独立性的个人会通过社会化的机制，将来源于亲属关系实践中的认同和整合意识运用到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因此，亲属关系的现代性特征恰恰发挥了整合的功能。它依然承载着传统价值观，如对长辈的孝道、对家庭成员义务的忠诚等，与现代社会的普遍价值，如尊重个人的权利、强调家庭成员间情感的培养等，处于并存状态。更为重要的是，二者发生互融，共同影响家庭成员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达致个人与群体的整合。所以，亲属关系蕴含的传统价值也可以成为现代社会的道德基础，为现代社会整合提供支持。因此，亲属关系的互惠实践蕴含的价值可以超越时空，它们并没有凝固在一刻或一点，而是将传统的价值体系附着在了现时的空间。

来源于传统社区的亲属关系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获得了新的价值，个人在城镇化中的流动充分利用了亲属关系带来的便利与机遇。传统的社会人际关系并没有成为压制和妨碍个人发展的藩篱，而是为个人适应新的环境与寻求机遇提供了可靠的社会支持网络。亲属关系中的传统互助模式与新的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契合点，成为个人在陌生的经济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平台。当然，亲属关系的支持网络并不是传统模式的复制，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也容纳了平等、独立、自主等新型价值观。这种新的价值意味着，亲属实践的场景兼具传统和现代的特性，它要求个人要学会动态把握传统与现代的时间界定。时间的界定意味着功能的创新，以及对于自我的不同理解。但自我的不同理解不代表自我的混乱，从传统社区向现代社区的转型中，自我能扮演同一角色，成为强化现代社区认同的关键动力。

四、地缘关系与社区认同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价值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为现代社会的整合提供道德基础。除了传统亲属关系对现代社区认同产生积极影响外，地缘关系也在认同中发挥关键性作用。从空间社会学角度出发，地缘关系是在空间与社会秩序并置中建构的。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被认为是较早对空间概念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并从分割性、距离性等方面赋予了空间的社会特性。对齐美尔而言，空间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生活中建构出来，反映着人们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地缘关系的转变显著地表现为人口从乡村向城镇的流动。它不仅表征着地理距离和空间位置的变化，而且更具象征意义，承载着丰富的价值观念。因此，地缘关系是社会秩序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社会转型中的地缘关系变化会带来传统社会秩序的消极改变，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会削弱初级群体的社会整合与道德抑制功能。但是，这一过程具有双重性的特征，同时意味着现代社会秩序的建构，因为赋予特定空间意义的特定地缘关系不再仅仅是人们社会行动的舞台，还参与着新的社会关系重建以及提供新的整合规范与道德力量。因此，现代社区成员需要重新认识地缘关系。从乡村定居到城镇，面对的是一个新的环境和秩序，需要谨慎对待地缘关系的问题。农村和城镇具有不同的特质，代表不同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和生成原则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新的环境和社会秩序中的生活会影响到个人自我的认知和构建。

乡村到城镇的地理空间差异，会影响个人对身份的认知。在乡村，广大的田野占据着空间的主体部分，散发出自然的气息；而城市则给人一种经过精心规划的感觉。同时，乡村应对环境的生活方式是经验累积的结果，缺乏明显的目的性。例如，乡村居民虽然可以采用现代的计时工具来安排作息活动，但依据自然景象或者经验来把握时间则更为普遍。类似的生活经验可能已经融入个人的角色中，成为社会交往中稳定期望的来源。由于身份是个人的社会类属，地理空间承载的文化和价值会嵌入到对身份的理解中，进而影响关于地理空间的认同。所以，从乡村到城镇地理空间的流动会带来地缘关系的转变，间接带来社会秩序的变迁，从而产生地缘关系的认同问题。

地缘关系的变化产生的认同问题，意味着除了亲属关系外，邻里关系在社区认同中也应当扮演关键性的角色。“邻里是邻居相互知晓对方的区域，是形成场所感和归属感的基本尺度”。〔10〕邻里既是人们生活与交往的固定场所，为公共活动提供便利的空间，又是增进人们之间情感的重要力量。随着日常生活中的交往，邻里的空间特性就会逐步被赋予一定的社会特性，成为衡量人际关系远近的重要符号，承载着一定的互惠互利的道德义务。邻里关系是基于地缘关系产生的一种社会关系。在传统社会中，它是一种首属关系，对生活在其中的人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在邻里关系中，人们的社会交往是全面的和个性化的。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传统的邻里群体趋于解体，邻里关系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随着城市社区的发展，传统模式的邻里关系功能遭到削弱，人们在邻里间不再具有无法代替的社会位置与角色。虽然传统邻里的功能遭到了削弱，但这并不意味着邻里在现代社会趋于消亡。邻里关系在社会转型中吸纳新的因素，依然能够成为认同和整合的重要动力。

在现代社区中，邻里关系的生成依然基于地缘关系，但是它影响个人自我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如果说亲缘关系的现代实践强调了价值和规范对于人格的重要意义，那么邻里关系则从社会互动中为个人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提供重要的基础。邻里不仅是现代社区居民日常交往的重要空间，还为日常交往赋予了较为重大的文化意义。邻里居民间的社会交往可以成为人们互惠互利和培养信任的载体，还能够成为推动社区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基础。现代社区的邻里关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而社会资本可以增进居民间的信任，增强社区认同。社会资本是嵌入到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资源，包括结构方面与认知方面两个维度，前一维度包含制度、角色等，后一维度包括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共享的价值观念、信念等。这意味着结构维度的社会资本培育了互惠的规范和准则，认知维度的社会资本产生了互惠交往的共同期望。因此，社会资本不仅有利于整合居民对社区的认同，而且能够强化来源于亲属关系实践中的互惠价值和期望。

虽然基于现代社会的地缘关系产生的社区具有异质性的特征，但这并不影响邻里关系借助于社会资本整合社区认同的意义。从心里认同机制出发，虽然社区内部的异质性会降低社会互动，较易引起居民心理上的相互排斥，降低居民间的信任水平，阻碍邻里社会资本的形成。但是，社区内部的异质性也为居民提供了多样的互惠交往的场域，从长远看，可以打破隔离，拉低居民间的差异水平。异质性的社会互动有利于居民间普遍信任的发展，“与同质的个人进行的合作相比，与不相似的个人进行的交往更利于普遍化信任的发展”。〔11〕同时，社区异质性也为居民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可以交换的资源，从而强化对社区的认同。

虽然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现代社区的地缘关系发生了变动，异质性趋于增强，但是它借助于邻里关系整合居民社区认同的意义并未遭到削弱。

五、群体路径与社区认同

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是整合社区认同的有效手段，而亲属群体和邻里依然是通向认同整合的良好路径。虽然工业化和城镇化赋予了它们现代性的特征，但这并未影响到它们在现代社区发挥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在具有现代性的环境中做出了新的改变，为社区认同提供了价值和规范的基础。现代社区与传统乡村存在较大差异，而且社区居民的异质性特征比较显著，从而缺乏进行日常交往的原初动力。但是，现代社区承载着分化的日常生活服务功能，恰恰为居民进行交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同时，社区的异质性带来的信息和资源的差异，为居民进行互动从而培养社会资本提供了可能。但是，现代社区认同并不是仅仅建立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上，还具有价值和期望共享的一面。在适应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社会转型中，传统亲属关系发生了创造性的改变，有效地处理了核心家庭和相应亲属网络间的关系，使得二者之间没有以对立的姿态出现。这为处于其中的个人培养良好的自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使得现代社区的个人能够共享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和期望。这一共享的价值和期望通过社会化的机制为现代社区认同提供了具体的路径。因此，社区认同群体路径的形成，既需要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的外部条件，又依赖于蕴含在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和期望的共享与内化。结合二者，虽然不一定能够达到共同体层面的理想状态，但至少可以实现整合社区认同的共享层次。

虽然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了社会转型，但传统文化依然在现代社会中实现了创新，继续发挥新的功能。从社区治理的角度出发，应当认识到它的价值，从而探寻它在社区良性发展中的意义。在整合社区认同的过程中，既要注重亲属关系网络的功能，为个人提供良好的成长和发展环境，又要强化社区服务功能，为邻里社会资本的发达从而构建新的地缘认同提供便利条件。同时，还要结合实际，创新地继承传统文化以推动价值和规范的建设。因此，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意义上的初级群体在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社区中，依然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功能。所以，应当辩证地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从而尽可能地弱化现代性带来的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1〕李强.现代性中的社会与个人――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J〕.社会，2000（6）.

〔2〕程娟.社区概念的演变〔J〕.知识经济，2012（4）.

〔3〕姜振华，胡鸿保.社区概念发展的历程〔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4）.

〔4〕李晓非.拿来、改造、中国式运用――社区概念中国化的思考〔J〕.学术探索，2012（9）.

〔5〕周晓虹.认同理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析路径〔J〕.社会科学，2008（4）.

〔6〕项葵.群体理论在社会化分析中的应用〔J〕.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4）.

〔7〕黄希庭，夏凌翔.人格中的自我问题〔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8〕〔9〕唐灿.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的回顾与评述〔J〕.社会学研究，2010（3）.

〔10〕王兰，刘刚.上海和芝加哥中心城区的邻里再开发模式及规划――基于两个案例的比较〔J〕.城市规划学刊，2011（4）.

〔11〕李洁瑾，黄贵荣，冯艾.城市社区异质性与邻里社会资本研究〔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